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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后的广州TY厂——官僚主义“逼”工人弄虚作假

2015-11-15 11:2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293| 评论: 1|原作者: 贾文娟

摘要: 对工人而言,社会主义理想不应该与人们的具体利益存在矛盾,他们的劳动热情本源于经验生活。然而,在官僚主义的压力下,“大跃进”中极左势力鼓吹的“浮夸风”、“放卫星”,不仅不能使国家实现健康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还导致工人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受到负面影响。

“大跃进”前后的广州TY厂:官僚主义“逼”工人弄虚作假

贾文娟

来源:开放时代  2015-11-15 08:41   点击: 142次 

【破土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人们呈现出了很高的劳动热情。然而,“大跃进”中的官僚主义错误与“极左”思潮,通过官员强压和极左政治运动等方式严格控制工业企业的生产,忽视甚至挫伤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大跃进”前后,工人们也有一套消极的应对之道。通过广州TY厂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官僚主义的压力下,“大跃进”中极左势力鼓吹的“浮夸风”、“放卫星”,不仅不能使国家实现健康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还导致工人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受到负面影响。

“大跃进”前后的广州TY厂:官僚主义“逼”工人弄虚作假

“工人阶级当家作主”:TY厂劳动者的热情之源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成立,主管民用机械、电信、船舶制造业。1953年,位于广州的三家钢铁机械厂合并组成南中国最大的通用机械制造企业TY厂,并划归一机部第一机器工业管理局管理,成为全国六个通用机器厂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TY厂仅生产简单的通用机械,1955年,TY厂开始研发和生产制糖机械,并成为国家定点生产制糖机械的企业。1958年TY厂下放给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随着“大跃进”的展开,TY厂主要产品拓展为钢铁设备、化肥设备、水泥设备、炼油设备等,并成为全国生产离心机的骨干厂,其产品曾在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1962年TY厂重新收归一机部管理。因TY厂在全国工业布局和生产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多名中央领导人曾亲自视察生产,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1961年、1964年两次进厂蹲点。

在TY厂建设初期,工人和干部都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1956年,该厂确定生产制糖机械的专业路线后,在缺乏厂房的情况下,工人和管理者在烈日暴雨下进行露天生产,为了产品不暴露在外,人们一致同意将饭堂腾出来做装配车间。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见到后说:“条件不是不够好,而是很糟糕。”然而在该年的劳动竞赛中,科室和车间每天都出现新纪录,据统计,该年2~11月共有12057人次突破定额、创新纪录,全厂先进生产者1044人次,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先进生产工作者,共节约160481工时。

从工人的口述史中,笔者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1950年8月份入厂的LGQ,清楚地记着当时的情况:

“我们车间有个王师傅,他有9个小孩,到底哪个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但是,哪个零件在什么地方,加工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他清楚得很!他把精力全放到了工作上。”(2011年5月1日)

王师傅并非个别现象,SYY于1958年进厂,2000年退休,在TY厂做了一辈子的工人,他对自己刚入厂的那段时间记忆犹新:

“那时候刚刚‘大跃进’,工人一天8小时之外,还要加班加点、义务劳动,连周六周日都要干活。那时候的人都很老实的,说加班就加班。上面说今天什么任务还没有完成,晚上要加班干完,大家都没话说的(不会抱怨)。”(2011年2月20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者的劳动热情来自何处呢?本文发现,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热情既非直接源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经验与感受。

其一,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直接生产者获得了尊重,认识到自身价值,感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而产生了报恩心理。

新中国成立前,TY厂的很多职工都曾经历过工头制并吃了不少苦头。如新中国成立前,CX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过三年小徒,按照他的亲身述说,在旧社会,工人讲话要是不守规矩,就会被工头或老板打,一点情面都不会留。而民主改革后,干部听取工人意见、亲身参加劳动,这使工人明显感受到新社会的不同,SYY说:

“安排工作任务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发号施令。有的时候领导说:‘这个工作要20号以前完成’,很多工人都说:‘那怎么行啊?’我们有什么困难都敢跟他说,敢不买他的账。如果平时你对生产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通过生产会议、班组会议、车间大会等说出来,如果大家觉得你讲得对,就按你说的做。”(2011年2月20日)

