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和深入进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黑暗势力都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造反派。几十年来，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上，他们攻击和污蔑造反派的言论文章何止成千上万，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于认为他们愈是攻击得厉害，我们愈加感到光荣。
但是，这一次有点不同。对造反派列出七大问题，并说造反派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不是右派，而是泛左翼内部的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郭松民同志。一段时间以来，笔者看到郭松民写的一些文章和提出的一些观点，认为很不错，特别是他敢于和《炎黄春秋》叫板，捍卫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 ，令人敬佩。所以猛然间看到他提出上述那些观点，感到非常诧异和意外。我们设想，可能是他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历史真相知之甚少，判断错误。我很赞成一丁同志的看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事实说话。好在文革中，我有幸成为一个工厂的造反派头头，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现在我就简单地叙述一下我在文革中的经历，看一看造反派到底 是怎么回事。
1956年，18岁的我从武昌钢铁学校毕业（专业是冶金机械），分配到当时的“昆明冶炼厂”工作，我当时担任冶炼厂机修车间部件工段的副工段长兼技术员。这一段的经历对我是十分有益的。每天和工人们摸爬滚打在一起，能够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可以说，我也成为“工人草根”的一员。古话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社会的最底层，更能够透彻了解当权者从政的得与失。在这段时间里，又亲身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有所体会。当时，我的工作和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几乎每年都要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是“五好干部”，在最艰难的1961年，我被授予“青年红旗突击手”称号。工厂好几次组织技术人员到外地学习考察我都参加了。1959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伟大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处小城，它就是云南省澜沧县。县内有一座冶炼厂，名字叫“澜沧冶炼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粗铅，由老厂、选厂、煤矿和总厂组成，全厂职工大约有1,700多人。1965年3月，我调到“澜沧冶炼厂”，开始搞了一年左右的技术性的工作，以 后就参加了“四清运动”，被委派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安排在“秘书组”，负责中层干部的“洗澡下楼”工作。〔所谓的“洗澡下楼”，是一个政治专用语，意思是洗去干部身上的污点，并且要求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这一段时间我对于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工作程序和方式有所认识，对于工厂内部中层以上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工作作风以及个人的素质都有所了解。
1966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基本结束以后，我被任命为机关三支部的支部书记，兼任设备动力科的负责人。〔机关三支部包括生产系统的所有有关科室〕1966年底，工厂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后来逐渐形成了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主要是由第一线的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些业务干部组成，称为造反派；另一派主要成分是工厂中层以上的干部、政工干部和少量的工人，被称之为保守派。
开始那段时间，我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组织，但是在思想上我是同情工人造反派的。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的命运。1967年3月5日晚上，澜沧县委领导人召开全县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会，据记忆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县级各个系统的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还有驻军战士，冶炼厂全体职工也参加了，总共大约有一两万人。在这个大会上，县委县政府、冶炼厂党委领导都讲了话。首先他们都表明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开展下去。但是，在联系到当前斗争现实的时候，他们都对起来造反的工人和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学生实行压制和打击。他们说，在文革的大潮中，沉渣泛起，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过去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过打击和处分的人，甚至于一些“牛鬼蛇神”，都纷纷出笼，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破坏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要予以坚决的打击等等。