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如何读马列著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写的。

　　1960年初，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作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011-2012页。

　　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足以表明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学习研究马列著作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间是集中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这一时期，他不仅自己读，而且还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读。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这一时期他身边几种不同版本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用心读过，从种种批注的笔迹和批画的情形来看，许多篇章他至少读过五遍以上。读书的方式有三种：一是自己一个人读，随读随想;二是与其他的几个人一起读，边读边议，甚至展开讨论;三是在会议上与与会人员一起读，边读边想边讲。总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为什么这样下功夫读这本书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便更好地指导国家的经济工作。无论对毛泽东个人来说，还是对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工作中，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实际问题，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怎么办?怎样统一大家的思想?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就是读马列的书，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过读马列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统一大家思想，纠正思想认识上的一些模糊观念。

　　从1958年11月至1960年1月，毛泽东曾经多次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至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给与会人员。他在会议的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在1958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都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一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

　　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所以，在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同时，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自己带头读书，还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与他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阅读和讨论，在读书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发表许多谈话。

　　毛泽东与陈伯达等人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参加当时一起读书的邓力群写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回忆：

　　“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3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2时、5时、6时开始读，到7时、7时半、10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9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6时读至10时，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旁边，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泽东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邓力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写的后记。《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001-2003页。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是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担心也没有。什么担心呢?1958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深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1958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民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1954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1959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10年、20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赞同性意见主要有两条：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这样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段话甚合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贯思想，无疑受到他的赞赏。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便“产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观点同样深为毛泽东所赞赏。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不过，毛泽东也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他的疑问：“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重要问题是人的改造。”即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又如何体现呢?可见，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这个极有意义的问题，也看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但是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结论都是值得讨论的。毛泽东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唯其如列宁所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性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又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不仅重申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认为即使共产主义建成后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性质也还没有变。与此相关联，他认为教科书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也“不确切”。因为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以他哲人的智慧，不时冒出思想的火花，发表富有创造性的意见。例如向共产主义过渡及共产主义的阶段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多阶段说。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

　　毛泽东读教科书不仅提出政治经济学要接触生产力的重要观点，而且重申他在延安的思想。强调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1944年3月2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说：“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他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还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但是新中国初期，重点却并未放在生产力上，所以，他在读教科书时谈话说：“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针对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毛泽东旁批道：“事实上有。”而在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助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他又批道：“事实上也没有做到。”教科书写到中国情况则有不同。书中是这样写的：“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料，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既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体现，又是毛泽东世事洞明的远见，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说：“欧洲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另一方面，他又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保持着警惕，认为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和农业。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其下册“社会主义部分”的评价为：“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方面，“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变动”。“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并且“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8页。他的这些批评意见在观点上显然反映了当时中苏开始交恶的意识形态分歧，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出了“修正主义”。

　　同时，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特别是，“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7页。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经过一定的社会实践和反复的理性思考，是很难写出比较成熟的理论著作的。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谈话既有对原著的具体赞同，也有对原著的具体批评，尤其是他结合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独创性的意见。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对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等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17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1月18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7日到广州，在广州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到1960年2月9日结束，时间整整两个月。

　　从这一次几个人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马、恩、列、斯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后，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毛泽东还一次又一次地阅读这些著作。1974年4月1日，苏联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新排的大字本印出后，毛泽东还在一次又一次地翻看。《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出版后，毛泽东也多次翻看过。

　　以上介绍的毛泽东读马列主义著作的情况，只是一部分。实际上，从1920年读《共产党宣言》起，到1976年9月，56年里，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是很多的。特别是60年代他老人家提议编辑出版的30本马列著作大字本，他差不多都一册一册阅读过。许多册上都用红铅笔圈画得密密麻麻。1963年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再次提出要求。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他是这样地要求全国高中级干部的，他自己一直是带头这样做的。实际上，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不是几十本，就是几十本的马列著作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样加在一起，他老人家在56年里读过的马列著作应当是数百本。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很少了。50年代之后，他老人家读过的各种马列著作都还存放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

　　毛泽东一生读马列、学马列、用马列、发展马列的丰富笃厚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的思想和实践、精神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紧密结合实际，紧密结合现实工作和建设事业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学是为了用，学了就要用，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用，用理论指导实践，用思想指导行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留给我们最基本的经验和最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