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十月革命，继承十月革命

研究十月革命，继承十月革命

——读张耀祖同志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文章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

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  时 迈

张耀祖同志应邀在“国内某左翼团体”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梦回俄国革命》一文（原标题《十月革命的当代意义》），写得非常好。《红色中国周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更是起到“点睛”的作用。

我们作此文，以便更大力度地宣传“张文”及“左按”的观点，同时阐发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想，欢迎各界读者参加讨论。

张文通过回顾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前前后后的曲折过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张文最后一句所说：“暴力革命终归是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真理，列宁也没有能够超越它”。但是，张文的精彩之笔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揭示革命的“必然性”是怎样通过历史的“曲折性”表现出来的。

（一）

如张文所述，俄国1905年革命本来是由“成千上万名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工人在加邦神父的带领下向沙皇请愿，遭到沙皇开枪镇压，从而“意外”引发的革命。但是，1905年革命的意义，在俄国历史上，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它不仅是俄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开端，而且是1917年革命的一次总演习。正如张文中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话所说，自从1905年革命之后，“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细节是，1905年革命确实如张文所说，“仅仅是由看似愚昧无知的工人请愿活动‘意外’引起的，持续一年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又把这些平日里软弱可欺的人，教育和锤炼得坚不可摧，并使他们后来具备了改天换地的能力”。

俄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转变为有能力、有作为的阶级，恐怕还要“归功于”沙皇统治者毫不妥协的镇压，使群众受到了异常深刻的教育。

列宁1917年1月9日在给瑞士青年工人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5000—10000万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13000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

由此可见，俄国当初有一帮改良主义者，他们囿于俄国当时的群众还不觉悟这一暂时现象，妄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因而兜售其改良主义主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揭示经过曲折的过程而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趋势——人民要革命，就是要面对我们今天的、特别是“左派”队伍里改良主义思潮。

正如“左向前”同志在张文“按语”中所指出的，在今天看来，“没有革命的人民”何尝不是困扰革命者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免谈革命的最坚实的盾牌！？但98年前的列宁没有因为这个与今天一模一样的门槛而被“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绊住脚步，那个时代最终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并不比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历史赐予的资源和优势。

（二）

张文叙述了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过程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二月革命之后，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各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沙皇退位的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都掌握在了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为什么工农阶级没有及时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而是去支持资产阶级去独立组阁呢？

张文明确回答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时，介于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左右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

张文介绍道，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沙皇被打倒后，贵族和各色保皇党人要么进行地下活动，要么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他们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有强大的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相当于承继了除王权以外沙皇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政治遗产；一个是以几个“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主要以由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由“关怀”“心系”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富裕农民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两党为主）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主张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部分底层工人和士兵。

列宁指出：“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本来打算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而不是强制措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架力量不稳定的天平上，使农民小资产阶级这颗砝码加载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列宁认为，“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

但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绝大多数的代表均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党委派。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占据多数的苏维埃，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把自己确定为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充当起资产阶级早年通过议会监督国王一样的角色，并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表示支持，只要临时政府履行自己所许下的诺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后，对内对外继续实行没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导致对外战争失败，在国内造成普遍的民众失业和饥荒，导致临时政府失信于民，致使国内民怨沸腾。1917年7月，在首都彼得堡爆发了50万工人、士兵参加的大游行。

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居然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并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屠刀，和平过渡的通道被关闭。

紧接着，1917年8月又爆发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怂恿的、俄军最高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军事叛乱。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彻底丧失民意，政权危机在即。

列宁说：“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指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至“七月事变”之间的5个月——引者注）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至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耻的失败。二月革命以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总是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的，“七月事变”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众；8月的军事叛乱，客观上更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任危机。人民受到了教育，贫苦农民即大多数渴望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迅速向无产阶级靠拢了。

列宁于1917年7月总结道：“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

张文精辟地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用当时的话说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是“护国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左右合流派”、“二次革命派”或“强国派”、“保党救国派”。作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其领袖人物的政治表现，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对资产阶级还要再多一份一厢情愿。

“左向前”同志在发表张文时所加的“按语”指出，历史上的各色演员都能在今天对号入座，实力雄厚的保皇党、立宪派，自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实际依附于资产阶级，控制了苏维埃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列宁所领导的一直属于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

（三）

读了张文及“左按”，我们获得一些什么教益呢？

人民群众也是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学习的。没有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就没有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初步觉醒；没有1917年“七月事变”，俄国群众和平地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愿望就不会破灭，也就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破产，因而也就不会有俄国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心。人民群众的觉悟，总要通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需要资产阶级的反面教员“帮忙”；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不觉悟的人们终究会觉悟起来。

小资产阶级是群众的一部分，它历来有着革命性和局限性，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知识分子、小职员，以及工人阶级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都有这样的两面性。但是纵观历史，其革命性总是主要的，只要他们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总要反抗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但是，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政治团体、乃至政党，是否总是要革命呢？那就不一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且无产阶级政党政策对头，他们就会转向革命一边。反之，如果无产阶级力量暂时处于微弱状态，如果资产阶级影响巨大、政策狡猾，他们则可能走向反革命。

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由于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他们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就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

