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同全国文革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共同点是造反派出现前都有“红五类”为骨干的红卫兵行动。1966年8月以后，沈阳地区红卫兵矛头首先指向的是辽宁省委。9月中旬，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已先后被批斗。毛泽东、周恩来早期还是保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宋任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不同点是其他省群众多分两大派，而辽宁群众组织鲜明分三派，1967年，造反派风云际会。

　　1，“辽联”

　　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在沈阳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表明了他与“辽联”的关系。“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辽联”反对沈阳军区对1966年下半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要“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打倒陈、曾、曾”(指陈锡联、曾绍山、曾思玉)，成为“辽联”派主要的政治口号。

　　2、“辽革站”

　　1967年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1、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点意见”引起冲击东北局的较保守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在沈阳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5月10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成立誓师大会，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予头直指宋任穷等。“辽革站”成立后，受到军方陈司令们的支持。

　　3、“八三一”

　　1967年6月5日，一些造反派不赞成保宋任穷，也不赞成保陈锡联。最传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的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成了真正的造反组织。至此，辽宁地区三大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

　　辽宁文革三派观点不同，辽革站”是“保陈打宋”;“辽联”是“保宋打陈”;而“八三一”是“既打宋，又打陈”。笔者认为，“辽革站”是新保守派，“辽联”是旧保守派，“八三一”是造反派。

　　从辽宁派别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许多文革群众组织的背后都有当权派的支持，群众组织派别斗争实质是中共上层当权派斗争的道具，是党内斗争的外力;另一方面，少数文革群众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均早被镇压。随着中共高层斗争有了眉目，群众组织均被解散，客观上割断了党内左派与人民大众的联系，使群众不再有与走资派斗争的力量实体，变成一盘散沙，眼睁睁地看着社会主义走向死亡而无能为力。

　　说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不仅是党内斗争的外力，是指其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文革之初让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并组织和武装起来本是个防修反修的伟大创造，更深层的意义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萌芽，抓住了社会主义不败的根本，但可惜因许多原因并末贯彻始终，最后回到了脱离群众参政的列、斯主义的一党专政。

　　无论党内还是党外走社派，不重视依靠群众力量与走资派斗争都是错误的，只有人民群众起来了，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生。社会主义事业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组织和武装，他们喜欢的社会主义制度，迟早会被所谓保护人、代表们所摧残。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共产党人要逐渐淡化监护人角色，培养群众的参政、议政、干政的意识与能力，让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只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从根本上永远消灭剥削社会，使共产主义理想成为永久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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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