让我们开门见山： 老魏认为：“经济基础是造成当今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这是不对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所谓“决定”关系有个前提条件：同是上层建筑内部的政治结构必须与意识形态结构在性质上没有冲突，否则“决定”的关系就会倒置。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联合起来的能量大于旧的政治结构时通过某种形式的负反馈调节，系统尚能维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当意识形态结构瓦解，与旧的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旧意识形态卷土重来时，经济结构就会被迫适应而回到私有制。这就是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社会形态在结构上演变的内在机制。当前的社会三大结构基本是适应的，只是经济结构中资本追逐利润极大化引起的社会矛盾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而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又激化了这一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精英与大众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而精英与旧的政治结构走得更近，这缘于私有经济和精英意识这两个媒介。没有了大众的参与也就决定了这是一个缺失了外部负反馈调节功能的正反馈系统。众所周知，正反馈系统最终要走向崩溃。 补充一下前三十年。当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和经济结构不相适应时，这个系统就注定是不稳定的。而这个系统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就是领袖与民众结盟形成的力量，通过不断“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再补充一下“旧的政治结构”。这里特指官僚机构。要搞清官僚机构在中国社会形态中扮演的角色，就要比较一下在西方社会中官僚机构的状况。 西欧封建社会时期，主流的政治力量是代表奴隶制的诸侯、代表封建制的国王和代表工商业的市民（不是平民）。这三方中的任何两方结盟的力量只要大于第三方，都能形成稳定的局面。官僚机构仅仅是王权之下的功能组织。而市民阶层对官僚机构始终保持着反感与戒备。当年的市民阶层蜕变为大资本所有者并成功的完成了社会形态演变时，由于他们的财富积累来自市场而不是由官僚们赐予的，所以他们对官僚机构采取了划清界限，限制利用的态度。他们把官僚们推到了舞台的最前沿，自己躲在了政治铁幕之后。这样做对他们有两个好处：1）对官僚机构进行外部调节，就是用资本操控舆论、议会和选举即操控廉政、立法和执政方针（哈耶克的资本控制权利）。2）用官僚机构去抵御、转嫁由社会矛盾引发的政治、经济的冲击波。哪怕这些冲击波是由大资本自己一手造成的。 在中国，自秦以来，官僚机构一直是社会组织的唯一中枢。官僚机构森严的等级制被儒家学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激活了全民族的精英意识，几乎每个人都在作着当官梦、发财梦甚至皇帝梦。虽然能够冲顶的只能是少数人。儒家学说也有所谓正面的东西，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似一体的儒家学说却暗藏着价值观悖离和人格分裂的基因。而这一切都是等级制造成的。我们都清楚，一个干部在会上的发言是不能拿到家里来宣讲的，家人会骂他神经病。同样，在家里聊天的内容，凡涉及到关系、提拔、工资待遇等问题，是决不能在正式场合透露的。这就是遍布官场的价值观悖离现象。官僚机构是一个公权力的载体，当正面意识形态非常强大时，或者外部控制力相对强大时，这个机构是可以比较廉洁的。在历史上新建立的王朝一般是这种情况。可是当外部控制力减弱时就会出现寻租现象。如果外部控制力量持续衰减，就会出现以官僚家族为核心的门阀集团（各朝各代大大小小的和珅家族）破坏小农经济基础，直接影响到封建社会的稳定。封建官僚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容易兼并田亩，聚敛财富，蓄奴，把持地方财政，建立私家军直至形成军事割据的一方诸侯。这就是结构性特权与意识形态上价值观悖离共同起的作用。 1949后，革命者全身心拥抱的就是这样一个旧的政治结构。原想可以通过一体化把它牢牢控制住。可现实是：一旦融为一体，不但失去了从外部控制的能力。还将自己也官僚化了并渐渐疏远了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们。所以当领袖去世后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王中宇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实验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公权力，这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就不得不让每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仔细想想：公权力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公权力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公权力的参与机制是什么？怎样的社会结构可以避免公权变私权？人类社会现成经验与理论也许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或参考，但绝不是答案，比如专政可以在瞬间改变性质。这个答案必须不同于现有的一切理念，它必然是对历史的批判与继承。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向前三十年的回归，都不可能持续。 也许我们能设计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并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但怎样与糟糕的现实衔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问题很多。 王中宇：“今天共产主义处于低潮、资本主义遇到无法跨越的危机。社会需要的是深刻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探寻人类未来的道路。过于乐观的预期、操切的方略，会将社会引入灾难。” 如果嫌300年太久，那就只争朝夕吧！ （责任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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