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主义过渡（6）

从苏联的经验吸取教训

保罗.斯威齐

在传统上，每逢周年纪念总是要庆祝一番的，而十月革命的这个周年纪念确实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因为在五十年前的这个月，它不但推翻了旧的政权而且还推翻了俄国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来没有一个革命领袖曾经以如此深刻的历史眼光、如此大胆的决断并选择了如此正确的时机行动起来。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战友们在１９１７年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而在这以前却有许多人以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空洞的大话。

从来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曾经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也从来没有任何革命阶级曾经以如此不屈不挠的精神向国内外联合起来的强大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从来也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一个社会结构实行过如此剧烈而坚决的变革。

但是，也许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或引起广大公众的注意和同情。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及其海外属地，但大体上还没有触及到世界的其余部分，即世界上从人口和领上来说都是最大的那一部分。十月革命终于促使世界的这个最大的部分行动起来并把它推上社会变革的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在１９１７年谈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上只是欧洲的社会现象；１９１７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唯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

林肯·斯蒂芬斯在１９１８年访问俄国后说，“我已彻头彻尾地进入未来的境界，未来在那里真起着作用呢！”从来浚有人讲过比这更真实、更有预见的话。十月革命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时代的诞生，今天我们就是为了这一卓越的成就而庆祝这场革命的，人类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中也还会不断地庆祝它的。

但是，值得庆祝的还不止这些。从历史上讲，五十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社会主义在它的头五十年中本来很可能不会有多少进展，甚至还有可能在它的诞生地暂时被国际的厦革命势力所压倒。这类情况之所以建有发生，社会主义之所以反而在比三十年稍多一点的期间内就传播到了世界上广大的新地区，其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行了工业化。如果这个大规模的工业计划没有能够及时地实现，那幺苏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就不会有雄厚的力量来对付１９４１年纳粹的突然袭击；要在苏联重建社会主义并把它传播到其它各地，就可能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强制实行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工业化和整个这场战争，使苏联人民丧失了两千多万生命并遭受了说不尽的痛苦。但是这些重大的牺牲没有白费，作出牺牲的苏联人民也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由于及时做好了准备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苏联在粉碎法西斯称霸世界的企图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在１９４５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中为社会主义第二次伟大的进军开辟了道路。为了这些与十月革命本身同等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人类应当永远感激苏联及其人民。

苏联政权在国内外的发言人还提出另一项成就，他们认为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人类是应当庆祝一番的。他们说，苏联不仅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建立起工业体系和集体化农业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而且早已着手在这些基础上有成效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厦——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它仍然带着从资产阶级脱胎而来的痕迹，但是它在不断地改善，并已沿着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阔步迈进了。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自然应当庆祝，也许比庆祝苏联诞生以后的头半个世纪的成就还要热烈一些。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懂得，人类至少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它的最根本的问题，现在所需要的只是让苏联有时间解决各种问题以取得最后的成果，而世界的共余部分只要有向苏联学习的决心和愿望就行了。

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就好了！可是，令人失望得很，除了苏联政权的理论家和捧场者的声明以外，根本很难找到什幺有力的证据；男一方面，人们却积累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事实表明，和目前世界大多数其它国家相比，苏联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它拥有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拥有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发展得相当迅速的经济。它又是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存在着以政治官僚和经济经理人员的统治阶层为一方、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另一方的很深的鸿沟，鸿沟两边的人在收入和地位上的差距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社会看来在各级都出现了明显的非政治化，因而不革命的倾向就更不消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家庭所关心和追求的自然是集中在个人的私事方面，特别是集中在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消费水平上面。而且，由于这种经济既能够充分提供发展的机会，又能不断扩大消费品的供应，这些个人的动机就有力地影响着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分配和训练的形成。在目前的世界上，也许除日本以外，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资产阶级结构能够象苏联那样提供那幺多的工种和工作职位，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前进。

但是，这些结构所占的优势和它们的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着那个社会的性质及其成员的“人性”。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中最起码的常识的一部分，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只要提一下，剥夺经济生活必然导致剥夺社会生活，并挫伤政治生活的元气。资产阶级的价值准则、资产阶级的成就标准和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都被扶植起来了。（政治成为一种专业，和其它职业一样成为分工的一种。当然，事物的另一面是人与人的关系总是越来越疏远，同时人们也日益背离他们自己，而这种现象是许多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导致的最终恶果。

也许有人争辩说，固然这些倾向是存在的——我们相信，只有盲目的辩护士们才会加以否认——他们通常引证集体农庄庄员和城市无产者之间的收人和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低工资和养老金标准的提高、工时的缩短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些发展理所当然地为转变苏联人民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铺平了道路。正如威廉·波默罗伊在苏联作了一次广泛旅行后所说的：

