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织系统学视野下的马克思经济学

自组织系统学视野下的马克思经济学

—以劳动的新陈代谢特征为例

李节

【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马克思关于劳动定义中的“物质变换”应当理解为“新陈代谢”。本文基于此提出：从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角度看，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劳动二重性即新陈代谢二重性，而新陈代谢二重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的二重性。为达成论证，本文概要地提供了马克思时代与20世纪上半叶和中叶自然科学关于新陈代谢的有关认识，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的有关内容做了比较。初步提出：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会通的现代系统科学特征。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劳动 新陈代谢 自组织 现代系统科学

众所周知，马克思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可见，不论如何界定马克思经济学对象，是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把生产关系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如后来80年代初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经济学对象应该包括生产力；或者如90年代有的学者运用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劳动始终应该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解读劳动这个核心概念的新视角相当程度上意味着解读马克思经济学的新视角。

马克思生态学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2000年其代表人物J·B·福斯特发现：马克思用于揭示劳动内涵的“物质变换”(德文Stoffwechsel)移用的正是当时生理学、生物学才诞生不久的“新陈代谢”，因此，所谓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其实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近年来，由于现实中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渐渐对国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几乎与福斯特同时，国内的杨柄、李成勋在“物质变换”概念的名义下探讨了“物质变换”规律和可持续性发展,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也很快注意到了福斯特、柏克特的研究。受日本学界生态思想的影响，韩立新的研究认为，1962年法兰克福学派施密特(A.Schmidt)首次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提出了物质代谢概念，郭剑仁、刘仁胜以及近来有相当代表性的陈学明等学者们的研究从中译法、内涵以及出处、思想渊源等多个角度对劳动的新陈代谢特征做了探讨。这些研究有争议，也达成了一些共识。例如，《资本论》第三卷最新的中译本已有所反映，虽然没有在正文中把“物质变换”译成新陈代谢，却以“物质变换(新陈代谢)”这样的注释形式反映了新的研究成果。总的看，受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国内学者的进路大体上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的现象入手，由外而内、由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变换到物质代谢、再到新陈代谢。

不过，也许是国内学者们对自然科学不够敏感，没有把劳动与新陈代谢的关系置于更大的视野里，没有深入开掘劳动这个衔接马克思经济学与生态学、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环节更为深刻的理论内涵。事实上，如果把马克思劳动概念与新陈代谢的关系置于现代系统科学视野之下，不仅一些争议可望消除，例如，物质变换与新陈代谢的译法之争、福斯特是否把马克思混同于旧唯物主义，而更为主要、更为深远的是，通过揭示劳动的新陈代谢内涵特征，引出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系统科学意蕴，能进一步揭示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会通的特征，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转型。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系统思想有着系统哲学、系统科学、系统工程技术三种形态，已经历了系统存在的“老三论”阶段和系统演化即系统自组织的“新三论”两个阶段，正经历系统复杂性的阶段。限于篇幅和论题，本文假定，从系统存在的角度看，也就是说，从系统概念的外延和本质规定的内涵两方面看，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系统存在性均已被论证。在此假定下，基于系统演化的角度、基于自组织系统学的角度，主要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经典文本，以劳动这个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重要内容为例，探讨它的系统自组织属性—新陈代谢特征。

一、现代系统科学视野下的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

1、异化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对抗性结构的批判与人的自然属性的提示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系统是具有一定时空界限的整体，是由一定的时间限度及与之相应的一定的空间限度共同组成的时空体，对于系统的划分可以按空间的一定限度和时间的一定长度展开。

从静态的空间特征看，人类社会是一个以人为要素构成的多层次复杂系统，由于作为要素的人具有主体性，因此，人类系统也就是人类主体系统。从系统的层次性看，社会和个人分别是人类主体系统的最高层次和最低层次，也就是社会主体系统和个人主体系统。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着阶级、民族、政党等一定中间层次的主体系统。由于系统和要素具有相对性，阶级、民族、政党等既是社会主体系统的子系统和要素，本身也是相对独立的系统，因此，阶级、民族、政党也是系统范畴。如果把它们看作系统，社会主体系统就是它们的超系统或环境。

