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4.本人参加领导班子而主持工作的情况

聂荣臻常委彻底铲掉后，中央调陶鲁茄、陈彬、李光军、钱学森、朱光亚、马杰……，组成新常委。陶鲁茄同志任主任兼党委书记，陈彬等同志为副主任兼常委委员。

1974年2月10日，江青同志给我写信(注：科委和情报所两级纪委对我给江青同志的信的调查结论：属一般反映情况的信，不必作检讨)，科委在首都体育馆开了万人大会，传达了江青同志的信。本人在会上有个简短发言，因江青同志在信中批评我“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因此，我的发言一半是表示积极投入运动，一半是检讨派性错误。

这年4月，陶鲁笳和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到情报所蹲点，大会上，好几位同志建议增补本人参加所领导班子，经向全所征求意见，除2人反对3人弃权外，一致赞同。从此任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实行一元化领导。自科委下文批准我任副组长后，前面介绍刘毅民(核心组组长)的情况，在上、下均严重失去威信，而他有一犯错误就基本躺倒不干的个性。我成了主持工作的角色，在文革期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般结合的年轻干部大多不掌实权。

我主持工作后，正值批林批孔，本所因前述遭聂荣臻伪保队副“总勤站”破坏，彻底瘫痪长达3年多。运动怎么搞？都是在陶、钱两位领导和我共同商量拿出的意见，我再提请核心组讨论，而后召集各处室代表开学习班，请大家发表意见，再经核心组讨论通过，而后实施。这样做的好处是上、下心中都清楚怎么干。有些矛盾在学习班就解决了，不影响全局。就不细介绍了，概括讲一下：这样搞的结果，实践中强调在文革期各人的经验或教训，各人自己总结、斗私批修，劝说大家不要互相大批判、贴大字报，尽量做到各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牢牢按中央要求，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大方向；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各项工作，运动搞得好不好？就看生产和各项工作促上去沒有？强调业余闹革命，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进行，不得成立群众组织。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尤其主持工作的领导带头。进一步肃清派性，领导干部带头消除派性，全所由我带头检讨派性……。

经三个多月上下齐努力，取得了较好效果，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整个运动，沒有一张大字报、批判发言稿打横炮挑动内斗的，都集中批林、批孔，有两份批判稿被解放军报选登，是本所前所未有；没有让任何人写检查交代材料、沒有批斗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在业务方面，有两篇论文：即激光引爆氢弹和海水提炼铀，受到中央副主席批示有关部门落实，本人也是这期间发明全新概念的巨型相控阵预警雷达。这些，均是情报所前所未有。家属工厂、幼儿园、防空洞……，都有较大进展和改观。特别是人之间关系大改善，调动了全所98％以上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抓革命、促生产。像刘毅民有抵触情绪的全所不超过10人。这套做法，被国防科委推广，本人在约200多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介绍，并上報中央。

为说明问题，仅举两例介绍一下。

我主持工作后，遇上中央把林彪的女儿分配给我们所，刘毅民不敢批，我批准同意调进。可能我主持工作前的惯性影响，有人贴她的大字报。她来找我，我对她说：你来本所，是我批准的，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大字报你看也行，不看也行，不用管它。事后我找有关同志说：林彪的女儿就不该给工作，这是谁家的政策？从此，再不见打横炮的。

我在处室干部会上宣布：凡抓“516”时，批判了我的、贴了大字报的、专案组的、按了一下我的头的……，概不算问题，绝不能影响他们的入党和使用……。但总有人煽风点火，说我点名发展某人入党、不赞同先发展某人(即按了一下我头的)入党。这纯属造谣生事，该同志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同志，文革期观点虽不同，但很谈得来，不知在回小组批判时，为什么按了一下我的头，要我低头“认罪”。结果他是该处第一个发展入党，核心组决定我代表党组找他谈话。他一进我办公室，问我找他什么事？略显紧张。我说：你们支部已通过你入党，按手续核心组得找你谈话，我代表核心组同你谈。我开门见山说：你不要把抓“516”的事，搁在心上，聂荣臻编造出那么多“516滔天大罪”，如果不是搞在我头上，怎么会相信一个元帅会搞徦的，我也会表示无比愤恨的，所以千万别当回事，思想上可总结总结，是个提高。接着讲了些按规矩该讲的话。他高高兴兴离开。

紧接着，科委把我派驻两个研究院任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实话实说，从上述介绍可知，本人的名气在外，虽其实难符，但干部、群众找工作组，基本上找我。搞的办法同上述解决我们所的问题，基本上是一套路子，也还都是三个多月解决的问题。

