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林彪的十三条历史贡献
当前,是左翼运动低潮期,在这个低潮期进行共运理论和实践进行大反思正是时机,对左翼水平的提高很必要,而重新认识林彪则是大反思的一部分。 今天是林彪的诞辰纪念日,又让人感慨万千。对林彪的所谓罪行,主流媒介是众口—词作证批判数十年,妖魔化成份很大。而非主流争议颇大,为林彪鸣冤叫屈的人不少,这是很难定论的,因此可先放在—边。本文着重写林彪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历史贡献,作为对林彪103年诞辰的纪念。 林彪的功劳概括起来可以说夺取政权创立新中国战功第一; 民族救亡有杰出贡献; 巩固政权功不可没,不亚于夺取政权。具体来说可列十三个方面: 1、参加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或叫八一起义,又称南昌起事,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是指1927年8月1日于中国江西省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起义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林彪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其当时任排长,应该说他也参加了创军斗争,作出了贡献。 2、参加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斗争 对林彪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的作用怎样评价?笔者认为,不论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长征路上,林彪都是毛主席和中央第一战将。实际上,红军时期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是和林彪分不开的,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用短短的四年时间就从连长升到军团长绝不是偶然的,是和他的军事天才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林彪为红军时期我党我军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长征胜利功不可没 长征时,林彪是红—方面军司令员,领导的军队最多,—路战事不断,无论是湘江血战,四渡赤水,过金沙江、雪山、草地等,他出力最多,完全可以说是长征路上的第—战将 4、解放战争居功至伟 说林彪于建国战功最大、最多也是事实,辽沈、平津、解放海南省等战役证明,说新中国半壁河山是林彪打下也不为过,后人倾力抹杀林彪历史功勋,实为不公平、不道德之举,令人不齿。公正地讲,在打天下的众多将帅中,排在第一列战神的当属林彪、粟裕、德怀、伯承四人,而在四人中又应首推林彪元帅为第一。 5、抗日英雄 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平型关大捷是有功的,是负责任的军事将领,堪称抗日名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负过重伤,做出了重大贡献。 6、创立人民军队战术 林彪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发明了著名的六个战术原则。 指猛打、猛冲、猛追。 7、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上坚决支持毛泽东 林彪有一段话,大意是中国有六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林彪的话,大有现代版的罢黜百家,独尊毛泽东思想味道,号召大家都去做董仲舒,去宣传论语一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搞的毛主席语录,有如《论语》、《圣经》,让人们都去做毛泽东的信徒,是何等的好啊!可是林彪事件后,党内主流以反庸俗化为名,号召学马列,淡化毛泽东思想,把理论学习引入学术轨道,阉割了理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类文章,专业人员都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何况工农兵大众?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有普及和提高两个层面,二者不能对立,拿提高来反对林彪的普及是个错误,现在的百姓还能背许多条毛主席语录,用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无疑是林彪的功劳,可以说,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统帅地位方面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8、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 一九五七年二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的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刘伯承等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 林彪主要是反对洋教条,要求重视中国的军事经验,要求突出毛泽东思想,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正确的,有人认为林彪借机整刘伯承是角度很低的。林彪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 林彪的发言观点些鲜明,一语中的。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 毛泽东支持反教条主义,他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别人的。 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激愤之下,毛泽东还讲了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又说:“军队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毛主席的讲话表明,他才是反对军队教条主义的主角。 六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一千四百多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刘伯承、萧克扩大到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均、钟期光、宋时轮等众多高级将领。七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事后,刘伯承等被打入冷宫。 笔者看来,林彪在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的表现是正确的,是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有林彪研究者说林彪反刘伯承是山头主义思想作怪,是以己度人的错误判断。刘伯承是留苏军事院校的学生,在红军时期就有洋教条,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以为然,解放后任中共军队高级军校领导,依然重视苏联那一套,不但毛泽东不满,也和林彪重视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军事学相冲突的。彭德怀其实和刘伯承同样迷信苏联,虽主动出击,逃过反教条主义清算,已属万幸,然其人不知思过,继续在党内、军内横冲直撞,到庐山会议还是犯了大错。相比之下,应该说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领会是最深的。 9、庐山会议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中共内部又展开了一次重大斗争。由于庐山会议出现了彭德怀问题,把林彪显著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如果说在此之前林彪主要是从事军事的话,此后就变成了政治。 一九五八年前后,毛泽东发动了“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不赞同毛泽东的推进社会主义思路,进而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加上大多数干部经验不足、水平低,造成了浮夸风等“五风”错误,经毛泽东多次会议纠正,左倾的错误开始减弱,为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作个结论。