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俄国革命

左向前按：这篇文章是张耀祖同志不久前应邀在国内某左翼团体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我们将它郑重推荐给各位读者，原因有三：

一、作者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俄国革命——之所以说是“还原”，是因为他将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通常读到的，似乎已被固化而遥不可及的俄国革命搬到了活生生的现实舞台。历史上的各色演员都能在今天对号入座，实力雄厚的保皇党、立宪派，自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实际依附于资产阶级，控制了苏维埃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列宁所领导的一直属于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由胜利者记述的宏大革命在后人眼中总是多了几分轰轰烈烈的史诗般的神圣和浪漫，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叹革命条件的不可复制和革命领袖的不可企及，在今天看来，“没有革命的人民”何尝不是困扰革命者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免谈革命的最坚实的盾牌？但98年前的列宁没有因为这个与今天一模一样的门槛而被“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绊住脚步，那个时代最终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并不比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历史赐予的资源和优势。

二、作者对俄国革命的回顾使我们再次明确了，暴力革命永远是夺取政权的唯一选项，但往往不是第一选择。对于今天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来说同样如此，不管是“保党救国”还是“左右合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他们所有的“和平手段”尝试失败之前，即便是列宁也无法替他们包办革命。但资产阶级会用现实教育他们，逼迫他们追随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不能等待他们来追随，而必须为自己认定的方向积极准备，同时只有在现实斗争中表现出来自己“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才能真正争取到这些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让他们不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去做反革命的参与者和帮凶，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革命的力量。

三、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新革命遇到的老问题，但并未展开论述。依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在未来资产阶级遭遇重大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首先开创“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并由此过渡形式而最终夺取中央政权，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期待张耀祖同志对此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同时更希望一切有志于探索未来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同志参与讨论。

梦回俄国革命

张耀祖

 由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犹大们颠覆殆尽。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要来诅咒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遭受折磨的底层人民早已经诅咒它了；我们也不是来为社会主义举行葬礼的，那些社会主义的叛徒们早已经在这个葬礼上发财致富了。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来说，四万万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聚集在这里，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展起来，我们所要迎接的必将是它的浴火重生。

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吗？满是疑虑的人还很普遍，但信仰革命的人必定是充满信心的，因而是不会怀疑这一点的。

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处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0年后，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便诞生了！

有时候它比人们预计的还要快一些。

俄历1917年1月9日（公历是1月22日，比俄历推后13天），是俄国1905年革命12周年纪念日，流亡国外的列宁在为瑞士青年工人作报告时最后讲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40余天后（俄历2月23日，公历3月8日三八妇女节），俄国二月革命正式爆发，八天后沙皇即被打倒！再八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

时年列宁47岁，于今日当属中年，在一百年前的封建俄国，这个年龄的人已是三世同堂的老年人了，有幸在有生之年于那场“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的确超出了他本人的预料，这是列宁幸遇革命的“偶然性”；同时，他自17岁参加革命，历经30年的梦想与磨难，这是他选择革命的“必然性”。

事实上，正如新生命的孕育总是要历经慢慢长夜，经历无数次的妊娠反应，无数次的骚动，直到新生命降临的那一刻，还要经历一次巨烈的阵痛一样，革命也总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借纪念十月革命胜利98周年，回顾并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俄国革命是如何被孕育的；二是布尔什维克关于“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有可能使国家政权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手中的主张，为什么最终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才得以实现；三是新革命遇到的老问题。

一、从“没有革命的人民”到孕育了革命的人民

俄国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斗争是从1905年开始的。

列宁在该报告开篇第一句就强调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把1905年革命看作俄国革命的开端。换句话说，这次革命毕竟是从爬行到站立，不可避免地失败于敌强我弱，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它却由此孕育了十月革命。事实也正是如此，1905年革命为十月革命作了总演习，是十月革命的彩排，是日后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得出的最普遍的结论。

1905年的俄国革命刚一发生，并不是像事后人们看到的那样，堪称一件伟大的事件。它仅仅是由看似愚昧无知的工人请愿活动“意外”引起的，持续一年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又把这些平日里软弱可欺的人，教育和锤炼得坚不可摧，并使他们后来具备了改天换地的能力。这是什么力量或者魔法作用的结果？我们还要进一步关注，这些被资本家任意驱赶的奴隶，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完成了苏维埃这一后来成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俄国工人的伟大创举（即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列宁语），并表现出了冲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制，而越发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这一事件我们关注的重点无疑是“苏维埃”！但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如果说苏维埃是这场运动形成的革命种子，那么，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正是它的基因，由此才生长出十月革命的参天大树。

1905年，初次登上俄国政治舞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大部分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的俄国工人，何曾被人想到他们的怒吼会剧烈震撼了俄国的封建王朝。是的，没有人天生是绿林好汉！

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左派改良主义者一再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只能缓慢推进。在这些清高的知识分子看来，人民还是些没有教养的“歪瓜裂枣”，如果能教会他们投票就已经实属不易了。乍看这个结论是符合俄国当时民情的，只不过再往后看，它就成了一个鼠目寸光的结论。诚然，1905年的那个星期天，工人们到冬宫广场是向沙皇请愿的，而不是要革命的，是要恳求沙皇降旨，实行大赦，实现舆论自由，发给正常的工资，逐步把土地转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结果工人们的乞求和愚忠收获的却是沙皇政府射出的子弹。列宁讲道：

“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从城内各个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区，前往冬宫前的广场，以便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工人们举着圣像前进，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加邦已经上书沙皇，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请求他出来接见人民。

军队调来了。轻骑兵和哥萨克挥舞军刀扑向人群，开枪扫射跪下来央求哥萨克放他们过去谒见沙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当场死了1000多人，伤了2000多人。工人的愤怒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况。”

革命发生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又是怎样的呢？列宁讲道：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可见，这是一场在加邦神父率领下（而不是由革命党领导下），由工人们向沙皇的请愿活动所“意外”引发的革命。之所以称之为“意外”，是因为工人还没有革命的主观意愿，之所以引发为革命，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

俄国老百姓历来把沙皇视为仁慈的“小父亲”，“流血星期日”却无可挽回地打碎了它。俄国工人从此同沙皇政府势若水火，俗话说，结下了梁子。愤怒激发行动，一年来，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工兵农运动四处蔓延，直至向武装起义发展。与此同时，运动中产生的进步分子加入到了革命党的队伍，使得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抛在外围的革命政党同运动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反过来，政党和领袖的存在又使工兵农运动的目标变得清晰可见。

列宁在报告中讲道：

“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五千万至一亿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标志着1905年革命达到了顶点，直到1906年1月1日，8000名武装的工人同沙皇政府军战斗了9天后被镇压，革命才渐入低潮（1905年秋沙皇为镇压国内革命，仓促签订了日俄停战协定，抽调回部队进行镇压的同时，从英法贷款4亿美元补充中央财政，支撑沙皇中央集权的两根支柱勉强竖立了起来。美英法等民主国家最初是支持俄国民主革命的，后期由于恐惧工兵农的政治激进、反对社会主义转而支持沙皇镇压）。

那些把所谓列宁的“灌输论”奉为圭臬的自大的“救世主们”，应该注意体会列宁对一场真正的革命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后，所说出的下面这一段话：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