从动态的时间特征看，系统就是系统状态之和，就是系统所经历的过程，因此，人类系统就是人类全部历史。不同阶段的人类历史是用时间来表征的、特定的人类主体系统状态，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主体系统不同的时间状态。因此，从古到今的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人类社会主体系统不同时间的状态之和。

从以上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看，异化劳动理论事实上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社会系统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反映了马克思社会学的系统视野，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对其内部结构关系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所形成的批判性认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而言，阶级结构是其内部结构，而自然界是其外部环境。马克思从对内部结构的批判引出了外部结构。

马克思是从《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1844手稿》)开始转向经济学研究的。《1844手稿》反映出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社会，而是具体的社会；不是全部历史的人类社会，而是现实阶段的人类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即他当下置身其间的社会。当马克思把现在时和进行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全部历史的人类社会中相对独立地划分出来作为认识对象和批判对象时，也就意味着：从空间上说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了人类社会主体系统的子系统层次，从时间上说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人类社会主体系统的资本主义状态，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历时与共时的统一整体，即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了资本主义社会系统。

系统的层次性导致了系统的相对性，系统是环境超系统与子系统的中间层次。把何种层次的事物当作系统要根据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全部人类历史是子系统，而作为研究对象后却可以相对独立地成为认识对象系统。在把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相对独立地划分出来后，马克思从中进一步分解、划分和抽出工人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两个子主体系统，而暂时撇开民族、文化、国家等诸多其它子主体系统。由于系统既包含着系统与子系统的层次关系，也包含着结构与要素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对工人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两个子系统的分析，同时也是对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两个要素关系即内部阶级结构的分析。

与同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即阶级结构关系的批判性立场，使马克思开启了经济学的科学方向。在他看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异化的。异化即对立，因此，四类异化关系就是四种对立结构。其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这三种异化关系形成了工人—劳动产品结构、个人—人类的本质结构、人—人结构等三种横向的、空间的对立结构；而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是劳动主体与劳动过程的对立关系，是纵向的、时间的对立结构。当他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一类人与另一类人的对立、一类主体与另一类主体的对立、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进一步追溯和归结为工人与自己生产活动的对立时，也就是追溯和归结为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对立时，就追溯和归结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这就意味着把前三种横向的、空间的对立结构追溯和归结为纵向的、时间的结构。一方面，这里多少已经预示着以后从劳动过程因而从劳动时间展开的一系列经济范畴，如价值规定、货币和资本、资本的生产、流通、交换过程等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环节，而另一方面，更直接地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内部阶级结构扩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以外，引入了作为外部环境的自然界，从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这个特定的人类社会系统状态，引出了一个更加一般性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作为外部环境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化地说，就是由人与人的关系引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出了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实际上建立起“人—自然界”这样一个更大的系统，把认识对象由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扩大而成为“人—自然界”系统。

在“人—自然界”系统中，资本家、工人、自然界是三个要素，由此重新生成了三个子系统：一个是“资本家—自然界”子系统，一个是“工人—自然界”子系统，一个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简化降低层次而成的“资本家—工人”子系统。在资本家与工人两个阶级要素的“资本家—工人”子系统中，马克思用异化来表征两者的差别性，用人的类属性或社会属性来表征两者的统一与联系性。马克思强调两者的统一与联系性，就是在强调两者的共性，就是在做系统综合，把两个要素综合成一个系统。马克思进一步从人与人的统一性延伸到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和联系，把两个子系统归结为“人—自然界”系统时，是在对人与自然做系统综合。他这时得到一个非常重要而积极的结论：人来自自然界。他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世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它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对今天而言，人来自自然界、人的自然属性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无需证明的认识，可是联系到西方上帝造人这样的具体认识环境，再联系到马克思此前对宗教的批判性认识，我们知道，这样的结论并非轻而易举，它反映了青年马克思认识上的巨大转折。