所不同是这两个单位是周总理限令科委尽快解决这两个文革期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为节约文字，仅举两例：

例1.该研究院一部分领导干部一起议论王洪文同志。一部分群众认为这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进行批斗，一部分反对。聂荣臻曾派过军管等，均沒有解决问题。我向陶鲁茄同志等汇报说：就这么件事，闹了几年，王洪文那么年轻，同我同岁，一下提那么高，一些“有资格”的老同志不服气，背后议论几句，不必大惊小怪，批评一下，不要犯自由主义，有意见可向中央提，背后乱议论不好，今后不再议就行。闹了几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有的老同志对既不要他公开检讨、又不要写检讨材料，一下感动得掉了眼泪。因我不赞同文革期“公安六条”个别条款，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例2.这个研究院领导班子派性十分严重，背后都有一部分群众。我一进去，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常委会，竟吵得开不下去。对此，我建议陶鲁茄同志，把其中闹得最凶的，请到科委来，组织几个常委参加，由我发言批评他。他让我批得满头冒汗。最后说怎么处理此事，看他回去后改正的态度而定。他走后，陶提出还能让他在领导位置吗？我说：不能动他的位置，另一派的沒有批他，难道派性就小？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抹掉了他的职务，实际上起到了压一派的作用，势必引起两派群众斗，一派反工作组、一派保工作组，反而更麻烦。而狠狠批评了他，思想上有压力，但又不处理他，感到批评是爱护，就不敢再犯。陶鲁茄同志等采纳了我的意见。还真解决了问题。

但对1975年底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思想跟不上，我作为本所主持工作的领导，沒有作一个动员报告。而且对政治部领导说：上面的文件、指示等一律照本向下传达，但不得随意加进所党的核心组任何意见。所以持这一态度，是因为1975年初四届人大传达了“人才难得”，批了好多年的另一个最大走资派，一下成了“人才难得”，我跟不上。而又过了几个月，“人才难得”又成了“还在走的走资派”，我确实思想跟不上。直到毛主席去世，他篡权后的表演，我才认识到上述自己的错误。

仅介绍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本人处理一个重大案子的细节：

1975年，張爱萍背了组织布置刘毅民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并说切勿外传。刘毅民背了党组，组织10多名多种语种外文翻译人员，搜集了10多篇内容十分反动的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报告了张爱萍。张手谕刘继续搜集，再次嘱切勿外传。

有一天，在我办公室门口，一位翻译遇到我问我：刘毅民布置他们从外国进口报刊搜集我中央领导的材料，我们己公开发表的不要，你知道这事吗？我答：不知道。他就走了。

话虽两句，政治敏感使我很重现，刘毅民除核心组开会他主持外，几乎什么事都不管。但为什么背了组织干这事？我隨即给陶鲁茄同志打电话：我有件事得当面向你报告。他说：你来吧。去后，陶和陈彬同志在座。我把那位翻译讲的话几乎一字不漏作了回报。陶说：这事常委不知道，是张主任背了常委干的。陈问：他搜集这些干什么？我说：不清楚。陈说：你是不是把这个情况写一下？我说：不能写，就那么两句话，写了算什么呀。这是汇报的全部内容。约2至3天后，陶给我打电话说：那件事，报告了中央领导(李先念)，中央领导说不要管它。他重复讲了两次。

约一星期后，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李先念：张爱萍问题不少，要好好组织批。(会后了解到，中央由李先念为组长，组织了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陶鲁茄等领导组成的对張爱萍幫促小组，由于张爱萍态度不好，中央决定扩大范围批张爱萍)。

听了传达批張爱萍的会议后，所党的核心组开会讨论会议精神，钱学森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讨论过程中，一位丁某参加组织搜集上述材料的核心组成员揭发张爱萍这件事，他沒讲几句话。我一听便说：这件事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指示别管这件事。即把陶在电话里给我讲的话讲了一下。这位丁某当即离开会场，回办公室给科委政治部主任打电话，揭发此事(当时我不知道他回办公室打电话揭发)。

第二天上午刚上班，科委办公室电话通知：所党的核心组全体成员立即到科委小会议室开会。去后，陶鲁茄、陈彬、马杰、李光军四位常委在座。陶鲁茄同志说：昨天下午，你们丁某同志向政治部揭发张主任的问题，政治部报告了我，这事是张主任背了党组织搞的，由他个人负责；这件事，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指示不要管它，今天把你们都找来，中央领导指示不要管它，你们回去后，也别再议论这事。他把后面几句话重复讲了两遍。就在这天，刘毅民夜里加班写揭发材料，于第二天上班后，交丁某上报(他写揭发材料和上报，当时我不知道)。

