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Torkil Lauesen and Z
【摘要】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想要展示出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低价商品以及它们对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低调贡献掩藏了发达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低价劳动力的真实依赖。我们认为，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已经导致了大量增长的价值转移到发达国家。这种转移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商品价值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利用债务服务巧取豪夺的方式来把剩余价值转送到本国（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公司进入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金融体系所支配的世界体系使得前者成为与社会脱节的出口依赖型。这些经济体的可悲的低工资率是因为（1）来自出口的产品争夺主要的城市消费者市场中有限份额的压力；（2）本应用于本国生产力建设的价值和自然资源枯竭；（3）待解决的土地问题产生了劳动力供给过剩；（4）政府变为反动买办，接受新自由主义秩序并从中获利，因此不能也不愿同意工资增长，以防激励工人对政治权力产生更大的需求；（5）国家边境阻止工人流动到发达国家来实现同工同酬。
生产的帝国主义全球化
关于价值转移和不平等交换的讨论并不新鲜。然而在今天，全球消费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还在快速增长。商品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局限在初级和简单的工业产品比如石油、矿产、咖啡和玩具等。与此相对的，尽管“价值附加值”很少，事实上所有种类的工业原料和成品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这些包括了化工、焊接金属商品、机械和电机、电子、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与纺织品、鞋、服装、烟草和燃料等。1但是这个产业转移是为什么、怎么样开始的呢？
国际分工的改变是资本固有的对更高利润的追求导致的，它有两大基础。一是大量无产阶级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是过去三十年内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工业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遗留的经济财富，以及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还有将生产外包给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巴西、墨西哥和其他新兴工业国使其成为可能。结果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增加了至少十亿的低收入无产阶级。现在全球超过80%的工业工人位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急剧下滑（参见图表1）。在发达国家，我们可能处于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但全球整体来看，工业还是增加的。
图表 1 全球工业劳动力，1950-2010年
来源：John Smith, “Imperialism and the Law of Value,” Global Discourse 2, no. 1 (2011): 20, https://globaldiscourse.files.wordpress.com. 2010年工业劳动力数据估测自 2008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workforc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s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 (KILM), 6th edition (ILO, 2010);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EAP) from the ILO’s Laborsta database, http://laborsta.ilo.org/default.html; and projection of “more developed regions” industrial workforce includes the ILO estimate of recession-induced decline. ILO的“发达”、“欠发达”分类粗略对应了当下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没有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依赖理论预料到。这种理论坚信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一定会阻碍他们称之为外围地区的先进工业发展，因此外围地区仍然是原材料、热带农作物和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供者，并用来和中心地区的先进工业品交换。几乎没有人预测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被发达资本主义的贸易以及投资推进。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提供了（暂时的）解决方案，这场危机一方面是利润率下降、石油危机、发达国家追求更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国家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非对他们要求的让步，实际上恰恰相反。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关系的加深，而不是向着更平等的世界前进。
这种新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依赖两个基础。首先，电子、通讯、交通、后勤和管理等领域的发展带来生产力提高：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集装箱运输，以及新型管理体制下的全球产业链发展。其次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消除了资本和商品流动的国家壁垒，公共财产的私有化，新的全球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G峰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全球政治管理——的建立，新的以包围和遏制国家的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目标的军事战略。
在这种新的积累机制下，不仅资本和成品贸易成为跨国的；产品自身也在价值链中成为全球化的。产业链的子流程分别位于对资本来说生产、基础设施、税收政策等成本最优的地区。生产一辆汽车或者一台电脑使用的原料和元器件来自上百家公司，位于许多国家，并且产品可能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组装。
新自由主义带来了新的全球分工，发展中国家成为了“世界工厂”。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使世界分为了两极，发展中国家是“生产型经济”而发达国家是“消费型经济”。这一进程的主要动力毫无疑问是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水平。因此，今天全球经济的结构已经被依照不同的国际剥削率进行的工业部门分配深刻改造。
向发展中国家的未开发地区外包或投资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工资等级不仅仅是一两倍的差别，往往是十倍甚至十五倍。2确实，在2010年，在全球三十多亿劳动力中，大概九亿四千二百万被国际劳动组织（ILO）归类为“劳动的贫困者（working poor）”（全球几乎三分之一的工人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3
依照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ć的说法（参见图表2），在1870年全球不平等远比今天要小。更突出的是，与被阶层（在Milanović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里，是按照国民收入份额划分）决定相比，今天的不平等几乎全部由地域决定——后者贡献了全球不平等的80%。因此，他写道，“在全球层面来讲，更加重要的是，你是否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国家，无论你在其中是属于高收入、中等收入还是低收入阶层。”4他没有说出的是不平等的地域分布是由经济生产、法律、军事力量以及政治结构——过去是殖民主义，现在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这些历史因素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基础——决定了马克思所说的关于工资水平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方面。
图表 2 1870年和2000年全球不平等的水平和组成（基尼分解）
来源: Branko Milanović, The Haves and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112; Franc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no. 4 (September 2002): 724–44; Branko Milanović, 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fig. II.3.