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尊重使他们感受到了主人翁地位,加之在八级工资制的情况下,工人与干部工资相差无几。在上级部门主导的调资升级中,工人的调升比率和速度还要高于干部。在当时,该厂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办公室的干部去见女朋友的时候还需要特地找工人借用工作装。生产之余,干部还主动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在1956年,TY厂二机车间后勤工段的核心小组曾冒着狂风大雨到一名居住在危房的工人家中进行探访,并承诺帮助他解决住房问题,这名工人当即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从此他不但在工作中更为积极负责,而且在组内职工有困难时,也会主动帮助。正如LYM所说:

“绝大多数老工人在解放前日子是比较苦的,解放后很多工人都是很高兴的——跟旧社会一比较,觉得真是当家作主了。有地位了,就很积极生产,那时的风气很好——特别是解放初期那几年。(工人)政治地位很高的,大家都觉得很光荣嘛,作为主人翁。所以那时候用口号就能动员工人。后来再讲政治就没有那么管用。”(2010年12月23日)

其二,生产劳动与单位福利和个人生活水平休戚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与个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是一致的,努力生产是利国利己的事情。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具有“公私嵌入性”的特征,即个人的生活领域是与单位的生产领域是嵌套在一起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嵌套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所有职工的福利与工厂的生产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对职工而言是与自身荣辱相关的“家”,单位生产发展上去了,自己的生活才会好。

TY厂中,每个人都清楚,若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工厂就能够从上级部门获得奖金或利润分成,这些资源会直接用于单位福利的建设,以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虽然利润留成政策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但多数被访者坚持认为利润的5%要用于单位福利建设。他们愿意为本单位福利基金的增加而努力工作。曾在铸钢车间工作的CX回忆:

“利润的5%必须用于福利,这是固定的,这个谁都知道啦!福利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看病啊、伙房啊、厨具啊、制服啊,5%嘛!到个人手里的少,但是对厂而言就多了,利润大,个个积极性都很高。因为福利是牵涉到每个机构的利益问题,住房啊、医疗啊、伙食啊,都是在那里的。一般工人都知道生产上去才有希望。今年一百万块钱有五万,如果两百万呢,就有十万了。……那个时候比较自觉的。大家都是希望厂、希望国家发展得快一点。生产上去了,福利也就跟着好了。”(2011年7月9日)

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TY厂生产成绩出色,1957年为止,TY厂的福利设施已经有:宿舍19988平方公尺、饭堂3所、营养食堂1所、职工子弟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礼堂、浴室、托婴所、女工卫生室、医疗所、职工疗养所(别墅一栋)、理发室、招待所、三班休息室、职工俱乐部、图书馆、灯光篮球场、足球场及运动场、排球场、游泳池等。除了福利设施,TY厂还使用这些费用开办合作社,向职工供应物美价廉的食物;工作之余,组织职工跳舞或与纺织厂工人进行联谊。这些福利待遇使人们认识到,为国家、为社会主义而劳动就是为自身利益而劳动。如同CX说:“干社会主义啊,希望给社会搞好了,以后就幸福了,作为一个目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将个人需要与国家需要整合在一起: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劳动者获得了尊重,感受到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好转;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

“大跃进”前后的TY厂:官僚主义问题与工人的应对之道

“大跃进”中的官僚主义问题,使得旨在促进生产的国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削弱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在官僚主义的压力下,TY厂工人在日常生产中出现了弄虚作假、舞弊行为与消极情绪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也有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搞小包工的,有瞒上瞒下、无政府状态的,也有伸手要钱、漫天要价的。总之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下文将呈现当时的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工人的应对之道。

(一)官员个人的强压与应付式生产

“大跃进”在TY厂开展之后,工人所承受的最大压力来自上级官员。1959年以后,TY厂下放至广州市机电局管理,作为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大厂,国家、省、市各级各部门领导统统将自己负责的生产任务转嫁给TY厂。负责水利工程设备生产的副省长要求TY厂尽快生产出水利设施,因为“这是牵涉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大事!”负责轧钢的省长要求“一定要把轧钢搞好!以钢为纲!”而市委工业部长则要求TY厂尽快推广“超声波发生器”,谁敢阻挡就“开除党籍,通报全市”。 “大跃进”期间在车间实习的LYM说:

