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1.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

1960年，经周总理批准，从大学四年级中选拔一些德才兼优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支援国防尖端科技建设，我有幸被选中分配到国防部国防科技情报资料研究所工作，当时委托第五研究院(即七机部前身)代管，情报所还负责全军科技情报工作的协调，仿照美国三军武装技术情报局的建制。至1964年，五院划国务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成为地方编制。而情报所同国防科委情报局即九局合并，仍属军队编制。(在此补充几句：从农村干部到学校学习，初中成绩优，高中后为优、良，但学校生活很不习惯，尤其到了大学，更不适应，我两次打报告申请退学回农村当干部，两次均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现在党急需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耐心劝我不要退学)。

当时本人的情况特殊一点，在情报所调进第一批理工大学毕业生中，当过农村干部，从减租减息、土改，直到镇反开始，完成了全区土改清册编制，同时兼任乡团书记、区秋征粮库总会计兼总保管，1957年反右任反右中心组长，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在当时很少，加上本人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清二白，从当今某些人鼓吹的是标准的“红后代”，而且本人于1951年由镇江地委介绍到省立镇江中学挿入初中二读书时，当地组织给我两年多农村工作的结论是：阶级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所以我一到情报所报到后，政委兼党委书记刘毅民很快亲自找我谈话，讲了不少鼓励和希望的话，并立即送我挿入到本所英语训练班学习两个多月(大学外语课是俄语)，接看就送我到高教部和国防部联合举办的火箭导弹师资训练班学习半年结业(注：本人在大学学的无线电工程，该训练班主要为地方院校培养火箭导弹师资)。由于刘毅民经常找我个别谈话，话题慢慢转入群众对他的一些反映即意见，我都用第一人称对他讲，决不讲是哪些群众的意见。开始他还很虚心，还表示谢谢我。随着话题深入，逐步明确批评他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毫不留情批评他不走群众路线，爱听几个人“打的小报告”，对上奉承拍马、对下压制批评……，就谈崩了。直到1964年初，他通过我所在研究室支部书记宋某某找我谈话：组织决定，让你参加工厂、农村“四清”，希望通过“四清”，搞好同领导的关系，解决组织问题……。我一听就发火了，说：“四清”我去，这是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精神，但我决不会为成为吹捧刘毅民而入党，并宣布撤销原入党审请。我分别参加了工厂和农村“四清”工作。于1965年国庆节前后结束回所，回所的当天晚上，刘毅民找我谈话，问我“四清”有什么收获？我干脆地说：我沒有完成你交给的任务，通过“四清”反而认为你犯了严重政治路线错误，一下就谈崩了。在我去农村“四清”期间，刘毅民打肿脸充胖子，在全所搞“自查”，结果他树的“标兵”、“先进”等几乎全线垮台，但他不检讨自己的责任。紧接着就是文革，我贴了全所第一张大字报，矛头集中对了刘毅民。大字报我把他在政治、组织路线等方面的问题，归纳为10几个大问题即大“？”号。他看了十分恼火，组织几个处、室干部到他家里开会，组织围攻我，并外调，企图抓“右派”。更严重的是让刚调来不久的领导在全所于部大会上训话：谁要是不听话，我就是师级干部，有权对营以下干部处分……。当场一位女同志对如此训话表示反对而离开了会场。刘毅民竟当即召开党委会对这位女同志作岀了：“警告处分”决定，向全所干部公布。并召开围攻我的全研究室会议，要我交代大字报中那些问号是什么意思？我明确答复：你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坦率讲：刘毅民这一手，非常愚蠢。不久，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在国防部南门(科委大门外)静坐28昼夜，要求科委领导解决派驻北航镇压师生的问题。惊动了毛主席作了批示：(给静坐学生)搭个篷子、给水喝。聂荣臻被迫承认执行了刘、邓资反路线，但背后将整师生的黑材料转移到同院子的总政藏起来。但把刘毅民吓得魂不附体，匆忙找我谈话说：请快出来组织文革小组，领导运动……。我说：我没有旁的意思，希望你领导大家批判你的错误，同时搞好各项工作，千万不能撒手不干。并答应我提出的上述被处分的女同志以及被围攻的一些同志公开平反。但遗憾的是之后不久，他召开党委会，作出了改组党委决定，刘毅民落选，新党委经科委批准成立。

在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的聂荣臻承认执行资反路线后，我分别找比我更造反的几位战友谈心，我说：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成立群众组织，让刘毅民自己领导我们批他执行的资反路线，我们很主动；另外，就是批他的路线错误，要注意，千万别一批判就定性为走资派打倒，他的错误还不到这个地步，他妈妈是由于他参加了革命，而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的……；还谈了不能把受刘毅民蒙蔽的群众当“保皇派”斗，以及反对给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抄家、戴高帽、游街……，这都有损党的威信和形象。我这些意见，均被他们否决。他们说：照我的说法，就沒有什么好搞的了。接着是群众组织一个个起来，斗“保皇派”、戴高帽、游街……，一样也沒有缺少，他们对外忙于串联，对内既批资反路线，又斗“保皇派”。我只得除批资反路线外，其余一律不参与。

