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不容抹煞

自从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各种反毛、反文革、反社会主义余孽，竭尽全力造谣、歪曲史实等各种恶劣手段，丑化和否定文革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这些亲历了文革全过程的人，容不得阶级敌人造谣和否定，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还文革的本来面目。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文革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工农业等各行各业、内政、外交等全面取得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并受到世界各国和境内外高度赞扬。

1.文革最大成就是全民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空前提高

文革期是中华民族全民大学习的最高潮，学政治哲理、学文史、学自然科学的广度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促使了全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大提高，全民反修防修，干群、党群、军民关系空前协调，干部基本上廉洁奉公，沒有听说有一个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以至几亿元的腐败贪官，而是焦裕禄、陈永贵、王进喜、顾秀莲等等深受人民爱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干部数不胜数。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懂得：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全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精神变物质，全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全社会比学赶、帮、超，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大寨大队大灾年夺丰收、红旗渠、两弹一星的成功……。在外交方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仅文革期就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应指出，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吃、穿自给自足，连邓小平也承认取得这一成绩不容易，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文革的胜利。而且其间中国人民又创造几大领先世界的发明：杂交水稻、电子印刷排版、人造胰岛素……。连走资派崇拜的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取得的成绩决不是这30多年“改革开放”可相比，参见下表：

美国《时代周刊》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30年对比

为节约篇幅，文革期取得的大量成就见附件：文革大事记。

走资派篡权后，官场腐败、环境污染、失业工人和农民及学生、非正常死亡人数、被精神病人数、不孕青年、各种人为灾难……。一切为金钱奋斗，有毒有害食物、拐卖撞骗、各种互相残杀等等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的奇闻频频发生，说明人的思想品质和道德己堕落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连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均被破坏殆尽，这是社会堕落到了最最危险的状态的标志。这些腐败、堕落事例，大家历历在目，都创了古今中外最恶劣的后果，就不一一例举了。

2.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而创了奇迹

    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发展简报》称：“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这是当时发展中国家难得的成就。到2008年中国人均寿命增加到72岁”。

     从这组数据可見：前29年，人均寿命增加了33岁，平均每年增加1.138岁。这个数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史上都是奇迹。这个奇迹，唯有在高举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创造的奇迹。

而后30年，“改革开放”的30年，人均寿命由68岁增加到72岁，共增加4岁，平均每年增加0.133岁。

    前29年为后30年平均每年人增长寿命的8.56倍。

    事也揍巧，国民党统治旧中国三十七年，人均寿命由30岁延长到35岁，共延长5岁，平均每年人延长寿命0.143岁。

    可見，“改革开放”30年，人年均延长寿命反比解放前少了0.01岁。

    而解放后的前29年，比国民党反动统治的37年，平均年人均寿命延长高岀0.995岁。前者是后者的7.96倍。

    由上述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毛主席领导建国后的20多年，成绩巨大，其中大多是文革十年中取得的。不仅解决了中国千年沒有解决的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达到人均年产粮食680市斤，粮食够吃，并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商业、金融、……体系，尤其是国防尖端一跃而为世界第三，中国人民挺直了腰杆做人，并成了共和囯的主人。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09页)。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对解决了中国十亿人吃饭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那些复辟派们“崩溃论”是有力的回击。

3.文革应吸取的教训

我们不能学反文革文痞全盘否定文革，而应实是求是总结教训。文革造成“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历史教训，我在《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凭史料详细介绍了是走资派扣压中央文件、捏造“毛主席最新指示”，蒙蔽支左部队，造成全局性血腥镇压造反派是造成“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主要原因。我想重复讲讲造反派该吸取的教训，虽在这前已发表的几篇文章都谈过这个问题，但仍有谈的必要。