从以上“自然界同人的联系就是同自身的联系”、“自然界是人的身体”等用语和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系统，被马克思形象地综合生成一个更大的“身体”系统。在这个更大的“身体”系统里，人类社会主体系统与自然界系统相对地降低了系统层次，成为它的两个子系统、两个要素。两个子系统、两个要素的差别在于：人类是有机的“身体”子系统，而自然界是无机的“身体”子系统；人类是主体子系统，而自然界是客体子系统。在没有生成“身体”系统以前，自然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外部结构存在的，而在 “身体”系统生成以后，自然界由外而内，与人内化为“身体”系统中的内部结构。从形式上看，马克思用身体喻指自然界，似乎是把人类社会的主体性、人的生命性赋予了自然界，自然界似乎拟人化了、生命化了、活化了，但从内容上看，人的外化引出了自然的内化、人化，是从人与人的对立，引出了人的生命来自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新的前提。有机界来自无机界，无机界产生了有机界。这里实际上是在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强调无机界的先在性。在“人—自然”的“身体”系统中，客体的自然对主体的人具有先在性、先决性，自然是人存在的先决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内部的阶级结构被安置于上述新前提之下，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否存在阶级结构的异化，即不论工人与资本家是否对立，工人与资本家都要服从自然的制约，服从外部环境的制约，都存在不可愈越的自然前提。那就是他们首先都必须作为人而存在，也就是说，都必须获取自然物质才能生存。可见，“身体”系统的说法不是自然的拟人化、活化，而是在阐述和表达人的自然化：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资本家—工人”综合而成的“人”的系统属性首先是人的自然属性，对社会系统结构的批判性分析最终引向了作为自然的人。

那么，作为自然的人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人的劳动这种非常重要的和主要的活动方式。劳动是人作为劳动主体的活动，是劳动主体的外化，因而也是劳动主体的对象化，例如，跑步就是主体对象化的一种形式。而如果劳动主体的活动施加于一个自然的客体，那么，被主体活动改变了的客体也可以是劳动的对象化，例如，作为劳动结果的劳动产品也是主体的对象化。而从劳动主体中输出的劳动，已不再是主体自身，是对主体自身的否定；被主体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客体，例如劳动产品，同样也是对劳动主体的否定。综合以上这两种对象化看，对象化也是异化。从认识发生的角度看，当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家与工人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关系批判引出异化劳动时，异化劳动的内涵开始具有劳动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双重意义，只是两者此时的区分还不明显，劳动的自然属性此时还不能精确地表达出来，这反映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伊始从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过渡、从批判性向科学性的过渡状态，因此，《1844手稿》几乎没有过渡很快地、很自然地就从劳动异化引出并转移到了劳动的对象化，异化劳动理论中与劳动有关的、具有很强哲学意味的一些概念，如劳动主体、劳动客体、劳动者、对象化劳动、劳动外化等，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中经过发挥、改造保留后成为科学范畴。在这两部著作中异化劳动概念出现得不多，而对象化劳动就成为异化劳动理论向劳动二重性理论转换的关键环节。异化与对象化、异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开始出现的原则性差异，以及异化劳动到对象化劳动的这个过渡和转折意义之大，我们在卢卡奇的认识发展中可以充分看到。

2、对象化劳动：劳动自然属性和放大功能的认识萌芽

这里有必要引入劳动放大功能和劳动的自然属性两个环节，作为解读《1844手稿》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称《1857-58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经典文本间的衔接环节，这样才能更好地理清异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在《1844手稿》里处于萌芽状态的认识差异。

仔细对异化劳动做系统分析，并与对象化劳动做比较，可以看到，异化劳动虽然有着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形式，但它的批判性质却蕴含和导向了劳动放大功能、劳动自然属性、剩余劳动等自然科学思想。

图1

如图1所示，从现代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在“资本家—自然界”子系统与“工人—自然界”子系统的关系中，工人的对象化劳动是工人主体要素主动施加作用于自然界客体要素，把两者联结起来。工人的劳动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客体是这个子系统的输入量，而对象化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输出了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是这个子系统的输出量。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被工人消费，形成“工人—自然界”子系统的输出反馈，再生产出工人自身和家属，工人的劳动产品不仅再生产自身即再生产出自我生命，而且生产出子女即再生产出人类生命。