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不仅创造了更高的全球利润率，还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在主流经济学中，产业链中的一台电脑的市场价格的形成可以用一条“价值”（原文如此）增量的“微笑曲线”描述（参见图表3）。5“价值增量”——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简单地等于以传统价格形式测量的新增加收入——在产业链的第一部分很高，因为对发达地区的研究发展、涉及、金融管理回报很高；同时曲线在中部下降，因为发展中地区提供的物质生产的工资收入低；随后价值增量/价格在曲线末尾再一次上升，依靠发达国家的品牌、市场、销售，尽管零售工人的工资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最低的一类。
图表 3 全球产业链的工资、价值和价格构成
在“微笑曲线”的逻辑中，产品价值的主要部分是在发达国家增加的，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制成了产品，却只贡献了很少一点增加值。按照这一观点，跨国公司因为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而实现了公共服务。事实上，商品低廉的市场价格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工人们不得不因为很低的工资和极度疲劳的工作条件而过着悲惨的生活。
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价值是进入生产过程的直接和间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分别采取当前的形式或者“活劳动”，以及资本形式或者“死劳动”）。尽管如我们所见，商品的市场价格常常与它的价值分离，它最终由价值决定。因此如果画一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增加曲线，比如生产电脑的生产链，曲线会和“微笑曲线”正好相反——“苦笑曲线”（参见图表3）。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市场价格有关联，价值的苦笑曲线到价格的微笑曲线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价值-价格转化
不考虑两种经济理论的其他不同点，它们都认同产品价格等于输入的原料加上被赋予索取该产品部分价值的人的报酬。第二部分再被划分为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等。
那么什么是经济中决定价格的自变量呢？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终决定者是“市场”，主观的需要还有消费者的偏好。需要和偏好决定产品的最终价格并反过来决定工资和利润。相应地，价格被用来衡量市场需要，并在相互竞争的交易者之间的交换中出现。
相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认为价格的决定是经济的生产方面。劳动力创造价值，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于其自身的价值，超出部分为剩余价值。随后生产成本，或成本价格，是价值向市场价格转化的第一步。成本价格包含不变资本（原材料、机器、厂房、固定设备等）和可变资本（工资）。在成本价格之上，市场价格必须包含至少平均水平的利润。同一部门内的竞争形成标准产品的标准价格，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标准生产者的平均利润率。加上生产成本，平均利润成为产品的价格，调整后的价值。6同一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其价值，不过全体商品的总价格等于总价值。不同有机构成（不变和可变资本的比例）的资本按照平均价格出售商品，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分支之间按照资本总量——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分配。7总的来说，一个商品按照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另一个商品就会相应地高于其价值出售。这样，随着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价值转化为市场价格。
通过转变为市场价格，价值和剩余价值在部门内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分配。因为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通过垄断或买方垄断提取租金、相对生产力、利润率均等的趋势等等因素，分配的不平等出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阶级关系导致的不平等以利润和工资的分配表现出来。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市场内劳动力价格（工资）不同。
全球框架
今天，生产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决定，资本可以通过跨国流动来获得投资的最高利润。资本跨国境的流动性以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趋势——尽管剥削率相当不同——是形成全球价格的先决条件。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Henryk Grossman所说：
“实际上世界市场的价格形成与概念上孤立的资本主义适用相同的原则。后者仅仅是一个理论模型；世界市场，作为各个国家经济的联合体，是真实的和实在的。当今最重要的原材料和成品的价格是在世界市场上国际地决定的。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国家层面的价格，而是世界市场的。8”
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某种程度上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法律或政治阻碍并不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世界层面上劳动创造的价值与生产力的“平均”发展水平相关。根据Nicholas说的：
“在马克思那里，商品一成为对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完成再生产而言不可或缺的，生产耗费的劳动就成为整个系统再生产所需劳动的一部分，而且定性等于所有花费在生产所有其他商品——对经济系统的再生产一样必要——的劳动。”9
这个看法对于一国和国际经济都有效。然而，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差别巨大。
商品的市场价格成为全球化的，同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因为阶级斗争——历史的和当下的——而不同，这就导致价值从劳动力价格低的国家重新分配到劳动力价格高的国家。因此帝国主义必须在这种价值转化为价格的情形下进行解读。不过，认为这种现象使得剥削概念从生产范围转换到流通范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些理论思考转向案例，分析苹果iPad的全球化生产。
苹果的“核”
以Kraemer, Linden, and Dedrich10的研究细节为基础，Donald A. Clelland分析了市场价值机制下世界系统内的价值转移规模。11
