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2日
大眼睛的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上周接待了到访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这是数十年来最重要的美国总统访澳之行。两位麻烦缠身的自由党派领导人在一起度过了26小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双方达成协议，在五年内让一支2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进驻澳大利亚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美军还将加大对澳大利亚空军及海军基地、陆军训练场和轰炸靶场的使用。 这一协议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也标志着美澳这两个长期盟友显著加深双边关系。澳大利亚当地评论人士自豪地谈到该国在快速发展的亚太区新近获得的重要性。而头脑更为清醒的人士则揣测，下一步将会怎样。
无论部署在澳大利亚的新的威慑性防御措施得到怎样的“包装”，它的矛头都是直指中国的。奥巴马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亚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随着中东“战争潮”逐渐消退，美国的焦点将坚定转向亚太，他说：“让我们排除一切疑问。在21世纪的亚太区，美国将全力投入。”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提出一个问题：2011年11月美国重返太平洋，是否标志着美国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逆转地升级？古往今来，不能容纳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崛起中的大国不能适应现有的国家体系——从来都是冲突的源头。
19世纪末谋求出头的德国就是一个例子。觊觎资源的日本在上世纪30年代寻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则是另一个例子。美国本身在20世纪初叶崛起为世界大国的经历也同样相关（虽然这一点在上周被有意忽视了），当时美国的崛起使其与昔日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在古巴和菲律宾打了一场“辉煌的小战争”。
一个世纪后，与其说中国是房间里的大象，不如说它是整个亚太区的大象。近年中国卷入了一系列与邻国的领土纷争。除了与印度和台湾的长期对峙外，北京方面还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在能源资源丰富的东海和南海发生矛盾。随着中国的实力日渐加大，在民族主义幽灵基本上仍处于蛰伏状态的亚太区爆发冲突的风险显而易见。
奥巴马提出的“太平洋地区美国治下的和平”思路，意在让亚太各国（包括越南这样的昔日敌手）放心。已有60年历史的美澳共同防御条约的深化，也将迫使潜在敌对方在挑战现状之前三思而行。然而关键的一点是，它并没有采用关岛和冲绳美军基地的模式，将美国的主权延伸至澳大利亚领土。
美中外交政策中的另一条主线是经济的。在上周末在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上，奥巴马寻求巩固贸易关系，首先是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国家的贸易关系。TPP是一个专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亚太国家团体。当然，TPP有可能扩大，各方或许会鼓励中国加入。但目前看来情况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对抗中国的团体，”受尊敬的《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国际编辑彼得•哈契(Peter Hartcher)写道。
在TPP问题上大做文章的同时，美方再三批评中国人为压低汇率。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年，这种紧张局面只会升温。不过，在市场仍在欧洲主权债券危机下惊魂未定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决定让美中经贸紧张程度升级，可能并不明智。记性较好的人应该还记得，里根(Reagan)政府在货币政策问题上与德国争执不下，是怎样触发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股市大崩盘的。
迄今为止，中国对奥巴马的双重高压姿态保持低调。鉴于领导层将在2012年换届，北京方面有自己的国内优先事务。但共产党领导层也在努力掌控中国经济的剧烈转型——从投资导向型的低成本制造“冠军”，转变为更加注重消费者的经济。这种转型产生的影响将远远延伸到中国的国境以外。在竞争力下降的驱使下，中国制造商正在全世界寻找市场、收购公司、升级技术和建立品牌。
“中国公司”的“走出去”已经深刻改变了贸易模式。中国的主要目的地已经日渐清晰：澳大利亚、巴西、印尼、越南、墨西哥、南非，甚至美国。中国的国际化有别于（打个比方）日本当年的国际化的地方在于变化的速度和规模。以巴西为例，对华贸易10年前仅占2%，现在已占据16%，超过了美国。
这些转变似乎表明经济实力正在坚定地东移。到20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比美国高出四分之一，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可能达到美国的2倍。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仍仅为美国的大约五分之一。中国将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但同时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一个不成熟的超级大国。
这就把我们带到下一个话题：相互误判的风险。只要美澳军事协议不构成某种僵硬遏制战略的第一块基石，中国就不必感到威胁。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所说，需要协调运用各种实力，灵活地容纳中国。要使这一构想在“太平洋世纪”奏效，人们不应求助于中国的理论家，或是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而应学习终极现实主义者：19世纪奥地利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本文以在今年悉尼罗维论坛(Lowy lecture)上的演讲为基础撰写。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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