毛泽东上山前心情不错,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词,如《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珑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想开个神仙会,没想到彭德怀挑起党内纷争,使庐山会议变成了暴风骤雨。 庐山会议一开始很顺利,毛泽东准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作个“问题不少,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结论,对这个结论,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因错误不少,都拥护毛泽东的判断。可彭德怀上山后认为对左的批判不够,要求从政治层面解决问题,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把予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会议延期,批转“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展开深入讨论。结果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错误判断形势和毛泽东团结意图,推波助澜,向刘少奇等施压,引起激烈辩论。毛泽东为平息纷争,避免分裂,亲自发表讲话,各打五十大扳,批彭德怀右倾,批刘少奇等老虎屁股摸不得。 后来由于罗瑞卿大将、陈毅元帅等揭发彭德怀有国际背景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形势急转直下,刘少奇等借机抓住不放,使政治斗争升级到中央全会,刘少奇亲自坐镇指挥批彭德怀,最终形成关于彭等反党集团的决议。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彭德怀问题涉及到苏联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决定弃彭很大因素源于此,彭德怀如此,高岗也是如此。 彭德怀在庐山的问题是严重的,现在许多人是不知道的。 连邓小平都认为彭德发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贺龙揭发,说彭德怀在从北京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有人说是气话,但是让政治家毛主席听了就没那么简单。 后人对彭德怀在庐山的表现等同历史上的海瑞,简直是笑话。海瑞乃文官,根本对皇帝无任何威胁,而彭德怀就不同了,文有协助毛泽东推翻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张闻天,武有总参谋长黄克诚,还有大内田家英和地方官周小舟、李锐之流配合,谁敢保证不翻车?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度警觉有何大错?右派在庐山会议彭德怀问题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国人不可上当。庐山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主要责任在彭德怀,而不是别人。 有人说林彪是靠庐山倒彭德怀有功才当上国防部长的,有违公道。林彪除了论资格不如彭德怀,论什么都比彭德怀强,林彪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彭德怀只是个政治局委员,他是完全有资格当国防部长的,也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和军队的器重,林彪主持军队全面工作后,可以说是军风、军纪、军心、军力最好的时期,林彪用光辉的实践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无愧伟大军事家的称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算彭德怀的过程中,旧事重提,有人怀疑林彪在长征路上倒毛泽东的背后是彭德怀支持的,林彪当众表示此事是他个人所为,和彭德怀无关,从侧面可以看出林彪的人品是光明正大的,并不像有的后人所言,林彪文过饰非,假话连篇。 10、七千人大会支持毛泽东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其他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他谈了对有争议的三面红旗看法。林彪认为:“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林彪正确地客观地评价了三面红旗,否定了许多人对三面红旗的错误看法。 林彪在谈到党的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符合事物成长规律的“付学费”的论点:“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在谈到如何看待产生的问题原因时,他与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针锋相对,正确指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林彪的讲话,与当时和今天把三面红旗问题强加给毛泽东身上的别有用心的论调划清了界线,并指出了我党犯错误的根源是背离了毛主席及其思想。 实际上,即便有些错误,也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代表他个人意见,也代表了军队多数同志的意见,这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林彪讲话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改变了刘少奇对党的工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估,变成了“三分失误、七分天灾”,反映了他始终有着独立的见解,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扬毛抑刘作用。毛泽东当即带头鼓掌。 毛泽东后来对林彪的讲话稿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求 “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对林彪讲话的马列水平给予高度肯定。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开较量,是林彪为代表的解放军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为毛泽东政治路线保驾护航。此后,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林彪为代表的军队支持,毛泽东怎能搞得成文化革命。 11、支持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一九六五年,党内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将摊牌,林彪走上了政治舞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全面指导军队工作: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領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四、大胆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員到关鍵的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战术。 此后,最高指示成了风迷一时的专用语,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统帅地位。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考虑文化革命战略问题,先解决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因“窃听器”事件而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措施之一。 据说毛泽东曾经问过林彪:“你对部队怎么看?”林彪表示说:“罗长子不好把握。”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评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短信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大抓阶级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整夜没有睡眠,吸烟吸了很多,这封短信就是林彪指出了罗瑞卿的问题,罗经常讲政治、经济、军事并列突出。毛泽东先在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而这个批示等于认可了林彪的意见。