这个时候，本厂的几位工人找到我，对我说，听了当权派这些话，他们非常憋气和愤怒，但他们说不出更多的道理，希望我能够上台帮他们说几句公道话。我当时也对这些当权派的讲话非常反感，于是我就慨然允诺，上台去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纲领是中共中央通过的“16条”，而“16条”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敢”字当头，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不能以任何借口压制和打击群众。我认为刚才几位领导的讲话背离了“16条”的这个基本精神……。在这时候，冶炼厂保守派大约有一百多人一边狂喊着“金xx是政治扒手”、“金xx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一边冲上主席台，来抢夺我的话筒，要把我赶下主席台。可是此时数百名造反派的工人也冲上主席台，于是整个会场发生了混乱。可是当时并没有发生武斗，因为每个人都还恪守着《16条》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当天的大会也算是流产了 。
后来我回到家中，发现我家的墙壁上、工人村的很多显着位置以及大批判专栏上都张贴了用大字写的“金xx是政治扒手！”、“金xx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的大标语。后来工厂党委召开了支部书记会议，党委领导发动多数支部书记对我进行围攻。不过我认为我自己并没有错，所以能够坦然面对。
通过这个事件，造反派和我的距离就更加拉近了。当时全厂有几十个战斗队，他们通过召开造反队负责人联席会议的办法来协调行动，他们开会有时邀请我参加。通过和他们的接触，除了发现他们有正义感、造反的勇气、斗争的气概等优点以外，还有不少的问题，那就是纪律涣散、无政府主义倾向、目标不明确等等，而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我对造反队负责人提出了几点看法：1，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可见组织的重要性。你们现在有几十个战斗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成不了一个拳头，就没有力量，也就不会成功，而且你们有时还互相攻击。建议你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选举共同的负责人；2，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在职工内部互相攻击、打横炮；3，要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各个阶段的战略部署，不能离开这个战略部署而自行其事。当时，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已经夺取了旧上海市委的权。这个行动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毛主席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我们应该紧跟这一个战略部署。造反队的负责人完全同意和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们经过协商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选举了负责人。并且重拳出击，夺取了广播室的权，并且封闭了档案室〔在此次行动之前，保守派利用他们掌权的优势地位，通过广播多次公布造反派负责人和骨干分子的档案材料，对他们实施打压〕。
不要小看这个广播站的作用，在工厂里，它就是宣传舆论阵地。遍布工人村安装了好些广播喇叭，在工人村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广播的声音。全厂职工都是通过听广播了解国内外大事。现在造反派掌握了广播站，就可以宣传有关文革理论和全国以及各地文革的开展情况，当权派和保守派无法再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士气和热情。有一天傍晚，我还听到了广播站里教唱“气死保皇派”的歌曲，工人们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我也觉得很开心。可以想见，工厂里的那些保守派的头头会如何咬牙切齿。但是，这又怪得了谁？谁让你们用掌握的权力公布群众的档案材料对造反派实行打击？这个叫做自作自受。
这一次行动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造反派的声势。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力量。这之后，造反派负责人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同意了，正式参加了造反派。与此同时，另外几位中层干部：熔炼车间的支部书记张文亮、车间主任刘德骥、机修车间主任李惠、运输队长刘大亚、安全科长王有生和财务科的陈龙科长也参加了造反派〔工厂内大多数中层干部和两位副厂长则参加了保守派组织〕。
1967年7月31日下午，我下班以后走在工厂厂区通往工人村的路上，忽然保守派组织中的余xx〔他是生产调度室的干部〕拦住了我的去路，对我大声吼道：“你是支部书记，为什么要为牛鬼蛇神说话？”还没等我回答，就当胸打了我一拳。事发很突然，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还手，走在后面的好几位造反派的工人急忙赶过来，那个人就跑掉了。这算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打人事件，当时称为“7.31事件”。发生这样的事情，造反派群众都很气愤，此时我们的势力已经很大，许多人主张把这一个余xx抓过来狠狠地教训一顿。后来我说还是交给军管会处理。过了几天，一位军代表宣布处理结果：“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听完以后我十分气愤，我是被害者做什么自我批评？有人就说靠军管会处理没有用，还是我们用自己的拳头来处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对大家说我也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就原谅他这一次，平息了这件事情。