“造反派”这个称呼，在文革期非常吃香，我没有听说有哪个群众组织不称是“造反”的，相反沒见一个自称“保守组织”。即便个人，像本人不自称“造反派”的也不多。因此，毛泽东反复讲过“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用阶级分析，“造反派”中包含了各个阶级的人物，都在充分表演。但当走资派篡权后，因“保守派”吃得开，因此声明是“保守派”的也不少。像本人此时才公开站出来宣布是“造反派”的为数不太多。而我对毛主席关于党内有党也有派、党外有党；以及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理解是“造反派”中有“保守派”、“保守派”中有“造反派”(注：指群众组织)。因此，文革期我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即保守派”，更反对批斗“保皇派”。大家都看了前些天网上发表的韩爱晶同志的文章，我认为他很真诚地总结了文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深刻的教训可能该算不能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甚至以牙回牙，把对方向死里整。本人幸好一是江青同志给我的信中批评，尤其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和副主任兼常委委员钱学森同志严肃批评帮助，本人闹派斗仅限在大字报上，而沒有发展为行动上武斗。当我在国防科委300多厂、所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上深刻检讨闹派性的危害后，较彻底改正了。因此，在我主持所领导工作期间，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的任用、入党等等均沒有受派性干扰。当走资派篡权后，张爱萍滥用职权，对我打击报复，企图让我所在党支部大会通过他对我的处分决定时，全体党员不顾压力而集体罢会，尤其不同观点的党员罢会更坚决，支部大会始终没有开成；所党委拒绝盖公章，张爱萍使压：责问情报所为什么对恽某处理不下去？才被迫盖章，但在材料里加进了张爱萍丧心病狂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手谕主要内容，让人一看材料就是打击报复；科委常委会仅张爱萍一人发言，其他常委一言不发；当时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亲自告诫他们：恽仁祥的情况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批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谁倒霉；以至张爱萍本人将死前，专门派秘书前来向我们所原政治部主任鞠芳同志说：张主任专门派我来，表示他对情报所的问题，他偏听偏信，表示歉意。我花了点笔墨介绍本人的情况，是想说明：克服了资产阶级派性，用党性处理问题得人心。因此，近些年少数人用派斗的办法对我一再挑衅，我做到了不予理睬，坚持抓批修正主义、走资派大方向；基本做到作为一个军人，对一些朋友或同志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注：至今沒有遇到打的)。但对同志间的意见，面对面或内部研讨学习会上，认真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坚持与人为善，不夹带个人成见。并劝说一些毛派同志对任何派性攻击一律不予理睬。

搞资产阶级派斗的基本特点：“以我为中心”、“一贯正确”、“唯我独革”、“100％马列主义”……，容不得不同意见，而上纲上线把不同意见“批倒、批臭”一棍子打死……。其问题严重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宗派主义对待同志：顺者昌、逆者亡。甚至搞派斗上了隐的，竟对马列毛语录采取实用主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搞派斗的结果：混淆矛盾、亲者痛而仇者快，两败具伤。

引起派斗，开始是刘邓在文革初派工作组，大肆镇压造走资派反的师、生，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但清算了刘邓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一些“造反派”沒有举大联合的旗帜，而是用资产阶级派性压廹对立面，不仅对立矛盾沒有解决，反而有所激化而扩大；加上前述1967年1月10日，叶剑英利用“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合法身份，扣押中央关于支持革命派夺权军队不准开枪的文件，而捏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蒙蔽支左部队大范围用枪炮镇压革命派的惨重大屠杀反革命事件(注：我在《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汇集了大量有关历史证据)。中央不仅沒有发现叶剑英的罪恶活动，反而仍支持造反派，而不是支左不支派，直到武汉“7.20事件”后，毛主席和中央才举起两派大联合的旗帜，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才彻底扭转了由叶剑英等反文革叛徒集团为破坏文革和党的威信蓄意制造的“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混杂局面。

在群众间的派斗，大多是因为对有关领导干部的问题的认识差异而引起革(“造反派”)与保(“保皇派”)的矛盾发展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毛主席早在1966年8月29日就明确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参见东方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