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一切，除了爱情和美酒，

对于一切，除了懒惰本身，都懒得去管。

——莱辛

一、毁灭性的信条

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那些受资本主义文明统治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而正是这种狂热带来了两世纪以来一直折磨着人类的个人和社会的灾难。这种狂热就是对劳动的爱，就是最终把个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力消耗殆尽的那种对劳动的酷爱。牧师、经济学家和道德家们不去反对这种偏执狂，相反却把这种劳动奉为神圣。他们这些盲目的和狭隘的人，居然想比他们的上帝更聪明；他们这些软弱无能的可怜虫，居然想恢复遭到上帝诅咒的东西的名誉。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道德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要把他们的决定诉诸他们的上帝，我要把他们那一套宗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宣传诉诸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的种种恶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请看一看高尚的原始野蛮人，——他们尚未被商业的传教士和宗教的商品推销员用基督教义、梅毒和劳动的信条毒害过，——然后拿他们同我们这些可怜的机器的奴隶比一比。原始民族男子的他壮体魄和豪迈风度使欧洲探险家们惊叹不已，因为他们尚未班到被帕比称之为“文明世界有毒空气”的污染。乔治•坎伯尔在谈到居住在大洋洲岛屿上的上著居民时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象他们那样，初次接触使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皮肤光滑滋润，略呈古铜色，卷曲的头发金光闪闪，满脸快活的神情。总之，他们的整个身躯都是人类的典范和样板，相比之下，我们只好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古罗马的凯撤和塔西佗对入仅罗马帝国的原始公社制部落的日耳曼人也大为赞赏。十世纪时，外号叫“主教的导师”的萨耳维安神父，和塔西佗一样．也把野蛮民族捧为开化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野蛮民族中间，我们简直是一群不知廉耻的恶棍。他们耍比我们纯洁得多。不仅如此，他们刘我们的那些秽行恶迹深恶痛绝。不过，贾特人却对他们当中存在的淫荡熟视无睹．他们中间，只有罗马人因为种姓高贵，才有权胡作非为。被压迫者只能到野蛮民族那里去寻找人的本性和庇护所。古老的文明和新兴的基督教毒害了旧大陆上的野蛮民族，就象陈旧的基督教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正在毒害新大陆上的野蛮民族一样。

尽管人们不能接受费•勒普莱在社会学方面所作的结论，因为他的结论替有慈善家和基督教徒的那种调和折衷的味道，但是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却是无法否认的。他在《欧洲工人》（1885年）一书中写道：“巴什基尔人的懒惰秉性（巴什基尔人居住在乌拉尔山脉的亚洲一侧，他们过着半游牧生活），悠闲的游牧生活，以及在他们当中最有才华的人身上养成的沉思的习惯，使他们在举止、智力和对事物的判断方面，远远超过发达的文明社会里的人。他们最厌恶农业劳动．他们干什么都愿意，就是不肯种地。”实际上，农业劳动是人类奴役性劳功的最早表现形式。圣经里的第一个罪犯该隐就是一个农夫。——拉法格注］

假如我们想在文明的欧洲找到一点人的自然美的痕迹，那么我们就需要到这样一些民族那里去找：那里人们对劳动的憎恨还没有被经济偏见所根除。西班牙虽然已经在退化，但是它还可以骄傲地说，在它那里的工厂比我们这里的兵营和监狱要少些，因而艺术家们在看到剽悍的、有着栗子般深褐色皮肤的、象钢一样正直而有弹性的安达卢西亚人时便赞叹不已。当你看到一个披着破旧不堪的斗篷但气概不凡的西班牙乞丐，口喊“amigo”（朋友），向某一位奥苏纳公爵伸手求乞的时候，你的心将会颤抖。在西班牙人（他们的身上还残存着原始的野蛮人的本能）看来，劳动是最坏的奴隶制［西班牙谚语说；“休息就是健康”。——拉法格注］。即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也用同样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劳动：只有奴隶才被准许从事劳动，自由民则只知道体操和精神方面的娱乐。在亚里士多德、菲迪亚斯、阿里斯托芬的民族行动和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在一小批勇士在马拉松战役中歼灭大量亚洲部落的时代也是这样。这次战役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就征服了亚洲的这些部落。古代哲学家劝人轻视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劳动会使自由民堕落；诗人颂扬懒惰是神的礼物。