到1967年8月，澜沧冶炼厂包括总厂、老厂矿山和煤矿在内的造反派总人数已有1,000多人，统一成立了“1.29革命造反兵团”，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选出20多位负责人，当时称之为“服务员”，产生了9名常委，我是其中之一。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我是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是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制度，所有的“服务员”会议或者是“兵团常委会议”都由我来主持。并且由于大家对我的信任，在重大的问题或者行动的最后决策时，都希望听取我的意见，所以实际上我似乎拥有了对于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
由于澜沧冶炼厂处于祖国西南的偏远地区，“山高皇帝远”，而且对工厂实行军管的军代表不支持造反派，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处境的艰难和风险，也明白自己身上所担负的千钧重担。在当时，由于官僚特权者蒙蔽和操纵保守派组织保自己，所以文革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两派之间的斗争。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造反派总是把参加保守派组织的人看成是受蒙蔽、受欺骗的职工群众，对他们的态度是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就是团结教育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是把他们看成是对手，从来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敌人；而保守派的头头和他们的后台，则以共产党的化身自居，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从来都是把造反派的这些负责人和骨干分子看作为“牛鬼蛇神”，必欲之置于死地而后快。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把“秋后算帐”的利剑时刻悬在我的头顶上，我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既要保护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情积极性，又不能够有失误，不能有把柄被人抓住。
但是在造反派中，甚至于在一些负责人当中，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实力增强，有些人的情绪就膨涨起来，总想不受束缚地为所欲为。而且还有一些在过去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挨过整的人，总是想出气，报复那些整过他们的人。所以发生了一些挟私报复、打人骂人的过激行为。
为了使大家能够清醒地看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艰难和危险的处境，在兵团召开的“服务员”会议上谈到了我的忧虑。通过充分的讨论，大家对以下几点达到了共识：1，我们决不能首先挑起武斗、首先攻击对方。要做到毛主席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条必须作为纪律贯彻下去；2，由于绝大部分生产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是造反派成员，对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不管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生产搞好；3，由于本厂处于祖国边疆的特殊环境，对于军代表在“支左”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积极向上面反映，但是不能冲击军事机关；4，要做好教育工作，不允许恃强凌弱、挟私报复。
“服务员”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至于如何解决那些挨过整的人的怨气问题，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些整过人的当权派披麻戴孝，搞一次为“黑材料”送葬的活动，就是把那些当权派当时搞的整群众的黑材料装进一个特制的棺材里面，然后让那些整过人的当权派披麻戴孝，手中敲着一面破锣，口里高喊着“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了革命群众，我要向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把那一棺材的黑材料抬到指定的地点予以销毁。总之我们的意思是羞辱羞辱他们，灭一下他们的威风，让这一部分受害者出出气，这也是当时我们一种无奈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性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单位到家庭、从老者到小学生，可说人人投入到了运动的风浪之中，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政治斗争，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奇观。我们亲眼看到这样威力无比的群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就焕发出来极大的能量，有力地荡涤了社会上的腐败丑恶现象。
当然，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文革中所发生的问题也在它的群众性上，也就是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相伴生的无政府主义、极左的思潮。这些东西也反映到我们造反派的队伍中来。有的人总想放开手脚、不受任何约束地大干一番。这在“5.11事件”以后表现得很突出。（1968年5月11日，在一次辩论中，我们被对立派杀死1人，称为5.11事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夺取领导权。于是有少数人把矛头对准我和另外几位主要负责人，说我们“思想右倾”，说“我们是工厂里的大派，可是我们的人被杀害，足以证明领导人软弱无力。”有人当面指责我是“陈独秀”，并且提出了“狮子的队伍不能由绵羊来率领”等等，掀起了一点波澜。我听到和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我不为所动，也没有反击，仍然按照原来既定的原则干，一切顺其自然。我想：你们大家相信我，选举我担任这个职位，我就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行，罢免我，我正好可以卸下千钧重担，好好休息休息，这也算是有一点私心吧。