而在“资本家—自然界”子系统中，由于资本家不从事劳动，不直接占有劳动对象，因此，这个子系统没有生活资料输出，构不成反馈。资本家自身及其家属用于生活、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提供的。这个子系统生活资料的输入来自子系统以外工人的劳动产品，而工人的劳动产品源于工人的劳动，来自“工人—自然界”子系统的劳动产品输出。“工人—自然界”子系统的劳动产品输出除一部分反馈自身外，而另一部分成为资本家—自然界子系统的系统输入。可见，工人劳动产品输出的数量既要养活工人自身、工人子女，还要养活资本家及其子女，两个子系统的输入量都可以归结为“工人—自然界”子系统的劳动产品输出，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出的生活资料也就是系统输出的生活资料大于他消费的生活资料，“工人—自然界”子系统具有生活资料的放大功能。在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作为要素的工人（劳动主体）是主动一方，而作为要素的劳动对象是被动的一方，因此，劳动对生活资料的放大功能不应该来自劳动对象，而来自劳动主体，来自工人，来自人。这就是“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

由于劳动是生命活动的一种体现形式，而生命活动是作为生物学系统、生命系统的人的活动。如果说工人的劳动是一个产出大于投入的活动过程，是一个输出大于输入的系统，那么，人类本身的劳动是不是产出大于投入的活动过程呢？因此，工人虽然只是人类的一部分，不是人类的全体，但工人这部分人的劳动却意味着人类的劳动同样具有产出大于投入的一般属性，就是说，对异化劳动的系统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劳动具有象热力学效率或能量效率那样的放大功能，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剩余劳动科学思想的先声。当然，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劳动放大功能的概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劳动放大了什么，也没有可能产生明确的剩余劳动思想与概念。不过，一个人能养活更多不劳而获的人的异化现象也就是剥削现象，却使马克思意识到，在劳动主体与异化劳动中间缺少理论环节，他由此在两者加入和引申出“对象化劳动”理论环节，并由此引向了劳动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科学内涵，而这也为以后区分劳动主体与劳动活动(劳动外化、对象化等)做了准备，潜伏着劳动力与劳动两者重大区别的萌芽，为以下的转换做了铺垫：用经济学的劳动力概念代替社会学的人的概念，用劳动力的自然属性更科学地表征社会人的自然属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从《1844手稿》到《资本论》诸卷中，“对象化”(德文vergegenständlichter)及“对象化劳动”（德文vergegenständlichter Arbeit）或劳动对象化（德文die Vergegenständlichung der Arbeit）概念，字面始终没有变化，一直保留下来成为重要的术语，内涵略有差异，而实质上没有差异。中译文字面上的差异是译法不同所致。如在《资本论》中“使用价值或财物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这里的物化德文是materialisiert，英文是embodied or materialised，译自俄文的中文第一版把“对象化”译为了“体现”，脚注里的“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再如，《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里提到的对象化劳动，德文是vergegenständlicht，英文译作materialised，materialised labour，中文第一版译作“物化”、“物化劳动”。 可以看到，中文第一版参照了英译本的含义，而目前的中文第二版直接回到了德文，将vergegenständlichter  Arbeit统一译为“对象化劳动”，而不再译为“物化劳动”。

人从事劳动必须先有劳动对象，才能实现劳动主体的对象化、外化，或者说实现劳动主体的客观化、存在化。一方面，对象化劳动指人的能力或体力客观存在化，另一方面，对象化劳动需要自然界作为不可缺少的对象，因此，《1844手稿》里的对象化劳动是一个联结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关系概念，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对象化劳动是一个结构概念、一个系统概念，对象化劳动从而劳动是以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两个要素构成的系统。借助异化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对抗性结构所做的批判，马克思进入到了对象化劳动所表征的劳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系统。

二、新陈代谢：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与之有关的物理学发展

根据系统分析的要求，不论研究对象是社会系统、认识系统还是自然系统，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它与环境的关系。马克思从《1844手稿》开始研究经济学，到1859年首个正式出版的经济学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其间有过中断。《政治经济学批判》只展示了《1857-58手稿》的部分成果，而从《1857-58手稿》里开始直到《资本论》第三卷，新陈代谢一直都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因此，这里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从《1844手稿》到恩格斯去世时的1895年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关于新陈代谢的主要认识进展，其中主要回顾与新陈代谢有关的物理学的进展，作为参照对比的理论环境。