某个自诩“左派”的“法学教授”曾在今年7月份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引用列宁《论妥协》一文中关于必须善于学会妥协的论述，大谈所谓“策略”，大谈所谓“学会妥协”。但是他到底想跟什么人妥协、在什么问题上妥协，却语焉不详。确实，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实际上，《论妥协》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就的一篇文章，该文主要是力图说明，应该试图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主动进行妥协，因为只要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真正具有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只要在苏维埃的改选和职能方面立即贯彻新的民主制，自然就能保证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但是，列宁在文中同时强调了两点，一是布尔什维克采取这种主动妥协所获得的是它在苏维埃中能够具有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而这一点只能在苏维埃中才能做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这种通过妥协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使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因此是非常可贵的，但列宁又重复强调“是极其罕见的”。在写作《论妥协》这篇短文之后的两天，列宁在短文之后又写下了一小段文字，说看了最近几天的报纸，觉得提出这种妥协的建议，为时已晚；“也许革命还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只好把这篇短文送到编辑部去，并请求加上一个《过时的想法》的标题……有时候知道一下过时的想法也许不是没有意思的吧”。

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在这一罕见的历史机遇中，在苏维埃当中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妥协。而“法学教授”所要讲的“妥协”又是什么呢？或许是想把群众拉过去与资产阶级妥协吧。对此，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四）

在人民还不够觉悟时，经常会有那么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总是要顽固地兜售其改良主义幻想，而且总是力图把群众拉过去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同资产阶级结盟。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想让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可能还会在群众中拥有一定的市场。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不仅要保持头脑清醒，还要随时拿出应对的策略。就像张文试图通过梳理俄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从而获取一定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前不久也整理了一个材料题为《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德国1918年爆发“十一月革命”后，同样是推翻了德皇统治，但政权却被资产阶级篡夺，没有从各阶级不同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夺取主导权，甚至德国不来梅和巴伐利亚两个地区工人阶级奋起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起义，也惨遭镇压。当时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右派，代表德国小资产阶级、并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来摆去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中派”；考茨基就是这个“中派”的代表人物，而列宁则称考茨基之流为“可耻的中派”。后经与右派分裂，以“中派”为主导，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由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政治组织——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及时同“中派”决裂，而是留在德国独立社民党内，没有及时争取到大量群众；等到他们意识到需要独立成为一个政党、并着手建立德国共产党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在1905年革命失败时，作为一个独立的、拥有正确政治路线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就能够“正确地退却”，在当时俄国各个革命政党和派别中，“退却得最有秩序，‘军队’损失最少，骨干保存最多，党内分裂最小，颓废情绪最轻，恢复革命工作的本领最高”。（列宁语）

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中又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多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则伸缩自如，首先力图在苏维埃内部通过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妥协，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悍然开枪镇压群众的“七月事变”后，又果断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实现了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它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独立的，因此，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们的认识规律，这是不可以超越的。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治家，在政治上有了清醒的思想准备，政策上才能够有足够的灵活机动，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样挥洒自如，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像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小资产阶级“中派”的危害认识不足，不能够及时地划清界线，则将陷入政治被动，直至导致革命失败。

（五）

通过梳理俄国革命的过程，我们得知，在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打“社会主义”之名、行改良主义之实，曾经欺骗了大批群众。幸而列宁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幸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斗争，既给了广大群众以时间和过程，使他们得以领教和识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广大群众拉下水、与资产阶级结盟、做资产阶级奴仆的本质，又坚持无产阶级思想路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在关键时刻，团结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挫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图谋，使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与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使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轨道上来。

实际上，在当时的俄国，还有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另一个角度，对十月革命进行种种指责和非难。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可耻的中派”，是典型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十月革命以后，考茨基发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其中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傲慢地大谈“历史唯物主义”。考茨基的所谓“经济分析”，就是从分析俄国的经济形态出发，企图证明俄国是小生产为主的落后国家，因此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企图证明农民占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农民专政。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把社会主义事业交给了农民；而考茨基认为，农民整个来说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

列宁于1918年在病中写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列宁指出，考茨基在1905年曾经赞成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联合，但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他又反对布尔什维克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专政。这说明，考茨基把1905年革命是看作资产阶级革命，他只赞成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把团结农民作为权宜之计，他把农民只看作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而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贫苦农民来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团结贫苦农民来大办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考茨基来说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列宁在驳斥考茨基的无知的“经济分析”时说：“可爱的理论家，你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

1921年，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又发表了所谓《革命札记》。他在札记中肆意歪曲俄国革命的历史，大肆散布“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的论调。列宁针对这一情况，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于1923年，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用口授和整理秘书笔记的方式，写下了《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在理论上给了苏汉诺夫之流以有力回击。

列宁在文章中还提到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出俄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曾经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革命中充当了可耻的角色，在1905年革命的关键时刻，孟什维克派就迂腐至极地提出：正在发生的俄国革命同过去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只能由资产阶级充当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只能是同资产阶级联盟，而不是接近和发动群众，特别是不能接近农民。孟什维克认为，如果沙皇倒台，应当让资产阶级维持长期的统治，等到资本主义成熟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于1905年写下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针锋相对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那就是：俄国反对沙皇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必须团结贫苦农民、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彻底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而不能让步于沙皇政权的任何改良措施；拟议中的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工农革命专政；必须对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必须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新矛盾，必须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不断创造条件。

在1905年革命前夕，俄国最黑暗的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经济派”，就充满着对产业工人斗争自发性的迷信和崇拜，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进步知识界为害甚广，列宁1902年写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就对这种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形成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有过类似的机会主义思潮。托洛茨基就曾大肆兜售过所谓“不断革命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仅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