iPad由一家美国公司——苹果公司生产。在2010年中到2011年中之间，苹果公司销售了1亿多部iPad。苹果是一家典型的“无制造”公司。苹果公司负责开发、设计、发明专利并销售电脑和通讯设备，同时它把自己出售的产品的全部加工过程外包出去。所有的iPad都是在中国装配的。苹果整个了748家原材料和元器件供应商进入自己的生产链，其中的82%位于亚洲——351家位于中国。12
在生产链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工资、管理、间接成本、利润加进来。最终所有节点的这些因素货币化的价格加总在一起，就是销售价格。这就是Clelland所说的商业链的“明面价值”。13
2010-2011年一部iPad的出厂价是275美元，市价是499美元。在出厂价中，只有33美元是付给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工资，同时有150美元成为苹果公司的毛利润，用来付给设计、市场、行政管理部门的工资，以及技术研究、营业成本的费用，这些环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14这种“价值”在工资和利润间的分配很符合“微笑曲线”。
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像一座冰山。研究的最多的部分——表面上出现的“明面价格”——是由巨大的看不到的结构支撑的。和冰山不同的是，世界经济是一个动态系统，这个系统以价值从底部向顶部——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流动为基础。这些流动包括两种形式：可见的货币流动（明面价值）和隐藏的“暗价值”流动，后者由廉价劳动力和未偿付的环境外部性造成。“暗价值”这个说法是类比物理学中除仅占宇宙5%的普通物质和能量以外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正如未知的暗物质、暗能量导致宇宙膨胀，“暗价值”是看不到的，未补偿的的劳动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15
如果iPad在美国装配，生产的工资成本就不会是45美元，而是442美元。而且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研究iPad的生产结构，研究元件和原材料输入，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原料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资成本大概每台35美元。如果这部分生产同样在美国进行，工资成本将会是210美元。
有人会说，苹果iPad生产链上的工人们的工资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比发达国家的工人要低。但事实上他们可能有更强的生产能力。苹果的供应商的技术处于全球领先。他们的管理人员让工人采取泰勒制工作，以及发达国家的法律不允许的长工作日。供应商利用日程表来强化工人的劳动能力，每天两班倒，同时采用严密的日常监督来加快工作速度。工作日超过每周60小时，因为工人们需要加班来挣加班费。16因此下面这件事并不令人吃惊：当2011年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在白宫参加晚宴时，奥巴马总统问他“如果苹果公司把加工业带回美国会怎么样？”乔布斯回答道，“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17
当一个商品经过全球生产链条上的众多环节来到消费者门前时，它不仅仅包含了低价劳动力投入，还包括大量的过低支付甚至未支付的劳动以及生态投入。资本家从家庭和不正规部门的活动中提取剩余价值。每一个雇佣工人维持和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的需求要求一条长长的食品生产以及不正规部门活动的暗价值链条。这个暗价值流降低了无产阶级再生产的费用，从而降低了资本需要支付的工资水平。这些家庭和不正规部门并不是处于资本主义之外，而是全球商品链的固有的组成部分。
苹果公司的供应商抽取暗价值的过程导致了生态退化、污染、浪费等一系列外部性。每部iPad使用33磅矿物（有些是因稀有而限量供应的），79加仑水，和足够的化石能源发电产生的66磅二氧化碳。除此以外，一部iPad还产生105千克温室气体排放。18所有这些生态复旦都被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承担，产品则由发达国家消费。生态衰退是iPad作为暗价值内嵌的外部效应。如果只看污染成本，Clelland估计苹果公司每部产品少花费了190美元。19资本家依靠各种各样的暗价值，甚至为暗价值所驱使。这些因素在计算产品成本时从来不会计算；他们是给资本家和消费者的隐藏“礼物”。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会随着生产力提高而下降，如果不这样，普遍利润率的下降会促使这一过程强化。在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之下，垄断资本却可以通过超量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来保证工人们的消费品价格下降。利用进口原料降低不变资本的同时，低价的消费品降低了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了当地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从利润上看，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产能力好像提高了。不过资本对生产能力的衡量方式不是劳动每小时的“价值附加值”——这由销售价格（被垄断抬高了），运输费用，不平等交换，压制海外劳动成本的国家、军队、政治干预，等等，决定——而是每小时相对全球水平创造的利润而言的劳动力成本。
和许多城市劳工活动者所说的不同，发达国家中不只有资本家在物质上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工人过度压榨中获利。“在iPad的例子中，大部分剥夺来的暗价值不是作为公司利润，而是以更便宜的价格作为消费者剩余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核心地区的人民在不知不觉间通过这个过度剥削的系统获利，他们用一单位劳动时间交换到了包含多得多的过低支付或未支付的劳动时间，以及低于价值销售的原材料和生态成本。20
政治观点
当下分析家的政治观点是21世纪里发展中国家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潜力正在上升。数以亿计的新产生的无产阶级集中在工厂，忍受恶劣的条件，只得到难以置信的低工资。大规模公共土地私有化剥夺了数百万贫困农民的土地和收入（他们因此被迫寻找最劳累、工资最低的工作）。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因为信息和媒体的全球化变得显而易见。21
这种矛盾最终一定要在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显露出来，朝着（甚至超过）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卷入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有着既有动机也有能力抵制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同1945到1975年间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的国家解放运动相似，我们预见到接下来数年内新一波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的可能性。
