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与文革思想

四、从屠呦呦的成就，正确认识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

　　屠呦呦获奖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地很淡定，她没有像一些所谓的科学家那样，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为了私利不择手段，借记者之口为自己获取更大利益打基础，而是诚恳地认为获得诺贝尔大奖不是她个人的荣誉，它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又从一个新的角度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的胸襟。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文革时期大多数的重大科研成果，正是在文革思想的主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大协作完成的。一般科研立项往往要有科研人员自己先产生创意，然后向有关单位申请立项，而屠呦呦研究的课题是集体立项，以政府的名义实施的。毛主席、周总理都很重视这个项目。1967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据有关资料显示，523研究工作的特点是部门多，专业多，地区广，任务相互联系，工作相互衔接，十多年来，全国一盘棋，军民大协作，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技术上相互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保障了有限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使用。在科研工作中呈现出了大家争挑重担，主动配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协作局面。

　　523工作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应该说，主要原因是：1、有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特别是周总理亲自过问这个项目，曾经多次给以指示，2,、有各部门、省、市、自治区、军区和承担任务单位的领导和支持，3、有一支目标明确，专业配套，技术精练的科技队伍，4、有精干的办事机构，中央和地方设有523办公室。

　　许多科研人员参加了这项研究，还有许多人员为这个科研项目做了不少的临时性工作。科研人员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做了大量的实验和有益的探索，虽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为以后继续实验探索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使以后的科学探索少走了弯路。一年多之后，年轻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以组长的身份加入该项目。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内部会议上首次公开报告的全部内容，引起参会人员的极大兴奋。

　　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启示、鼓舞下，云南药物所的罗泽渊与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也分别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临床应用、结构测定和新药研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周维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大协作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

　　文革为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人们爱国家、爱人民、爱集体，特别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批判个人成名成家思想。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能有意识地、积极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一起办大事，这在国家困难时期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如果采用资本主义那一套管理科研，那么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就很难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注重知识产权，注重个人利益，小团体和部门利益，他们往往把科研成果当作自己获取利益的敲门砖，科研活动是一种商业活动，科研成果也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商业有商业秘密，科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变成了一种秘密活动，因此，他们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大规模的真诚的协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革时期进一步坚持贯彻了这一观点，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搞科研的优越性，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人与人之间，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壁垒，及时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形成资源合力，缩短了科研时间，降低了科研成本。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科技力量十分薄弱、科研资料积累甚少的情况下，独自研发，以惊人的速度，捷报频传，令西方发达国家望洋兴叹，除了全国人民具有崇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了。

　　如果说这项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型科研项目，采用集体协作的办法很容易被理解的话，那么文革前后的许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何尝不是集体智慧、集体劳动的结晶?1965年我国自行研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功，这也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具有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直接参加这一科研项目的单位有中国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由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花、李爱雪、刑其毅、汪猷、徐杰成等人组成协作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研究者与助手之间的关系，而分别都是项目的主持人。这一科研成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众说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难以确定谁的贡献最大，谁应该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以致误了时间。据说1966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迪斯蒂尤斯访问中国，希望将此成果推荐角逐诺贝尔化学奖，但中方以"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为由拒绝，这发生在文革时期，是可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足以被嘲笑。袁隆平为杂交水稻的培育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成功又何尝不是团队协作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的胜利呢?

　　屠呦呦在参加523科研项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拿诺贝尔奖，如果她要孤军奋战，为个人的利益奋斗，莫说她是否能拿到这个项目，既是拿到了恐怕凭自己的一人之力，也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在文革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也是文革思想的组成部分，她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土壤里才能生长，所说它是时代产物，时代的标志。

　　大的方面我们不仅从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科研项目的研发上看到，还可以从国家建设方面看到这一点，地方保护主义是最近几十年才盛行的新词，在文革时期是很难看到经济利益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小的方面，我们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一点。文革时期很多著作、艺术作品、及科研成果都是用的集体的名义。

　　用什么样的方法管理科研，不全是个技术性问题，有些方式方法是能够体现出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许多管理办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能或没办法施行的，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管理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是行不通的，既是想学也是学不来的。当然，这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互相借鉴。

　　在被“文革”强化了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科研管理办法有它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但全盘否定是不可取的，把文革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文革截然分开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对“文革科研思想”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正确地批判和继承这一文化遗产，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才是正确的态度，也是我们应有的责任。

　　我们的那位校长，为建国二十多年，特别是由于文革十年的破坏而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而感到悲痛时，那么再看看近四十年来，我国的科研创新状况，他会有什么感想呢?再看看文革时期，也就是在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时期出现的科研成果，经过以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其价值又被世人认可，在被丑化成暗无天日的文革期间产生的成果，今天获得了诺贝尔奖，为当今中国添了荣加了彩，他又情何以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