诗人维吉尔写道：“啊，梅利贝，神赐给我们悠闲的生活。”

耶稣在山区传道时也赞扬懒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漂亮呢！”［《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拉法格注］

不修边幅、满腮胡子的上帝耶和华给自己的信徒们作出了理想的懒惰的最高典范：他在六天劳动之后就永久休息了。

相反地，劳动对哪些人种来说是本性的需要呢？奥弗涅人，苏格兰人，这些人不列颠的奥弗涅人；加列戈斯人，这些西班牙的奥弗涅人；波美拉尼亚人，这些德国的奥弗涅人；中国人，这些亚洲的奥弗涅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哪些阶级为了劳动而喜爱劳动呢？农民私有主和小资产阶级。前者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弯腰干活，后者被禁锢在自己的小铺子里，他们象田鼠一样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从来不会伸直腰背来尽情地欣赏一下大自然。

可是，无产阶级，这个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产者的伟大阶级，这个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把全人类从奴隶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从动物变成自由人的阶级，竟违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让劳动的信条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惩罚是残酷的和严厉的，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都出于他们这种对劳动的酷爱。

二、劳动的恩典

1770年，有人匿名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工业和商业》的著作，当时在读者中间曾引起较大的轰动。作者愤慨地写道：“普通的英国手工工场工人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凡是英国人，生来就应该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享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或许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激励士气。但是，它在手工工场工人的头脑里——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了国家——则愈少愈好。工人决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附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商业国里，没有或者很少有财产的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七，因此，对这类想法采取纵容的态度是极其危险的。只要贫穷的工人不肯服服帖帖地干六天的活并只拿相当于他们现在四天的工资，那么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可见，在基佐以前将近一百年，就有人在伦敦公开鼓吹说，劳动对人们高尚的激情可起抑制的作用。1807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人们继续工作。”为了消灭懒惰以及由懒惰产生的自豪感和独立性，《论工业和商业》一文的作者建议把所有的穷人关进一个理想的劳动营，“让他们在这种可怕的地方，每天劳动十四个小时；即便扣除吃饭的时间，他们仍要干整整十二个小时的活。”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这就是十八世纪博爱主义者和道德家的理想！而我们现在则有过之无不及！现代工厂变成理想的感化院，工人们被关在里面，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做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的苦工［1857年，慈善家们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克里夫是利尔附近的马尔凯特市最有钱的工厂主之一。会上，他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洋洋得意地说：”为了让孩子们散散心，我们采取了一些办法。我们教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或者一边干活一边数数字。这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调剂，从而乐意接受他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十二小时工作制。”让不满十二岁的儿童干十二小时的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啊，就连唯物主义也希望最好有个地狱，以便把这些基督徒、慈善家、残害儿童的刽子手关进去。那些恐怖年代里的英雄好汉们的后代对劳动如此顶礼膜拜，居然堕落到把1848年通过的、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的法律视作一项革命成果。他们公然宣称，“劳动权”是革命的原则。这简直是法国无产阶级的耻辱！只有奴隶才会如此卑躬屈节。需要二十年的资本主义文明，才能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理解这样的堕落。

如果说今天的无产阶级受到比圣经中描绘的蝗灾更为可怕的苦役和饥饿的折磨，这是他们自食其果。他们把在1848年手执武器争取来的劳动强加在自己家庭的身上。他们把自己的妻儿送到工厂主那里于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破坏了家庭，用自己的双手挤干了妻子的乳汁，那些正在怀孕或者要给孩子喂奶的不幸的妇女被迫到工厂或矿山去干活，累得精疲力尽；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断送了子女的青春和生命——这是无产者的奇耻大辱：寓言和古老传说中的那些泼辣、豪放、爱喝葡萄酒的妇女，如今在哪里才能找到？那些整天无忧无虑、跳跳蹦蹦的，围着锅台忙忙碌碌，嘴里不停地哼着曲子的，给周围带来欢乐和生命的，毫无痛苦地生下健康、结实娃娃的快活的女人，现在又在何方？……现在工厂里的妇女和姑娘，一个个营养不良，面色苍白，形容枯稿，骨瘦如柴！……她们从未尝过人间的欢乐，也未曾有过少女初恋时的激情！那么儿童又怎样呢？他们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多么悲惨啊！资本主义工厂里的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儿童的智力衰退，本能退化，健康横遭摧残。连道德政治科学院的茹尔•西蒙之流和耶稣会教士热尔明尼之流都想象不出这样罪恶的勾当。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劳动的时代。其实，这是痛苦、贫困和蜕化堕落的时代。