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当我们抓住在“5.11事件”中杀死我们造反派工人张启良的凶手郑连芳以后，对于如何处置这个凶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主张把这位杀人凶手交给军管会处理；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杀人偿命”，由我们自己处理。当时挑起这一小点波澜的领军人物范xx（他也是我们造反派组织的常委）对我说，在我们为张启良下葬的时候，应该把这个郑连芳垫在张启良的棺材下面一起下葬。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对他说，我们群众组织难道有处死人的权力吗？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在我的耐心说服下，我们把这个郑连芳交给了军管会，后来这个人被判处了７年徒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7年“揭批查运动”中我被抓以后，这些当年一直批判我右倾的人，现在忽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在大会上猛烈批斗我在文革中“秉承‘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文革中干尽了坏事”（那位要把郑连芳垫在张启良的棺材下面一起下葬的范xx对我的攻击谩骂最为恶毒），我切切实实地领会到了中国政治的吊诡和人性的复杂多变。
文革的发动，是在人类历史上，亿万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重要的领域里，那么广泛地参与了人民民主运动和争取人类另一种前途的斗争，为人类社会今后世世代代的奋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产。它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使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群众组织由广大群众选举出来的负责人，绝大多数确实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有20多位“服务员”，其中有足智多谋、总能在关键时候提出很好建议的检验科技术员江卫国、财务科长陈龙（这二位是我们的智囊团）；有作风踏实、稳重、在工人中很有威信的发电车间老工人孙汝贵、熔炼车间支部书记张文亮、运输队驾驶员王德富、汽车修理工王有明；有一往无前、敢于冲锋陷阵的计划调度员张震岳（外号大炮）、电工殷泽希（外号二炮）、熔炼车间工人卢兴隆（外号三炮） 、煤矿老工人范宝昌、硅肺病老工人王家兴等。他们没有私心，又能识大体、顾大局，在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他们给我以强有力的支持，认同我的做法，反对搞分裂的人，平息了这次风波。直到现在，我都十分怀恋这些在文革中的战友，怀念那难忘的时光。
在祖国边疆的特殊环境里，面对军队干部、当权派和保守派的三重压力，我们顽强地拼搏，紧紧抓住批判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大方向，注意掌握政策，赢得了民心。我们还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歌舞节目、革命样板戏《沙家滨》，还把冶炼厂文革的进程排演成《澜冶风暴》。这些节目不但在本厂、本地演出，还到西双版纳、思茅地区各县进行演出，受到热烈欢迎。那个时候我们冶炼厂的革命造反派不论在大批判上、生产工作上还是文娱演出上都搞得生机勃勃、红红火火，吸引了群众。造反派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不少原来保守派的人也从他们的组织退了出来，转而参加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的澜沧冶炼厂，竟是造反者的天下！
冶炼厂的职工群众都住在工人村，大食堂和大礼堂都在工人村内，距离很近，它们前面的大批判专栏连成一片。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后，这里俨然就成了工人村的政治、文化中心。每天吃过晚饭以后，这里就热闹起来，不少人来看大字报，看完以后就互相议论。时间一长，每天傍晚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工人蹲在大批判专栏附近，边喝茶、边抽烟、边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的中心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中央一直到省、市、县直到本厂，某个干部表现如何，该不该打倒，或者毛主席有什么最新指示等等，真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如果某个他们不喜欢的干部过来，他们就会提高声音，含沙射影地挖苦和讽刺这个干部，或者揭这个干部的老底。所以那一段时期，有些在群众中口碑不好的干部，都不敢在傍晚时分走过那条路，实在需要经过那里，会等到天黑以后才敢过。
夕阳的余辉映衬着这些工人兴奋的脸庞，他们真有社会主人翁的感觉，那真是工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呀！每当我经过那里，都会参加到群众的谈论中，强烈地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鼓舞着我。