稍后, 十二月三日 ,毛泽东在林彪的来信做了重要的批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不满。许多人完全从私人关系角度写林、罗,忽略政治和思想层面的分歧是靠不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十二月上旬,刘少奇刚回国,就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了会议的重要。实质上,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文化革命的滩头战、安全战、攻坚战,其主角是毛泽东,不是别人。 十二月十五日,上海会议结束了,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自杀未遂,自此被软禁。 关于上海会议倒罗,许多历史学家和百姓把倒罗完全推卸到林彪身上是不公平的。许多老帅如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高级将领如许光达、杨成武、肖华等对倒罗都是很积极的,并不只是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参与,林与叶、徐等将帅在文革初期关系是很好的。由于罗抢了叶剑英大比武功劳,使叶帅心血付诸东流,他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毛主席以及林彪告状在前;毛主席借机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彪放权给罗提出了批评,林彪倒罗是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要是毛泽东认为贺龙、罗瑞卿倾向刘少奇,为发动文革而采取的预防政变的措施,毛泽东对罗向彭真告知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造成《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非常警惕,疑心罗不可靠。另外,有些林彪研究者只从个人历史渊源来断定倒罗林是违心的并不积扱,是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判断。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罗另搞一套是历史事实,决不能用私交问题把重大党内斗争庸俗化。 五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解决陆定一问题。文革初期落马的中共高官有所谓“四家店”彭、罗、陆、扬,除罗瑞卿与林彪有直接因果外,陆定一也算一个。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政治含义,试图把文化革命文化化,学术化,自由化。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将林彪推向政治中心,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 笔者以为,毛泽东让林彪当唯一的接班人除了表明对林彪的信任,也是政治斗争需要,当时并无更好的人选,不能表明其他。毛泽东对接班人从来是一帮二看三比较的,培养接班人和换接班人都是正常的,换与不换,要视革命需要而定,固定看待接班人是庸人思想。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有许多人加以批判,与皇帝立太子并论,非难毛泽东,有失偏激。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必然如此,培养接班人是力图修补而不是废除斯大林政治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月十八日,林彪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二月二日, 林彪同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上海邀请解放军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议至二十日结束,写成了会议《纪要》。 三月十九日 ,毛泽东修改了《纪要》。此后,江青将此《纪要》送林彪,他很重视,立即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 三月十九日 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审批。 四月十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事业。 林彪参与江青的纪要很说明问题,表明部队不但走在政治斗争前面,而且支持文化战线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合力,有力支持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发动。 二月七日,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把文化革命非政治化。 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彭、罗、陆、扬问题各异,总的来说是和毛泽东离心的,他们的垮台,标志着中央书记处改组和被搁置。 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意图贯彻的文件,是文化革命进一步合法化的文件。邓小平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以及对积扱参加文化革命的干部群众的处理,都是违反了党内路线斗争规则的,是不顾历史背景的,是站不住脚的。 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五一八”长篇讲话。林彪主要讲了文化革命背景,必要性,讲了预防政变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权的决定作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了坚决拥护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不懂这些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为非常重要,提出用文件形式发给全党,毛泽东对林的讲话有保留,主要是疑心林彪政变讲的多,不赞成林彪对毛泽东的过高评价,为此还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但考虑政治需要,还是批准了中央的意见。有人说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纯属谣言。但由于当时林彪看过表示不希望此信传播,故原件焚烧,江青留一份抄件,略有改动倒有可能。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后人多从负面去理解,其实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六月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质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六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控制不利自己的局势。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学生实际进入“停课闹革命”。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事件。二十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毛泽东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和调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搞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学生,提出“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在四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五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自六月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试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出马写大字报揭盖子,说明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观潮派不少。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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