“省市领导一人抓一项工作,各个都说自己抓的工作重要——你也重要、他也重要,都是第一。我们工厂呢,工人就只有这么多,个个都要第一,那不是很难了吗?”(2010年12月23日)

在这样的生产强度下,TY厂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严重不足,人们正常的生活与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大炼钢铁期间,在“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下,一筐筐包点放在转炉车间,然而工人因为过于劳累完全不愿予以问津,导致大量变质食品被丢入珠江。有人抱怨“大跃进带来了大紧张”,有人说自己“满肚子是气”,有人说“领导沙沙滚,为了完成任务,把人民财产当儿戏”。“部分工人……产生埋怨情况,生产中表现得干劲不足,劳动纪律松懈,因而生产效率不高。……有形的浪费和无形的浪费亦大有存在。”人们普遍认为问题出在上级领导对工厂的过分要求上。为了使生产和人们生活受到的损失降低,TY厂的工人想出了应对官员的“推、拖、退”三部曲——对来自上级官员的任务能推的则推,推不掉的则拖,拖不了的则退,而送到车间的生产任务则由工人发挥才智进行应付式生产。

“大跃进”初期,广东省对大炼钢铁并不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你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省在1958年11月开始大放钢铁卫星。1959年初某日,广东省省长陈郁风风火火地来到TY厂,亲自下达生产大炼钢铁用3吨自由锻锤的任务。该产品的锤砧重50吨,远超出TY厂的生产能力。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LZL说:“不行呀,省长同志,这个锻锤的锤砧就要50吨,我们厂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炼炉,这个我们做不了啊。”陈郁很着急,接着去找到设备动力科工程师,但工程师仍然摇头表示TY厂无法生产该产品。这些拒绝合作的技术人员被一通训斥:“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典型保守右倾!工人,人家干活的,都说行!让你写个字、做个计划、下个命令,你就不敢!你们这些人,不怕共产主义建不成!不怕修正主义!最怕就是群众发动起来!”

陈郁走向车间,将命令直接下达至工人。在官员的强大压力下,工人们点头说行,随即展开生产。铸件生产的正规程序是把熔化的铁水注入沙模,使铸件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然而,工人的应对方法则是先把生铁锭横七竖八地堆在沙模里,再把铁水浇淋上去。上级要求的铸件看似完成,然而由于铁锭并未被铁水融化,铸件内部仍然是空的,如同一个空壳,该产品仅仅用以应付上级。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LZL说:

“工人为什么说行呢?不是工人品质不好,你硬逼着他没办法的,不能说不行!很多工人都不表态——他们看不惯,但又不能说话。省长亲自下来下指标了,有什么办法?机械工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你的。工人觉得你这样命令我,我就这样耍你。他们就想出来了这种浇注方法应对。”(2010年11月26日)

在这样的应付式生产下,1959年废品重达1280.885吨。最终,1964年陶铸在TY厂蹲点时清算出,TY厂在“大跃进”期间造成了价值超过18万两黄金的浪费。

(二)指标化生产管理与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令工业企业真正担忧的是计划指标过高,而生产任务不足。指标化生产的问题真正变得严肃起来是在“大跃进”之后。6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方针的改变,国家大量撤资、生产大规模压缩,许多企业都陷入了财政困难。1961年7月底,TY厂银行贷款2604万元,月息15万元,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成本大幅上升、不合格产品大量积压,并于9月份出现了一次大停产,10月份生产下降到几年来最低水平,11月份企业出现亏本。1962年,计划生产指标仍是“大跃进”时期的一半,而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仅是厂生产能力的28%。在这种情况下,TY厂决定揽活打杂,组织自接农业机械、轻化工业产品的订货任务——这些自接任务占其商品产值的66%。