直到20世纪中叶，作为生命系统的整体现象和本质现象，新陈代谢才为现代系统科学比较充分地揭示，在19世纪新陈代谢的概念虽广为应用，但新陈代谢还只是一种综合性质的自然现象，关于它的认识是分散在各门传统自然科学里的。

代谢概念在13世纪已经出现。阿拉伯医学家伊本·纳菲斯提出“身体和它的各个部分是处于一个分解和接受营养的连续状态，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一直发生着变化”。早在1614年意大利的桑托里奥·桑托里奥完成了首个关于人体代谢的实验。在此基础上，进入到19世纪后，1828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好友维勒人工合成了尿素，打破了生物现象与化学现象的界限，开创了有机化学，有机物只能来自生命体的“生命力”学说受到冲击。但即便如此，生物学和有机化学相互间的联系还是不紧密的，还在分头并进和发展之中。1839年细胞学说的提出，在生物学内部建立了动物与植物相联系的微观理论，但不同动物物种之间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还没有被揭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揭示了这个过程，而它比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晚了半年时间。从有机化学来看，1842年化学之父、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明确界定了stoffwechsel一词，这就是生物学、生理学、化学沿用至今的“新陈代谢”。

今天我们知道，新陈代谢包括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而当时物理学对能量的概念和能量的内涵的认识都还不成熟，能量与活力之间的区分是不明确的，两者没有完全分开。从概念上看，德语的能量(energie)一词、英语的能量(energy)概念由两个希腊词组合而成：εν的意思是“在……之中”，εργοs的意思是“功、劳动”，能量最初的内涵是“加进去的功、加进去的劳动”。就在李比希提出新陈代谢概念的这一年，德国医生罗伯特·迈尔提出了能量守恒（energieerhaltung）原理，相应地产生了能量（energie）与守恒（erhaltung）组合的新术语，成果就发表在李比希创办的《年鉴》上。随后的1843年，英国曼彻斯特啤酒酿造商焦耳测定出热功当量值，既定量也定性地把热与做功联系起来。加上此前关于“能量是加到自然物里的功”的认识，焦耳的测定工作提示了能量、做功、热三种物理现象的联系。1847年德国医生、物理学家亥姆霍兹发表了《die erhaltung der kraft》，社会科学把kraft理解为“力”，中文译作《活力(kraft)的守恒》，这里“活力”的意思是一种使物体活泼起来（动起来、热起来）的力，但实际上与能量(energy)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因此，亥姆霍兹所说的活力守恒就是后来被广泛采用的能量守恒。

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启发、相互影响，新的现象与新的术语不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在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但术业有专攻，马克思、恩格斯对物理学掌握到何种程度了呢？

从1870年起直到去世，恩格斯退出商业经营移到伦敦与马克思毗邻而居后，两人分工，恩格斯说自己“如李比希所说那样的脱毛”，开始大量补充自然科学知识。一部分内容反映在正式发表的著作《反杜林论》中。在这部书1885年的序言中恩格斯说：“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马克思)听。”因此，《反杜林论》里的内容和观点也可以说代表了马克思。而恩格斯另外掌握的相当多的自然科学内容，反映在遗著《自然辩证法》中。

以能量与力的关系为例，恩格斯说：“‘能’这个名词确实决没有把运动的全部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因为它只包含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作用，但没有包括反作用。而且它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是加到物质里面去的某种东西。但是和‘力’这个名词比起来，无论如何还是宁愿要‘能’这个名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总结，物理学方面只涉及到了引力。物理学目前已知的四种力或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马克思、恩所处的19世纪只发现了引力和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在恩格斯去世后逐步被认识到的。恩格斯去世一年后的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可勒尔发现天然放射性，初步打开了原子结构，从而开启了人们对核的认识，1897年英国发现电子从而发现原子结构，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中子进一步开启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是1932年的事了，对于能量与四种力或相互基本作用的关系，即能量演化出物质和力的认识则是近几十年来的事。因此，恩格斯对能量与力的关系认识既是天才的，也是笼统的。