让我们先来听听阿尔萨斯的工厂主、多耳富斯-米格公司代表米格先生是怎样描述旧式工业体系中的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的；“五十年前（即在1813年，现代机器制造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米卢兹的工人都还是土地的儿子，他们住在城里或郊区的农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一幢房子，有时还有一小块土地。”

这是工人的黄金时代。当时，阿尔萨斯的工业还没有达到用棉织品充斥世界市场的地步，也还没有使多耳富斯和凯斯特内尔家族变成百万富翁。但是，二十五年后，当维莱尔梅访问阿尔萨斯时，现代的米诺塔弗［古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怪物。——编者注］——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完全征服这个地区。这一怪物贪婪地吞噬人的劳动，它把工人从他们的家中驱赶出来，以便更多地榨取他们的劳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汽笛声中涌进工厂的大门。

维莱尔梅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一万七千人中有五千人，因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被迫住在郊区农村；其中有些人的住处距离工作地点竟有八、九公里之远。

在米卢兹，在多那赫，工人每天早上从五点钟开始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五点钟，才收工回家；不论盛夏还是隆冬，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人们只有在他们早上进城上工或者晚上下工回家时，才能见到他们。他们中间有一大批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女工，她们赤着脚在泥泞的路上行走，下雨下雪时，就把围裙或外裙顶在头上，保护脸和脖子不被淋湿。童工的人数更多，他们身体瘦弱、肮脏不堪，破烂的衣服由于沾满了机器的油污，在下雨时，反倒不易透水，这些孩子不象女工那样，手挎着一个盛放一天食物的篮子，而是在手里或怀中揣着几片面包，用来充饥，直至晚上收工回家。因此，工人除了每天起码要劳动十五个小时之外，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艰难地往返于工厂和他们的住地之间。这样，每晚回家后，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只得和衣而睡，而第二天一清早，虽然还没有得充分休息，又得赶去上工。”

下面介绍一下城里工人的居住情况：“我在米卢兹，在多那赫，在毗邻的房子周围看到的是一些极其简陋的住房：两家合住一间房间，每家都睡在角落里，底下铺些干草，两边用几块木板挡着，……上莱因省的纺织工人的生活非常贫困，以至他们的孩子中有一半未满两岁就夭折了，而工厂主、棉布商和企业经理的子女有一半已达到二十一岁。”

维莱尔梅在谈到工厂劳动情况时说：“这不是劳动，不是工作，而是苦刑，六岁至八岁的儿童就要开始忍受这种苦刑……日复一日的长期折磨，使棉纺织业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