尽管人们努力地投入到生产中,两班顶三班夜以继日地工作,生产指标的完成仍是未知数。如果不能达到国家的生产指标,单位便无法获得奖金,职工整年的努力劳动会付诸东流,人们“生产涨一寸,福利涨一分”的愿望不会实现。企业整体地位若因此下滑,从上级部门获取资源将更为困难。这样,TY厂工人采取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和投机取巧的策略。一方面,因为“上面下达指标,是秀才闭门造舟。……订计划是凑产值”,所以TY厂的统计都是“用假的编出来,从质量、计划、成本都是浮夸”。LZL给笔者讲了当时情况:

“有些人的月历是有40天的!下个月10号以前能完成的产品都计入本月。把没有完成的产量报完成,这样工作就推到了下个月,每个月都这样往后推,到了年底任务就堆积得很多。年度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弄虚作假了!实际上年计划没有完成就报做完成!……这里头有很多种完工方式,有的是缺件完工——产品零件未全就报完工,有的是质量未通过检测就报完工,有的是实际工作量还没有完成,就报完工。生产总值更糟糕了!生产总值怎么算出来?商品产值加上在制品,在制品就是还没有装配成商品的。在制品是靠估算的,黑幕很多了!一算,完不成计划了,那就给在制品估计多一些,以前只完成50%,那就加到60%、70%,那个产值不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完成计划的。你(在档案上)看到那时候的生产总值全都是估算的,很少有是真正算出来的!”(2011年5月1日)

这种弄虚作假是否部门或领导的个人行为?工人对此持怎样的态度呢?LZL说:

“关于这个,厂里面谁都知道,但是一机部根本查不出来——有很多方法蒙他们的!而且工人也支持这个,为什么呢?要是没有完成计划,整个厂就拿不到奖金,厂拿不到奖金你就没有好处,所以工人也参与其中,宁愿弄虚作假,没做完报做完。”(2010年11月26日)

另一方面,对订货厂家隐瞒因赶工而导致的质量问题。例如,为了赶商品、抢吨位指标,铆焊车间的工人焊接锅体洗涤塔时不够细致,导致该产品第一圈试水的时候存在轻微的渗漏情况,但是为了避免拖延交货期,以及将该产品计入生产指标内,质检科科长看见后并没有提出检查该产品出问题的原因,而是叫车间赶快把把缝隙焊好,不要让订货方知道了。又如1961年,黑龙江轻工业厅向TY厂订制3台1250离心机,在部分仪表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发货并收了货款,直至3年之后,该厂仓库里还积存了一批漏欠客方的产品附件,这些附件的价值超过3万元。1964年11月,TY厂铆焊车间承制105超速离心机的出水管与盖,生产完毕后因不符合图纸尺寸要求,一直没有入成品库,然而,生产工人和车间领导都不愿意返工。该零件拿到二机车间以后,经过检验员的研究,认为产品能用就可以,便入了成品库。弄虚作假的情况并不是突然产生,“这情况很早就存在了,未引起我们注意克服,未完成就报入库,缺外购件也报入库,赶产值时忽视质量,特别是赶节日献礼……”。

这种弄虚作假是在单位利益的统合下开展的:厂级领导的参与主要在于直接的指标作假,以及对上级部门予以应付、对下游订货厂家假以威胁;中层领导的参与在于进行厂内协调,沟通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信息,使得职工的口径和目标保持一致;而基层工人,则是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加速生产,同时,支持并隐瞒上层领导的作假行为。在这种情况下,1961~1965年间,TY厂浪费损失达1700多万元,积压物资700多万元,约占其固定资产的60%。此后,弄虚作假的情况受到了批评,但并未中断,反而愈演愈烈。

