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很幸运，除在解放前，从1937年至1949年4月解放，我的家分别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两次搞得家破人亡，逃过难、住过土地庙，至解放前夕，身患重症血吸虫病晚期。1949年4月23日夜，毛主席领导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从此我获得解放，从去见阎王的路上回到了人间，并成了堂堂正正的农村干部、大学毕业生、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直到毛主席去世，我同全国毛派的革命干部一样，被走资派非法剥夺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利，被非法关押17个月，于1981年，年仅49岁就被强行作为我军“老干部”“退休”养了起来。在28年的毛泽东时代，在科研工作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并积极投入了各次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政治运动。从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叛徒集团篡权后，在科研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仍尽力做了一点义务工作。可见我一生的黄金时代即中、青年时代，是在毛泽东时代幸福地度过的。在此，仅介绍我在文革中。

我在文革中，可概括为：既是知名造反派；又是铁桿“保皇派”。即：敢革、敢保。而决不是“一贯正确”。 从文革至今，我始终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以及同地方搞串联(军队院校、文工团、体工队除外)。并且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但由于走资派篡权后把“造反派”诬蔑得“无恶不作”后，我才站出来自称“知名造反派”，以及某些“左派”挑起大批判“保皇派”，我才宣布我是“保皇派”。可见，我是乐意当被批判的把子的人，因文革期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一次非法关押我3个多月，第二次非法关押我17个月。第一次是周总理于1971年亲自到国防科委来处理，定性为：反党集团制造的假案，随即得到彻底平反；第二次是邓小平上台后，邓小平命令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非法私建的监狱走了出来，同时中央定性为天大的冤案，黄克诚、罗瑞卿、万里、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督促国防科委解决这天大冤案，但至今沒有平反。因此，我还怕第三次打成“造反派”或“保皇帝”遭大批判吗？另外，我从不拉山头、搞宗派，非常崇拜毛主席的跟路线、不跟人。我的个性是敢想、敢说、敢干、敢承担责任；和同志相处，乐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话实说，欣赏不同意见，但不赞赏同志间公开上纲上线点名道姓大批判(注：对我本人除外，不怕旁人大批判)。从这篇文章，欢迎同志们评论我对自己的认识是否客观？文章的题目较大，在此只能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好在本人己出版了《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两本书，介绍了我在文革的情况和本人简历和家庭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的情况；另外出版了六册本人文集即内部参考，介绍了我对有关时政的态度和我在军事高科技方面研究成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