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英国《金融时报》 迈克•罗德瓦尔德。
受访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经济学及国际事务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问：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下面提到的一系列全球风险中哪一个是最为严重的呢：通胀压力吗？
我认为，对许多国家来说，这还是件极其遥远的事。这些国家供应大量过剩，是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大宗商品市场会有一些压力，不过它们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通胀。
问：日本式通缩？
我们出现日式通缩的速度之慢让我感到有些惊讶。我们在一点点接近这种状态，但结果却证明名义价格十分稳定。研究表明，即便通常情况下经济长期不景气会令物价涨幅接近于零，但要使物价出现负增长还是不难么容易。就这点而言日本算是一个异类。所以事实上我不认为会出现实际通缩的局面。如果目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三四年之后美国出现通缩或许会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不过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出现。
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不喜欢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因为我不了解中国。你不能相信它们的经济数据。所有的经济数据就像是科幻小说，但中国经济数据的“科幻”程度比多数国家都要高。在中国问题上我的知识并不丰富——我试着同中国问题专家交谈，可他们总是一人一个说法。我是该相信“鬼城”的故事，即中国经济即将“崩盘”？还是该相信中国有能力化解问题？我不知道。
中国不会出现意大利式的危机（或是希腊式危机），因为它既没有外债，同时还实行汇率控制。所以这样的一幕不会上演。
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国会爆发日本那样的危机吗？日本的情况是，当泡沫破灭后，经济再也无法恢复以往的活力。我认为这很难去评估，有人觉得这种局面极有可能出现，但我觉得中国有足够的财政掌控力，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只是存在可能性。
但是说到底，以市场价格（而非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与日本大体相当。它很重要，但并不庞大。中国如今的规模还不足以拖垮整个世界。
问：全球失衡和汇率动荡？
汇率动荡让巴西官员的日子不太好过，但我认为它不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影响。失衡：你可以拿出相当强的理由，证明失衡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场危机。新兴市场庞大的贸易顺差对美国泡沫的形成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你当然也能证明，如今这种失衡已经对经济复苏构成了严重制约。如果中国停止拥有人为因素导致的经常项目盈余，这将极大地提振发达国家。并不是说这样就会解决问题，但多少会有所帮助。
问：以一位投资者的视角，你如何看待新兴市场？
两年前我曾经相当乐观，因为那时新兴市场基本就等同于机遇。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已经被消化了。所以现在，对于那里是否还有显而易见的机会，我无法确定。但我仍乐观地认为它们可以不费劲地度过眼下的局面。但说到投资，问题在于你不仅仅要判断出将来会发生哪些事，还要判断出你认为会发生、而别人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新兴市场上我看不到这一点。
问：许多投资者如今都把新兴市场看作是其资金的安全避风港。
噢不，没有人是安全的。
问：哪些地方是相对安全的？
即便你问我哪些地方是“相对”安全的，我也说不好。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欧洲和美国。欧洲正处于一场灾难的边缘，而美国的问题则出在政治方面。在美国政界，许多问题都有可能出现麻烦。
问：在亚洲、美国和欧洲之间，你会押注哪一方？
我会把一些筹码押在美国，因为美国虽然政治一团糟，但有许多基本面上的优势。亚洲仍有许多机会——尽管可能不是在中国，因为中国人并不遵守法律规则——但在亚洲其它地方，尤其是一些第二梯队的国家，情况很不错。欧洲让我非常担心。欧元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这真的发生了，结果会很糟糕。
问：如果欧元真的崩溃了，谁受到的打击会更大，美国还是亚洲？
很可能是美国。两者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差不多一样紧密，但美欧的金融联系更紧密一些。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申铉松(Hyun Song Shin)最近向我指出，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由欧洲银行组成。欧洲方面任何大的震荡都会对美国产生相当大的破坏性影响。
问：假设你是一个持有以欧元计价的负债的机构投资者。你会购买欧元区共同债券(Eurobond)吗？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它方面的情况。如果与欧元债券相伴的，是一个更加自由化的欧洲央行(ECB)，那么我会。否则不会。有一个问题自始自终都没有解决：到底是谁在背后提供担保？
问：你希望欧洲央行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没错。它必须承担这个角色。没有欧洲央行做最后贷款人，欧元债券就只有欧洲AAA经济体做担保，而在眼下，这实际上只剩下德国和荷兰。
问：你认为德国会失去AAA评级么？
我想不会。未来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欧元区解体，德国独善其身，要么欧洲央行站出来，开始做我希望他们做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问题了。由于人口结构问题，德国存在一个长期的预算问题，但我认为这在可以应对的范围内。德国政坛不像美国那样陷入了瘫痪，它对于邻国的纾困负有潜在义务，但我不认为这能产生多大影响。要么欧洲央行承担起责任，要么放任自流。
问：你认为押注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甚至是下降是不道德的吗？你曾提到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了通胀压力。
大宗商品的通胀压力不在于投机活动，而在于新兴世界增长十分强劲这一事实。新兴市场的增长推高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其根本原因是供求关系。
石油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确实，在短时间内，比如一两个月，期货价格可能脱离现货价格。以2008年油价的飙升为例，从110美元升至130美元可能确实存在投机。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实际影响非常有限。我本人对金融创新并不热衷，也不想为其辩护，不过我认为人们在这个领域找罪魁祸首是找错地儿了。
问：你对于创新性金融产品让人们更富有这一点有疑问么？
对此我深表疑问。在过去30年里，哪种金融创新是确定有利的——你不许回答是“ATM机”。这个问题简直就是个笑话，不过也有那么点严肃。但除了ATM机，其它答案都很难说清利弊。
认为这些金融创新实际上提高了福利、而不是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的理由非常站不住脚。债务抵押债券(CDO)显然是具有破坏性的。它就是要愚弄大众，使人们以为风险比实际上要小。美国国际集团(AIG)通过信用违约互换(CDS)营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结果表明，它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些都是具体的例子，你可能会反驳说，它们具有误导性，但我们所讨论的都是金融业在过去10年或15年中干的绝大部分事情。
译者/何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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