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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主义过渡(6)

2012-3-22 09:38|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1533| 评论: 1|原作者: 斯威齐、贝特兰

摘要: 应同志们的要求,红色中国网将把斯威齐与贝特兰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完整的贴出来。这场讨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是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高潮。这场讨论里包含的很多火花,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毛主席等一批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最深刻的探索。对于我们来说,有宝贵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线索。 ... ...

一位经常去西欧旅行的作家刚回到国内后说道,“当我看到意大利或法国的任何一个普通工人都有一辆汽车时,我简直不知道过去五十年我们都在干些什幺。当然,也有些进步。但那是不够快的。”

苏 联进入汽车时代可并不那幺舒坦。这位俄国作家拥有一辆用了十年的胜利牌小汽车。在零下三十度的情况下,整个冬天他不得不把汽车停在街旁。根本搞不到汽车 房。新的公寓楼或办公楼都不给准备汽车房。在冬季。莫斯科的绝大多数小汽车车主每天晚上都得把水箱里的水放干净,第二天早上再灌进开水来发动车子。在莫斯 科只有三个加油站出售高质量的汽油。目前,在莫斯科大约有十万辆小汽车。要是有了一百万辆私人小汽车,那可怎幺办呢?当然,部分的答案是,随着小汽车生产 的增加,苏联将不得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并提供一个汽车化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公路、汽车房、车辆保养服务站、停车场。专为汽车旅客开设的旅馆等等。总 之,如果美国的经验值得参考,为汽车服务的这些辅助行业将吸收比制造汽车本身还要多的苏联经济的较大部分劳动力和物质资源。

需 要特别强调指出两点:第一,即使继续迅速增加汽车生产,也要经过许多许多年,为数不多的苏联人才能有希望加人汽车车主的行列。在这个期间,是否拥有汽车将 成为苏联社会物质生活不平等结构的一个新的方面,但这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是否拥有汽车的问题。那些拥有私人机动车辆的人会逐步养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 式。汽车日益支配着他们对于空余时间的利用(业余时间、周末、假日),这样就间接引起一整套需要,从那些为买得起的人兴建的乡村别墅起,直到野营设备以及 各种运动器材。

第 二,这一点通常是被忽视的,但我们却认为极端重要,那就是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分配到制造私人耐用消费品和它们的辅助设备中去了,这就意味着忽视或放慢经济 和社会的共他部分的发展。或者说得更坦率些,这种社会决定拼命制造大量的私人耐用消费晶,I司时又打定主意不把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了。(记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以下的论点是多幺荒唐;即把苏联发言人和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说成是那些要苏联人民过“享福生 活”的人和那些企图强使他们过假惺惺的简朴生活的人之间的争论。)看来,这些确实是苏联领导人已经作出的并正在大力完成的决定。

总起来说,苏联所遵循的路线使物质方面的日益不平等长期他了,而在这个期间,许多供生产用的资源直接地和间接地都用来满足少数特权阶层的需要,同时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则提高得不象应有的那样迅速和充分。

也 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即使上面所讨论的时期必定拉得很长,但它在原则上也只是过渡性的;并将通过提高的过程最后导致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够成 为一个耐用消费品十分丰富的社会的正式成员——换句话说,导致一个完全汽车化的社会(因为汽车是主要的耐用消费品)。这个新发明的乌托邦理论的确是一种奇 谈怪论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有没有运气,它看来都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根据长期的和各种各样的历史经验可以确立任何原理的话,那就是,具有根 深蒂固的权力并惯于享受特权和高薪的统治阶层能够找到种种保全和保护其既得利益的办法,以抵制来自下面的群众的侵犯。在苏联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统治阶层, 现今所遵循的路线保证它的特权地位将在今后长时期内得到加强和巩固。如果有人认为,这个阶层即使不是迫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也会自动放弃它的地位,那他不是 痴人说梦,就是迷信奇迹。“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这一口号,看来类似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甚至更加出名的同样性质的口号——“生活、自由、追 求幸福”和“自由、平等、博爱”——其目的在于激励那些向往更美好的未来的人们,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在这同时则日益脱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

读 者会注意到,我们曾经审慎地谈到统治“阶层”,而不提统治“阶级”。它们的区别是:一个阶层的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社会出身,而一个阶级的绝大多数(虽然不 是全体)的成员却是生来就属于这个阶级的。一个新的阶级在开始时通常是一个阶层,只是经过若干世代才凝结成为一个阶级,在这个时期里,特权逐渐变成世袭 的,并设置种种障碍以阻止底层的人向上爬。从历史上看,私有制是最常见的制度上的安排,以保证特权的顺利继承,并杜绝社会底层的上升运动。当然,利用种姓 和世袭贵族等其它手段,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苏 联分成阶层的制度如果有的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体系,我们还不能冒充了解。五十年——按照一般计算大约是两代人的时间——对于 形成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来说,决不是太短的时间。因此,在目前我们只能说:有利于一个阶级制度的发展的种种条件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假定,在不存在有效 的对抗力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自然会产生它们的结果。所谓有效的对抗力量,我们并不是指意识形态方面的学说或者表示善良意愿的声明,而是指有组织的政治斗 争。除非或直到这种斗争有出现的迹象,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分成阶层的结构在一定的时间内将会变成一个新的阶级制度。

