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1974年11月7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7周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为笔名，在广州市中心的北京路口贴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这张探讨“社会主义革命新问题”的大字报在当时一鸣惊人，马上成为海内外的关注热点，并造成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正文）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什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 什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与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新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时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想。”
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什么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形式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极其有用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什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地实行了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制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的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 ”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什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什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 “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 “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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