(三)政治运动的压力与消极态度的蔓延

1956~1964年间,TY厂先后经历了“肃反”、“整风”、“反右”、“三反”、“整风整厂”、“五反”等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中,有些是由本厂党委进行组织,有些则由市委工作队进行组织,前者组织的运动相对和缓,后者组织的运动斗争性极强。政治运动塑造了工人的主体性,也会大大激发工人的生产热情。但如果运动由极左思潮和势力左右,运动也会挫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比如,那些在生产中犯错误的工人会被怀疑成阶级敌人,并受到重点审查。1964年7月“肃反运动”期间,有工人因怀疑组织对他的不信任而自杀。1961年,该工人的弟弟在农村死亡后,他曾在车间说过弟弟是饿死的,并表达了对棉布供应的不满,从此便开始担心领导对他不信任。“五反运动”后,该人向支部交待自己当工会小组长时忘记登记几毛钱,思想顾虑加重。1963年在生产上出过两次质量事故并受到工段长与车间主任的批评,该工人更加害怕,担心被说成故意的。1964年,为了照顾其身体,车间安排他做钳工并停上夜班,并告知其他工人少接近他,有些会议亦没有通知他。然而,在“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该工人过度紧张,在厕所上吊自杀。

还有,出身不好的工人在运动中容易成为斗争对象。1958年,因为所属的地下组织暴露了,阿荣从香港回到大陆。她刚到广州时,很多人在火车站欢迎她,令其非常感动。在进厂初期,阿荣满怀热情,工作非常积极。1961年,她申请回香港探亲,因提前3天回厂,被怀疑与特务有联系,至此便成为了“运动员”——但凡有政治运动,被批斗的总是她。若是香港的亲戚寄来食品,她就被说成与特务进行联络,若是找医生开病假单,就被说成无病装病。加之难以获得工资升级的机会,她非常生气,工作时也毫无心情,同他人的配合也成了问题。改革开放之后,阿荣马上申请回了香港。

在政治运动中,除了犯过错误的工人与背景有问题的工人忧心忡忡外,普通工人也存在四怕:“怕说错话,怕犯错误,怕戴帽子,怕送农场”,不安全感与消极情绪在车间中蔓延开来。然而,在运动中最不安的实际上是干部。LYM说:

“干部一个星期要学习很多次的嘛,学习完了还要发言,你不发言就不行,说你不积极,发言的话又怕讲错话——这个讲话很难说的嘛!工人学习就简单了,班后很短时间,工人本身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不可能弄得太清楚。干部责任就重了,历次运动干部都要检讨的,要过关,有的工人说当了干部,笔比铁锤还要重,写几个晚上都写不出来,过不了关。加上干部的工资待遇比工人低,人们都不愿做干部。”(2010年12月23日)

1960年“整风运动”中,600名一般干部中,有170人不愿意当干部。在工人提拔上来当干部的人之间普遍有“当干部不如当工人”的思想。在TY厂58个科级干部中,不安于位的有22人,其中要求回车间做工人的有17人,这17人中,从工人提拔出的占12名。机装车间9个工段长中,8个是不愿意当干部,铆工车间5个工段长中皆有不愿当干部的想法。主要原因是“认为当干部开会多、责任重、批评多、上压下顶,工资升级慢,又无奖金和加班费,不如当工人好”。其中,铸铁车间副主任认为自己文化低、能力低、理论水平低、身体不大好,不愿当车间副主任,要求当普通干部。总务科科长(党员)为了达到调科室的目的,曾准备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撤职降两级。机装车间工段长(党员)说:“当干部受气,升级慢”,工具科梁耀华说:“做干部一点好处都没有,开会多,苦战多,加班毛都没有一条,准我离职,让我倒贴一百几十元我都愿意,一离职,我就去劳动局登记当工人。”甚至有人说:“用机枪对准我,我也要说‘当干部吃亏’!”

当政治运动往“极左”倾斜时,工人变得小心多疑、谨慎处事、劳动态度愈加消极,而干部对于管理亦缺乏动力,因担心在运动中被工人批判,而不愿意得罪工人,他们对日常生产中的营私舞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工作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进一步助长了生产中的消极态度。

结论

对工人而言,社会主义理想不应该与人们的具体利益存在矛盾,他们的劳动热情本源于经验生活——在劳动中受到的尊敬、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富、福利水平的提升。然而,在官僚主义的压力下,“大跃进”中极左势力鼓吹的“浮夸风”、“放卫星”,不仅不能使国家实现健康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还导致工人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受到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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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5-11-15 11:32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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