苏联的观点认为，如果不持续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是不能奏效的。他们说他们现在“正在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目的是要创造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新型的人”只能在富裕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地茁壮成长。

这种论调所忽视的是，生活水平不仅有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除极少数的例外，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承认，有必要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但这是问题的开端而不是它的终结。根据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现在显然可以看出，以累积私人使用的财产——住房、汽车、家庭用具、衣服、珠宝等等——为基础的较高生活水平创造不出“新型的人”来；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表现出“旧型的人”的最恶劣的品质，促使经济上比较幸运的人滋长贪婪和自私心理，促使经济上不那幺幸运的人产生嫉妒和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分量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我们要说，象西方基督教教会组织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充其量只能为丑恶的现实加上一层薄薄的伪装。

但是，能否找到另一种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比较适合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呢？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同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增加生产应优先给领导干部、比较熟练的和（或）负责的工人提供他们为适当地完成工作而需要的条件。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遵循某些原则：（１）只应在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和要求的水平上去满足私人的需要和要求；（２）只有在大量增加并能在人人分到的情况下生产这样的物品和提供这样的劳务；（３）其它一切消费品生产的增加都应该用于集体消费。对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就意味着不应当生产供私人购买和使用的汽车、家庭用具或共他耐用消费品。理由很简单，如果要生产这样一些产品以达到普遍供应的目的，那就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在这期间私下把它们都分配掉了，其结果只会造成或加重物质生活的明显不平等。因此，适当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使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在形式和数量上最能满足集体的需要：集体使用的汽车、集体食堂，公寓住房、邻里洗衣服务站等等。应当强调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物品，而且意味着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特别是在汽车方面，为集体使用而生产的方针意味着严格限制生产，因为在许多场合，汽车是一种效力不大的、不合理的交通工具。而且，限制汽车生产并集中力量使用共他种类的交通工具，那就需要在公路、铁路、地下铁路、飞机场等等方面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

如果说苏联人今天已经着手在这第二种设想、即社会主义的设想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案，那幺人们就会有一切理由来认真地接受这样的论点，即他们是真的在“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尽管出现了某些相反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情况肯定并非如此，只要苏联的社会依靠个人刺激的制度并适应它的需要，情况就更不是这样。这些问题是牢牢地联系中关于刺激的争论，通常是用“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对立的措辞表达出来的。但实际上这并不确切，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面对着物质利益的问题：反对的意见倒是针对着物质利益的性质及共分配的力法。因此，用“个人刺激”和“集体刺激”这两个对立的说法也许更有帮助。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集体刺激制度中存在着：旨在增加每一个人（包括其自身）的份额的行为，比起旨在直接取得个人利金的行为当然更多地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并包含着较高水平的社会意识。

在一起的。一个搞非政治化的社会必然依靠个人刺激；为了使个人刺激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生产的结构必须这样组成：它所生产的物品和所提供的劳务能使货币收人和需求具有适当的具体意义。摆脱看来已进人死胡同的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使苏联社会重新具有政治性，从而可以不再依靠个人刺激，其结果就会出现一种不同的生产结构，也会出现一种不同的构成和分配方式，来处理新增加的社会产品。但是，重新具有政治性这个问题还包含着共他好些内容，特别是需要对目前领导及其治理方法实行一次根本的变革——至少来一次“文化革命”，如果不是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的话。这意味着需要来一次大动荡，而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还不可能出现，目前的方针是为长远的将来作准备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个方针与“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毫不相干，我们一定要问，这个方针究竟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了？

我们认为，答案是它正在把苏联社会引向物质上不平等的状态日益固定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过程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可以看得最清楚了。从苏联的历史来看，它大部分时间需要集中力量从事重工业和军火生产，用它大部分的消费品生产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这就使它不可能去发展那些迎合高薪阶层对耐用消费品的潜在需求的工业部门。因此，虽然这方面的生活水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显得很重要，苏联却对这方面实行过强制乎等的措施。然而，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已经不断地发生变化。目前苏联已经有可能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等，而且苏联政府还在大力发展这个经济部门。虽然很大一部分产品、特别是汽车工业方面的产品在未来的几年内势必供官方和公家使用，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基本的政策是把越来越多的一部分耐用消费品生产调拨到供私人购买的市场去。这种现象究竟预示着什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苏联统治五十年的一本账”冲说明了他的看法：

苏联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第五十年就象美国在二十年代那样刚刚进入汽车时代。由于菲亚特、雷诺及共他工厂正在建造一些新的生产汽车的设备，到了七十年代头几年苏联每年将生产出一百五十万辆小轿车，为目前生产数字的五倍。但是就连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也难以平息公众的埋怨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