我本以为此事到此了结。但之后约半个月，陶鲁茄同志通知我去科委，陶、陈彬和陶的秘书在座。去后，陶先把刘毅民写的揭发材料让我看。我一看材料，张爱萍如何布置他搜集、以及刘组织人员搜集的情况、刘突击加班加点搜集到了材料后向张汇报的电话记录、张给刘的手谕等等，材料、证据较完整而清楚。我看完后，陶问我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这同我原来知道的那两句话情况大不一样了，可以说证据充分可靠、性质严重，谁敢把这材料压在手里，而刘毅民本人又如此积极揭发，我看唯一办法就是上报中央。都一致赞同我的建议。陶要我写个旁证(注：我基本摘了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并吩咐我把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复制几份，交给他(注：本人留了一份)。科委上报后，就是前面讲的中央领导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

继续介绍我处理这事，在中央批复前，我在刘毅民面前只当不知道他揭发了这事，也没告知其他任何核心组成员。约1976年3月科委和七机部两级党委常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批张爱萍的情况(邓小平在座)，当汇报到张爱萍搜集了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时，江青同志生气得发了脾气，这就是后来张爱萍定为陶鲁茄同志等“大闹政治局”的事实真相。紧接着约5月份，科委常委开扩大会揭批张爱萍，本来都是常委们揭发，刘毅民抢过话筒，揭发张爱萍布置他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一下把3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炸了锅，许多同志站出来要求常委们当即表态“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注：当时刚传达中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无法开下去，一直僵持到晚上七点只得散会。这就是科委常委作了妥协于当晚作了“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来龙去脉。

事至此地步，我仍坚持刘毅民主持核心组会议，只当没有这事。但刘毅民坐不住，除在下面放风等待处分，还两次同他的夫人一大早呆在我大门外，见到我后他说：你是不是开个会，把他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上级党组织沒有授权我开这个会，而你是核心组组长，又有这个要求，应当你召集开这个会，但我断定他绝对不会召开这个会。在此，我就不讲下去了，我如此处理是对、是错？请大家指教！

我组织服从和贯彻、执行了李先念的“不管它”的指示，但我认为李先念在沒弄清事实真相时，下如此草率不负责任的指示是错误的。而李先念又是解决张爱萍问题五人“帮促小组”组长，他这种态度、立场，我担心他不可能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张爱萍的问题。约在1976年6月底，我给毛主席写信揭发了張爱萍的问题，内容主要摘自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包括物证)，仅增加了不点名表示不赞同“不管它”这种错误态度。但不久唐山地震……。直到毛主席去世后，张爱萍对我疯狂打击报复时，当时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批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谁倒霉。当面听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讲话的同志把这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毛主席有批示。我一生直接给毛主席一人写信，这是唯一的一封信。从上述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讲话，基本可肯定毛主席支持了我的意见，但至今不知具体批示内容。我在发表的文章中，几次讲幸好沒有来得及传达毛主席批示，否则我起码是16年牢狱之灾，有几个毛主席亲自支持不被判刑的。但事实证明，我对李先念的判断是正确的。凭我翻阅的大量资料可见：李先念和吴德两人是华国锋等叛党篡权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均至死不见一句悔过的话。吴德更是把毛主席批评江青，大多是邓小平向毛主席告江青同志的状时批的，抽掉了这一前提，就成了毛主席专门批江青同志这一假象。作为高级政治干部，做这种手脚是别有用心的。

根据上述事实，张爱萍背了组织非法搜集恶毒攻击和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如果共产党允许如此猖狂的非组织活动，这个党必亡无疑。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是正确的，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揭发，仅个别重要情节有隐瞒(内容略)，但背了组织搞如此严重非组织活动，特别是把自己揭发张爱萍嫁祸栽赃给李敏、恽某二人，并诬陷为“诬告”，严重触犯了刑律。因此，在此文开头我说刘毅民逐步堕落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定性是否恰当？我作为主持工作的一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对他们采取了一看、二帮、三等待，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于心无愧，对得起党和人民，也对得起这伙不可救药的混在共产党内的败类。

因此，我一再说，解放后自土改、反右(我不赞同在青年学生中抓右派)、工厂和农村“四清”，尤其文革期，我一手主持解决了两个师级单位和一个军级单位“老大难”(即聂荣臻一再派驻军管、工作组解决不了)问题，凡我处理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冤假错案、沒有一个人上访。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经得起检验。但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本事，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正确的政策，靠上级党委的领导，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