但“好景”不长，大家熟知的1967年5月13日，在北京展览馆由驻京部队陆、海、空文艺团体(当时称“保守派”)以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名义演出了节目。而另一部分群众和北京一些知名造反派群众去冲了这次演出。随后又安排林彪观看了演出的这些节目，从而组成了黄、吴、李、邱、聂(荣臻)为后台的“北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大三军”，把去冲了5.13演出的群众组织称为“小三军”即“反动组织”。而当时，本人正好一年一个月休假在江苏老家，对此一无所知。休假期满回到北京，方知科委成立了聂荣臻为后台并直接指挥的以伪保队副张某(隐瞒了约20年)为头子的“国防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把本所新党委书记扣上“小三军后台”而非法关了起来，上述群众组织被打成“小三军”而纷纷仃止活动，几乎所有骨干从此一厥不振而被动挨整，个别干脆投靠了“总勤务站”。而“总勤务站”每天把一车车中层干部接去搞“站队教育”。刘毅民被选拔为科委“审干组”组长，篡夺了科委政治部领导权(注：聂荣臻依靠伪保队副“总勤务站”在砸烂情报所党委而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下把情报所彻底搞瘫痪的同时，砸烂了科委政治部处于瘫痪状态)。这一切，刘毅民功不可沒，由此他逐步堕落为不可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党犯罪分子(后面逐步介绍)。伪保队副打着“大三军”的招牌，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办起了《红旗漫卷西风》内部杂志，我们称其“西风”杂志，一面全力鼓吹和大树特树“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是“科技战线红司令”，同时大力批判“黑线”人物罗瑞卿等等一大批老同志，并用箩筐把罗瑞卿同志抬来进行残酷斗争。与这同时，挿手在京科研院所，狂热吹捧聂荣臻，迫害轰聂群众组织，支一派，压一派，几乎把所有在京科研院所搞成了北京地区闻名的“老大难”单位。我回京后，经认真调查后，事实证明，情报所根本沒有人知道5.13北京展览馆有什么演出，更不存在谁去看了演出的“大三军”，和去冲了或反对演出的“小三军”。所谓“大三军”和“小三军”，完全是刘毅民同伪保队副密谋，在聂荣臻支持下，凭空捏造的。情报所的实际情况是：当得知展览馆演出并有人去冲了以后，有人认为凭一场演出而划分“革命”与“反革命”持赞同或反对态度，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站在今天看，刘毅民、伪保队副以此划线，显然不仅荒唐而是别有用心。

当我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后，又得知消息：刘毅民同伪保队副策划在我所召开“大三军”誓师大会，计划在此会上逮捕新党委书记和“造反兵团”组织的头头。我当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了一下，果端采取以下措施：

1)通令刘毅民回所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判；

2)组织了三卡车造反派约160人左右，学习聂荣臻“总勤务站”随便关人，晚饭后去科委司令部宿舍，揪伪保队副张某某，揪来关起来让科委常委来领走。遗憾的是他得知情报所那么多人进院子找他，他逃跑了；

就在这天晚上，情报所造反派还出一条新闻：我们去揪伪保队副张某的同时，在刘毅民煽动下，“斗批筹小组”部分同志去抄一位所政治部领导、新党委委员李某同志的家，激起了院子里中、小学生(其中不少是“斗批筹”派的儿子)的反对，发生了流血武斗，去抄家的有两名同志头被打破流血。留在所里的造反派几乎全部被惊动到院子里，我进入武斗现场，组织造反派把武斗双方隔开，制止了武斗。结果他们有人又去打被非法关押的新党委书记，同样沒占便宜。一些中学生身体强壮，抄家的打不过他们。但很快被造反派分隔平息。武斗结果，去抄家的两人被打，但轻伤，去打党委书记的不知被谁胸部打了一拳，但无伤。一场武斗被我指挥平息。造反派沒有一人动手，也就沒有一人受伤。这是我所唯一一次武斗。军人同中小学生武斗，其中不少还是他们自己的儿子，在全国都称得上新闻。

3)利用科委在总政礼堂召开干部大会的机会，留下100多人，同常委当场辩论：凭什么手续和证据非法关押情报所新党委书记和委员？如果拿不岀合法手续和讲不出理由就可随便关人，剥夺人身自由，是否请你们自动跟我们到情报所去，你们自己体验一下关押的滋味？

我们把他们围在科委大门口院子里，让他们都坐着，我们全部站着。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三位常委委员(注：聂荣臻及其伪保队副“总勤务站”把科委党委常委打倒了仅剩下罗舜初一人，只得从海军调来刘华清、从昆明军区调来蔡顺礼，揍成了常委会)，始终沒有一个人回答问题，僵持了一通宵，大院的卫戍区警卫营长夜里亲自找我对我说：你们在院子里怎么同他们辩论，我们都不管，但千万不能把他们拉走，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很坦率对他们讲：你们放心，好好休息，我们不是傻瓜，把他们弄走了不是自找麻烦嘛！关人容易，放人难，这正是他们干的混蛋事。

也就是这一次，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陪同我们一起呆了一宵，但她沒有讲话。也正是李敏同志这次同我们共同战斗一宵，埋下了后来聂荣臻宣称：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为此，凡聂荣臻迫害李敏同志，我都是第一个被牵连的“重犯”，这是后话。还谢谢国防工办的同志给我们送来茶水。

就这以上三招，不几天后，聂常委只得请我们去坐下来同我们谈判。谈判最后，罗舜初代表常委：承认随便关人是错误的；支持我们把刘毅民召回所参加运动；情报所的运动由常委直接领导，“总勤务站”不再挿手情报所的运动。

以上，就是我这个又造反、又“保皇”的人，如实介绍了亲历的一段文革中最关键的斗争历史，既沒有讲理论、也沒有评论人，仅把事实和盘托出，听凭朋友们评说。但为说明问题，从调查群众组织同5.13演出的关系，以及查清两名被非法关押的人的问题，约花了半年多时间。上述“三招”行动均在1968年5月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