因为处于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的新生无产阶级的力量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横扫全球的国家解放运动时强大很多。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主观力量都还没有调动起来，因此全球左翼的任务艰巨。在20世纪70年代，数百万人为了社会主义奋斗而牺牲。今天为了社会主义奋斗的人要少得多了。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品牌“。全球南北间的分裂体现在了全球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的一部分获得了许多经济和政治利益，因而支持维持帝国主义的现状。这种支持当然会因消费者接受国家和垄断组织掌控的媒体的宣传而更加稳固。这是目前全球社会主义力量面对的最重大问题之一。
为了扭转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全球视角来观察斗争，以应对资本全球化。只有从全球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地区策略和战术。为应对目前的危机而采取国家保护主义（不论是社会民主、环保、还是法西斯等各种形式）都是在破坏团结，是一种失败的策略——不可避免地跌到谷底。
注释
1.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UNIDO), “Table 8.4.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Share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by Industry Sector, Selected Years, 1995–2009 (perc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http://unido.org, 146; see also “Table 8.7. Shar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for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by Industry Sector, Selected Periods Over 1993–2008 (percent),” 151.
2. Zak Cope, Divided World Divided Clas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Labor under Capitalism, second edition (Montréal, Quebec: Kersplebedeb, 2015), 378–82.
3. Benjamin Selwyn, “Twenty-First-Centu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Relation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ember 3, 2014): 1–25,http://academia.edu.
4. Branko Milanović, The Haves and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113.
5. 微笑曲线首先由 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左右提出。
6. Howard Nicholas, Marx’s Theory of Price and Its Modern Rival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30, 39–40.
7. 马克思提到了资本技术构成、价值、价格、资本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区别。
8. Henry Grossman,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originally 1929), 170.
9. Howard Nicholas, “Marx’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ice and Money; An Interpretation,” in Immanuel Ness and Zak Cope, eds., Palgrave Encyclopaedia of Imperialism and Anti-Imperialis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0. Kenneth L. Kraemer, Greg Linden, and Jason Dedrick, “Capturing Value in the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Pho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uly 2011, http://pcic.merage.uci.edu.
11. Donald A. Clelland, “The Core of the Apple: Dark Value and Degrees of Monopoly in the Commodity Chain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20, no. 1 (2014): 82–111.
12. 同上, 83.
13. 同上, 86.
14. 同上, 88, with figures drawn from analysis of data in Kenneth Kraemer, Greg Linden, and Jason Dedrick,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2011, http://pcic.merage.uci.edu.
15. Clelland, “The Core of the Apple,” 85.
16. 同上, 97.
17. 同上, 98.
18. 同上, 102.
19. 同上, 103.
20. 同上, 105.
21. 在讨论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 Global Wages Report 2014时, Patrick Belser 写道: “发达经济体中工资增长几乎为零，全球工资按2%的速度增长。如果你把中国从等式中拿出来，全球工资增长将会减半。” 参见 Patrick Belser, “Fiscal Redistribution: Yes, but Inequality Starts in the Labor Market: Findings from the ILO Global Wage Report 2014/2015,” Global Labor Column, 2014,http://column.global-labor-university.org. 按这种增长率，我们可以估计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至少提高10倍，花费500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
（田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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