关于劳动时间，维莱尔梅指出：监狱里服苦役的犯人每天只劳动十个小时，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每天平均劳动九个小时，面在曾经爆发过1789年革命的法国，在这个发表庄严的人权宣言的国家里，有些工厂的劳动时间竟长达十六个小时，其中给工人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维莱尔梅：《棉纺业，毛纺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精神和身体状况》（1840年）。决不是因为多耳富斯、克希林和其他阿尔萨斯的工厂主是共和派、爱国主义者和新教的慈善家，所以他们才这样对待他们的工人。科学院院士布朗基、日罗姆•帕图罗的楷模雷博和政治老手茹尔•西蒙发现，尽管利尔和里昂的工厂主是十足的旧教徒和保皇派，但是那里的工人也受到类似的待遇。资本主义的德行已经与政治、宗教信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拉法格注］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可悲破产！这是进步之神带给人们的可怜的礼物！那些驱使穷人干活而自己发财致富的寄生虫被博爱主义者吹捧为人类的慈善家。哪怕是在乡村散布瘟疫或投毒下井，也要比在那里开设工厂好些——到工厂里去干活，就等于向欢乐、健康、自由告别，向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告别。经济学家却喋喋不休地向工人们说：为了增加社会财富，你们去做工吧！一位名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经济学家反驳道：“在贫穷的国家里，人民很富足；而在富有的国家里，一般来说，人民都很贫困。”他的学生舍尔比利埃补充说：“工人在促使生产资本积累的时候，也将促使迟早会剥夺他们工资份额的事情发生。”变得越来越糊涂的经济学家仍在声嘶力竭地说：“为了你们的福利，工作吧。不停地工作吧！”可敬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唐森以基督教的仁慈的名义说：工作吧，日日夜夜地工作吧！虽然你们的劳动将使你们变得更加贫困，但是由于你们的贫困，我们将不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来强制你们劳动。用法律来强迫人们劳动，“将会带来很多麻烦，将会导致许多暴力行为的发生，将会引起种种议论。与此相反，饥饿是一种和平的、无声的和经常性的压力，是工业和劳动的最自然的推动力，它将使人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无产者们，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和加剧你们个人的贫困，工作吧！你们越贫穷，就越应该劳动，就越应该忍受贫困的折磨。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抗拒的法则！

无产者们听从了经济学家的花言巧语，尽心尽力地从事劳动，从而使整个社会面临生产过剩的工业危机——这一危机引起了社会机体的动荡。由于商品过剩，购买者日趋减少，工厂便纷纷关闭，饥饿象一根皮鞭，狠狠地抽打着工人。被劳动的教条弄得糊里糊涂的无产者不懂得，在所谓的繁荣时期产生的生产过剩，是造成他们现在生活贫困的原因。他们不到粮库前去叫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吃饭！真的，我们的确身无分文；虽然我们是穷光蛋，但是小麦和葡萄却正是我们这些人收割的呀……”他们不去包围茹约里埃的崩讷先生的商号——他正是这些修道院式的工厂的创始人——并高喊：“崩讷先生，你的拈丝工、缫丝工、纺纱工、织布工来了。她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冻得直发抖，看到这些破烂不堪的衣服，就连最悭吝的犹太人也会落泪的。然而，就是这些女工为基督教世界的娼妇们织出了上等的丝绸裙子。这些可怜的女人一天劳动十三个小时，哪有功夫去关心自己的衣饰打扮！现在，她们失去了工作，有时间用她们过去生产的丝绸料子替自己做身漂亮的衣服。她们从掉落乳齿时起，就为你创造财富，而自己则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她们有空闲的时间了，想享受一下她们的劳动果实。好吧，请崩讷先生拿出他的丝绸来，请阿尔梅尔先生拿出他的平纹细布来，请普野－克尔蒂约先生拿出他的白布来，请比内先生拿出他的靴子来，穿在她们那瘦小的，又冷又湿的脚上……把她们从头到脚打扮得漂漂亮亮，你一定会对她们大为欣赏的。就这么办吧，可不要躲躲闪闪。你是人类的朋友，而且还是基督教徒，难道不是这样吗？把女工们用自己的血肉创造出来的财富奉还给她们吧！你不是喜欢做生意吗？那就请加速商品的流通吧！她们是现成的消费者。请发放给她们没有限制的贷款吧！你不是也向那些你素不相识的、连一杯白水也没有请你喝过的商人发放贷款吗？你的女工们会尽力偿还的：万一她们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无法如期还清债务，那么你可以宣布她们破产；如果从她们家里查抄不出什么东西，你就让她们用祈祷来偿还吧：她们一定比那些身披口袋式黑长袍、满身烟草味的牧师更虔诚地送你进天堂。”