无 需证明,所有这些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将来(即使只指比较近期的、革命以后的将来)的设想都有天渊之别。资产阶级批评家 自然会把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另一个)证明,并且认为这可以(进一步)证明“你们就是改变不了人类的本性”。马克思主义者对 这些批评的回答是什幺呢?难道苏联非得出现那种情况不可吗?还是苏联的事态本来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呢?这些决不是什幺“学术性”的问题。答案没有实践 意义的问题)。如果已在苏联出现的情况是非出现不可的,那幺我们对于现在和将来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逃脱同样命运的问题,至少应该作偏低的估计。如果在 另一方面,苏联的事态本来也可以沿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话,那幺,其它向苏联学习经验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希望证明马克思和列宁毕竟是正确的,并且在进人社 会主义时代的时候,人类终于找到了通向一个崭新的、在性质上更加美好的未来的途径。

我 们在这里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百来年一直存在的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老问题。决定论者的观点基本上认为,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的种种条件单独地决定着以后发生的情 况。这并不一定说,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单独决定的,而只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只有一种思想和行动的结合才能有效地付诸实践。个人能够有所选择,但祉 会却不能。在另一个极端,通常称为唯意志论的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只有依靠关键人物或集团的意志和决心才会发生。

马 克思主义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唯意志论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称之为既是决定论的,又是唯意志论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 段中写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换句话说,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可能性范围的大小是由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所决定的(决定论),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内,进行真正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唯 意志论)。然而,这个非常笼统的原则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全部表达出来。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精髓 的这样一种思想,即在社会生活中,总存在着一些相对稳定的漫长时期,在这些时期里,一定的社会秩序发展起来,最后达到共可能达到的顶点,然后随之而来的是 革命的过渡时期,以转人一个新的社会体系。这个论题当然是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所熟悉的,特别是阅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名序言之后就更熟悉了。似 乎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的是这样一个清楚的含意,即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在历史解释中所占的比例必然有很大的差别。只要一种社会秩序牢 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它的“运动的规律”又在充分发生作用,权力自然就落入那些能了解这个体系的要求并乐于和能够充当其代理人与受益者的人的手里。在这种 情况下,个人或集团很少能有所作为来改变历史的进程:一个全然是决定论的学说暂时似乎得到充分的证实。但是,当这个体系的固有矛盾已经趋于成熟,实行一次 革命转变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时,形势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个体系的运动规律整个地或部分地遭到破坏,阶级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危机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 下,可能性的范围扩大了,各个集团(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各个训练有素的政党)和一些伟大领袖就乘机崛起,作为主角而登上历史舞台。这样,决定论就退居幕 后,唯意志论似乎就取而代之。

如 果我们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这个辩证法来解释苏联的历史就可以得出两个非常明确的结论:第一,早期——从1917年到三十年代末期,那时国家坚定不移地致力 于强制性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唯意志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主要是指列宁和斯大林,在计划事物的进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当然,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能够办到的事情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这些限度还是大得足以包含以下两条路线:在一个极端,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实际上所遵 循的路线,在另一个极端则是“放任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肯定是行得通的,并且也是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的共他领导人所确实鼓吹过的)。如果后一路线得到实行 的话,那就势必要向富农掌握的市场经济投降,并很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复辟资本主义。

第 二个突出的结论是,近年来——至少从第二十次党代会和开始非斯大林化的时候起——苏联已经进人一个“决定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及其领导人不过只是 一座转动着的大机器里的齿轮,这架机器沿着比较明确的方向有时平稳地、有时乱蹦乱跳地转动着。至于它的一些主要的方面,上文已经分析过了。现在看得很清 楚,这种支配着“决定论”时期的机器是在“唯意志论”时期由党的领导多半在斯大林掌权以后所作出的有意识的决定和行动造成的。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有一张他 想要建立的那种社会的蓝图,并根据这张蓝图来制定他的政策,虽然这种考虑也可能起过一些作用。在192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肯定是形成今天苏联社 会的关键时期,斯大林主要的动机可能是担心外来的袭击,而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就必须粉碎所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国内反对派。换句话说,这些年代里苏联所建立的 那种社会实际上是一些旨在达到其它目的的政策的副产品。但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看法,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是有意这样决定的,并不单纯是客观情 况的反映。它们本来可以有所不同。它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本来也可以有所不同。用以达到实际上已选定了的目标或另一目标或一组目标的那一整套手段本来也可能有 所不同。其结果是,本来今天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有所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对内会按不同的逻辑办事,并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

这些并不是只坐在转椅上就可妄加推测的问题。

我 们知道,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关键性的几年里,有可能采取不同的路线,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段时期里剧烈的斗争和尖锐的辩论折磨着布尔什维克党。没有任何理由能使 我们相信斯大林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如果“左”的或右的反对派获得成功,它也必然会遵循斯大林所采取的同一路线。当时有自由选 择的实际可能性,苏联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国为有些办法被采用了,有些其它的办法则被否决。

现 在不是评论那些认为当初本来应当采取什幺政策及共可能产生什幺后果的议论的时候,因为那将会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要说出我们下列的看法就行了:斯大林 把准备抗击外来侵略的问题放在首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本来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较好的效果,而且最后的效果则会好得多。给予官 僚阶层以较少的特权,把它同其它阶层拉平一些;更多地倚靠和信任群众;扩大党内的民主——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本来可以成为一条路线的指导原则的,如果实行 的话,它们就能保证苏联生存下去,使它接近而不是离开共产主义前途的光明远景。五十年的苏联历史给我们许多教训。我们认为,其中最大而且最重要的教训是: 革命的社会能够并且必须作出选择,它们如何进行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对今后许多年乃至几十年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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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闪烁的童心 2012-3-24 07:33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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