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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湖南小村,折射中国农村最深刻的现状

2015-9-30 22:3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291| 评论: 0|原作者: 王君柏|来自: 天熹策论

摘要: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导 读

  这是一篇乡村观察札记。作者暑期重访桑梓,在湖南乡村实地调研,对当下乡村人口、生态、代际、风化、村治等进行了全面观察。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重建”命题,今天这一历史命题是否已然完成?作者看到的,是一个亟需重建的乡村。

  这篇文章转载自人民日报微信号,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思考。小编邀请大家一起看看,一个湖南小村,折射着中国农村怎样的现状。

  2015年7月下旬,我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无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权作回乡散记。

星散的人口

  我的村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曾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一个湖南小村,折射中国农村最深刻的现状

  在老人的帮助下,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人口状况。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自然村所在的整个行政村人口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地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一个湖南小村,折射中国农村最深刻的现状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地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地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最勤劳的一代人。

 

一个湖南小村,折射中国农村最深刻的现状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地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抚养自己子女和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轻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他们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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