饥肠辘辘的工人不去利用这个危机时期把产品分配给大家，让人们共同享用，却想用自己的头去撞开工厂的大门；这些干瘦的、疲惫不堪的工人围着工厂主，苦苦地哀求说；“好心肠的夏果先生，仁慈的施奈德尔先生，请给我们工作吧！折磨我们的不是饥俄，而是对劳动的酷爱。”于是，这些勉强能站立的，可怜的工人就以比过去低廉一半的价格出卖十二至十四小时的劳动。过去，他们还有块面包可以充饥，而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工业慈善家利用工人的失业，进一步降低生产费用。

假如工业危机紧随着生产过剩时期，就象黑夜紧随白天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工业危机必然造成工人失业和没有出路的贫困，那么它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破产。只要工厂主能得到贷款，他就让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他到处伸手要贷款，以便有足够的原料供工人生产。他不考虑市场是否已经饱和，也不考虑如果商品销售不出去，他就无力偿还贷款，他只知道驱使工人生产。当他走投无路处于绝境的时候，他不惜跪倒在犹太人的脚下，用自己的声誉和门第担保，乞求贷款。犹太血统的银行家路特希尔德回答说：“只要手头上有点现金，事情就好办多了。你的仓库里有两万双袜子，每双标价二十个苏，我愿出四个苏一双把它们买进。”

袜子到手后，这位银行家再以六至八个苏的价格卖出，净赚许多闪闪发光的法郎。工厂主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但是，到头来，工厂还是破产，大批库存需要清理：因此而从窗户抛出去的商品如此之多，以致谁也不清楚，当初它们是怎样通过大门进去的。上一世纪，人们干脆把商品烧掉或抛入大海。

不过，在决定这么做之前，工厂主先要在世界各地为积压的商品寻找市场。他们要求政府并吞刚果，侵占东京［指越南北部。——编者注］，炮轰中国的城门，以便向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棉织品。最近几个世纪里，英国和法国为了垄断美洲和印度的市场，彼此之间不断进行殊死的斗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在殖民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身强力壮的青年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海水。

资本也和商品一样过剩。金融资本家不知往哪里投资。于是，他们跑到那些懒洋洋地一边晒太阳一边抽烟的幸福快乐的民族那里去修筑铁路，兴办工厂和输入可诅咒的劳动。法国用这种方法输出资本，结果在某一天早晨引起了外交纠纷：在埃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由于在应该首先向哪一国的高利贷者偿还贷款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结果相互揪住对方的头发不放，扭打成一团。法国还为了索取那笔肮脏的贷款，居然派遣军队作为执达员前往墨西哥。［克列孟梭在1880年4月6日的《正义报》金融专栏里写道：“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使没有普拜士，法国照样也会象在1870年战争中那样白白损失数十亿法郎，这就是以定期发放贷款的形式去帮助别国维持财政收入平衡。我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英国给南美各共和国的贷款损失估计达五十亿。法国劳动者不仅要付给俾斯麦五十亿巨款，而且还要继续替挑起战争并导致战争失败的、享受丰厚俸禄的奥利维耶、巴赞、日拉丹之流负担战争赔款的利息。不过，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不会为了讨还这几十亿法郎而爆发战争。

这些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不管它们有多么严重和多么频繁，也不管它们持续的时间有多久，只要无产阶级说一声：“我要这个”，它们就会象鬣狗和胡狼遇见狮子一样，悄悄地溜走。但是，无产阶级若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坚决摒弃基督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见，就应当恢复他们的天然本性，就应该宣布他们有懒惰权——这一权利要比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而上学的辩护士所炮制的干巴巴的人权神圣和高贵千万倍——他们应该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

到此为止少我的任务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只需描述那些众所周知的、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邪恶。但是，使无产阶级相信：人家向他们灌输的都是一些邪说，他们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从事的疯狂的劳动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只有当劳动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并限制在每天三小时之内，劳动才会变成对悠闲懒散生活的一种令人愉快的调剂——要使无产阶级相信所有这些，那是一项我无力完成的艰巨任务。只有共产主义的生理学家、卫生学家和经济学家才能胜任。

保尔•拉法格，1883年于圣·珀拉惹监狱，为驳斥1848年“劳动权”而作，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6-8月《平等报》，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译自《拉法格选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98—145页。破土有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