1967年到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斗争最激烈的年代。由于当权派消极怠工、武斗和其他的原因，全国很多地方、本省很多地方的工矿企业都停产了。我们澜沧冶炼厂也面临停产的危险。我召集造反派的负责人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说，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我们工人阶级撑腰打气，支持我们批判斗争那些不良官僚、特权阶层，我们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现在很多地方停产，中央的压力很大，我们应该为中央排忧解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冶炼厂绝大部分的生产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是造反派成员，我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生产任务能否完成。我们应该下定决心，那就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把生产坚持下去。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成立“工人生产管理委员会”，由我们造反派兵团把生产全面管起来。
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汽油，冶炼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拉不进来，而生产的成品又拉不出去。如果我们停产，上级也不会责怪我们。我们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发动群众想办法把生产坚持下去。后来大家想办法把载重汽车进行改装，用烧木炭产生煤气来驱动汽车，解决了生产问题。工人们都说：“工管会真是好，没有汽油照样跑！”
请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件事情，这涉及到如何办好一个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问题。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经常说国营企业效率低下、企业亏损严重，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真正地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我们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鞍钢宪法”精神，真正实现了职工群众自己管理工厂的工作，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当时在全省、甚至于全国像我们这样由造反派把生产管起来、殚精竭虑、尽最大努力把生产坚持下去的厂矿不是很多，这是澜沧冶炼厂全体造反者付出努力的结果。
以后又发生了很多的斗争，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时间到了1968年中期，一种罪恶的、血腥的阴谋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我们袭来，就是一些权势者挑动不明真相的武装农民以“剿匪”的名义进城来参加武斗，消灭造反派，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的心腹之患。
在1968年6至8月，在我们那个思茅地区，先后发生了墨江、普洱、澜沧和江城四个县武装农民进城的事件。其中以墨江县最为惨烈。有614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他们的子女以及造反派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被杀害，其中有孩子还有老人。墨江县的造反派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可能已被斩尽杀绝。从7月26日开始，在澜沧县有10,000多名武装民兵在所谓“抗暴指挥部”的指挥下，在澜沧县和冶炼厂的保守派组织的配合下，开始进攻澜沧县造反派组织“大联合总部”和我们澜沧冶炼厂的“1.29革命造反兵团”。由于我们造反派一直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手无寸铁，无还手之力， 被血腥宰割，总计打死30余人〔我们1.29兵团被打死8人〕、打伤数十人。他们还占领了冶炼厂厂区，包围了工人村， 对工人实行断水断电断粮，导致工厂停产。
我们可以看到，被害者都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小学教师、学生和一般干部。其中郭永明和王国斌是在7月26日当天从澜沧县城返回澜沧冶炼厂工人村的途中被澜沧县保守派的人用石头砖块砸死的，史文光、刘学明、田应德、陆兴国、吴国良等5人是在7月26日当天在澜沧县城被武装农民开枪打死的，南岭区的4位小学教师邓志方、杨伟光、杨祖发、姚保林是在被武装农民把他们从澜沧县城押回南岭区的途中，经过黑河时，在桥上把他们枪杀，然后把尸体抛入河中。胡春煜是在澜沧县城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被三名暴徒用乱棍打死的。上允的武装农民逼迫黄伦昌挖了一个坑，先把被他们枪杀的化合生扔到坑内，然后向黄伦昌开枪，黄伦昌高呼“毛主席万岁”，尙未断气即被活埋，后来发掘现场，发现黄伦昌尸体作撑持状，且体位距化合生有距离，说明他最后在挣扎。马国政被从澜沧县城抓回谦六区，在所谓“批判会”上被乱棍打死。张绍仙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初即被打成“反革命”，后她参加造反，在“7.26杀人事件”中，谦六区军代表索某召开大会对她进行“批判”，使她遭到极为野蛮的殴打，她被打倒在地后，几个暴徒在她身上恣意踢踩，乳房踩烂，肋骨踩断，肠子流了一地，惨不忍睹……。
虽然发生在1968年的“7.26杀人事件” 距今已有40多年，然而对笔者而言，那血雨腥风的场景，却宛如昨日、历历在目、铭心刻骨、悲愤难平。可叹一些质朴的热血青年，为了美好的明天，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过是对一些不良干部进行了批判，就遭此荼毒。非但如此，几十年来还被污蔑、谩骂，被指为“暴民” ，而施暴者却安然无恙，未受任何惩处，甚至提抜重用。这样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社会，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
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