万物生长靠太阳，新陈代谢的关键在光合作用。在有机化学提出新陈代谢概念、物理学提出能量守恒、生物学提出细胞学说后不久，1845年德国的梅耶根据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明确指出，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把光能转换成化学能储存起来。而物理学内部关于光与电、磁、能量的联系的认识还在深化之中。几乎与恩格斯出生同年，1819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所做的电流磁效应实验首次发现了电与磁的联系，在1820至1867年间，1826年欧姆定律精确定义了电流、电阻、电压之间的关系，1831年法拉第总结因磁通量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提出了法拉第定律，1834年海因里希·楞次总结出判断感应电流方向的楞次定律。直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1873年，随着麦克斯韦理论的建立，光、电、磁的统一性、光的电磁波本性才从理论上被揭示，马克思去世四年后的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做实验证实了光的电磁场本质、能量本质，直到恩格斯去世两年后，1897年光合作用才作为一个成熟的科学术语首次被教科书使用。

在恩格斯对电磁学发展的认识中，他没有提到奥斯特的实验、安培法则，虽然敏锐地注意到了法拉第，也称他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电学家”，但没有认识到法拉第与麦克斯韦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麦克斯韦理论是物理学继牛顿理论之后第二次伟大的综合，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关于电的笔记一节中对电磁学的发展做的判断却是：“的确，在电学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那样的能给整个学科提供一个中心点并为研究工作打下稳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完成。电学还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暂时还不能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考虑到这一节笔记的写作时间比较晚，已经在1882后了，对照麦克斯韦理论提出的时间，可以看到，恩格斯对电磁学的认识是有局限的，相应地，对光、光合作用、新陈代谢的理解也受到限制。

“新陈代谢”这个自然科学的新概念、新名词的诞生，不仅为自然科学所关注和引用，也引起社会科学的关注。这个新概念、新名词出现不久，法国经济学家欧仁·比雷就做了引用，建立了劳动与生命的关联。身居巴黎的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直接以法文的形式摘引了他的著作，中文译作“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弱并很快死亡”。我们知道，184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参加了欧洲革命，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是在移居伦敦之后。从目前有关的文献看，马克思于1850至1853年读了李比希的著作，《1857-1858手稿》里开始引用新陈代谢概念作为自己经济学的术语，而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里，马克思引用的是1862年版的李比希著作，这个版本介于1859年和1867年之间，这说明马克思非常注意自然科学关于新陈代谢认识的最新进展。对照前述19世纪自然科学的理论内容和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从《1844手稿》前后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一系列带有革命性质的发现，虽然有的已经发生，有的即将发生，不同学科内部与新陈代谢关有关的研究和认识还在不断深入、细化，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关于能量、能量守恒、热与功的认识正齐头并进，但是由于它们的目的并不是直接为了解决新陈代谢和生命现象问题，因此，关于新陈代谢现象或者说生命现象的认识还是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相应地，人的生物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等基本属性以及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属性也就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关于光的能量本质、生物学、生理学、化学对光合作用的认识并不彻底和完整，植物从而农产品的生物、化学、物理属性、新陈代谢与能量之间的关系揭示得也不充分与完整。因此，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虽然提示了劳动的自然属性，可是自然科学限制了马克思沿着自然科学的路径去认识光合作用，并进而揭示劳动的新陈代谢特征。

既然如此，那么，从《1844手稿》到1859年建立劳动与新陈代谢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路径是什么呢？

三、劳动新陈代谢特征的社会科学源头：从《1844手稿》至《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的重农学派

雨露滋润禾苗壮。马克思科学地认识新陈代谢，并把它作为术语引入到经济学中来，是通过对重农学派的批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实现的。

早在写《1844手稿》时马克思就开始接触重农学派思想，但此时的考察角度主要是社会科学，具体而言，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土地与资本两者的区别的，叙述语言也颇多哲学色彩。他说：“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到劳动之中。但是，农业同时是惟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被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也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因此，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异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概念中所蕴含的劳动自然属性和放大功能的内涵、关于重农学派的认识、对比雷关于新陈代谢的摘引，三者以分离的形态并存于《1844手稿》中，内在的联系还没有被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