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评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2015-11-20 作者:迎春 来自:作者供稿 评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迎春/2015年11月20日 今年4月24日,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题为《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的演讲,(以下简称《演讲》)这个演讲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具有经济学理论色彩,因此值得认真分析。 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演讲》是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着我国经济会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展开。他的演讲分为四部分,其中第三段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段是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他还预计“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等等。因此,本文的分析就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开始。 现代西方经济学几乎没有科学的经济学概念,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怪圈”、“软着陆”、“硬着陆”等形象的比喻却比比皆是。经济学的科学概念反映的是经济现象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却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替代,回避了对经济现象的本质说明。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官方的语言叫“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官员、学者们不能用科学的理论说明这种现象的本质和原因,就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等收入陷阱”来吓唬人们。《演讲》说:“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说明经济停滞的本质,因而不是经济学的科学概念。 首先,《演讲》提出中等收入的国家才有陷阱,实现中高收入国家也有经济增长停滞、下降的现象。例如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早就超过一万多美元,是公认的经济发达国家,不是也有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吗?经济危机爆发时,经济不也是急剧下降吗?可见,高收入国家也有经济停滞和下降的现象,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不能成立; 其次,所谓的“陷阱”只是一个比喻,采用比喻,本身就表明这种理论说明不了经济停滞现象的本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多只能说是一些国家的经验统计,不是科学的理论说明。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只用收入高低划分出中等收入国家,本身就是抹杀不同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 楼继伟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整个的的演讲中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概念,而突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演讲中没有根据经济关系划分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连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都没有,满嘴都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突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抹杀不同经济关系的性质,实际上办不到。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不仅是现实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而且是决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内容,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演变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经济高速畸形发展,是因为改变了经济关系;当前存在经济下滑的趋势也是因为经济关系阻碍生产发展的结果。总之,经济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经济关系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演讲的内容就不可能不涉及经济关系。例如演讲中所说的市场配置资源;劳动力流动等都涉及经济关系。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关系。一般的“市场经济”,是私有者交换商品的经济关系;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就是私有者在竞争中形成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市场交换,就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谓的劳动力流动性、灵活性,就是资本雇佣工人的“自由”程度等等。 总之,《演讲》突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就是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是赤裸裸地宣传资产阶级的理论。 二,从公有制向雇佣劳动制度的转变 《演讲》第一个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三阶段的概括》。演讲中的三个阶段,是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划分阶段,说明经济增长的阶段。这也是掩盖我国经济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事实,抹杀毛泽东时期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性质的根本区别。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的效果或能力,反映的是劳动者改造自然物的一种能力。例如,纺织工人用手工织布机织布,一个月织一匹布,另一个纺织工人用机器织布,一个月织一百匹布,劳动生产率提高一百倍。这里说明的只是劳动者与物(布匹)的关系,在单位时间生产布匹能力的发展变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孤立地讲劳动生产率增减,与社会经济制度没有关系。但是,任何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进行的,不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生产,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等等。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生产,技术归资本家占有,实行专利权制度,限制了技术的推广、应用;相反,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普遍推广。可见,劳动生产率只反映人与物的关系,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工资则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资,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资本家用工资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因此,劳动的成果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工人没有直接关系;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如毛泽东时期的国营、集体企业,工资则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工人占有自己劳动的一部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占有的物质产品就相应增多。这两种工资的本质区别,在现象上的表现,主要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可能被老板解雇、失业,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则不存在解雇与失业的问题,与生产的物质条件直接结合。这就是雇佣奴隶与企业主人区别的根本标志。关于这些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重复。 而楼继伟完全抹杀毛泽东时期公有制企业工人和改革开放以后私有制企业工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把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划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三个阶段,这种方法显然是错误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工资,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简单地把毛泽东时期公有制企业工人的工资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私人资本企业的工人工资等同,是完全错误的。 《演讲》说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压得特别低,说养老支出、医疗支出和住房支出都不包括在工资内,是工资成本不真实。他还用自己当年月工资只有七八十元,而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作为典型,正好说明他抹杀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与私人资本企业的本质区别。他所说的“工资成本真实化”,实际上就是我国公有制转变我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过程。 楼继伟所说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早期,就是我国经济由公有制经济向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转变的时期:首先,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使集体农民成为个体劳动者,为个体农民“自由”出卖劳动力准备了条件;“改革”国营经济,“减员增效”,大量解雇工人;发展私人资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融合”,成为“世界工厂”。所谓的“工资成本真实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过程,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大量输出的结果。《演讲》却归结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根本不承认我国经济由公有制转变为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事实。 讲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承认我国曾经存在过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被资产阶级经济学侵透的学者(官员),竟当上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部长,这种“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 三,当前面临的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演讲》说:“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原因是:“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楼继伟的屁股十分露骨地坐在资本家一边。 我们这里不是分析楼继伟的屁股坐在哪一边: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因为《演讲》对此毫不隐晦。重点是要指出2007年、2008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才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拐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根本原因。 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2008年以雷曼公司倒闭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总爆发,是使我国经济由两位数增长,急剧转为“下行压力加大”的转折点。而楼继伟在整个演讲中,完全没有提及世界经济危机的事实,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世界经济危机,这样的经济学家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国依靠“招商引资”,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贸,成为“世界工厂”。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借债过日子、提高福利的路子走不通了,虚假的购买力显出了原形,从而我国的生产过剩也逐步显现出来,成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而楼继伟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反而归为实施劳动法,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确实令人惊讶。 2014年,我国生产粗钢8.23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49.5%;水泥产量达24.76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60%;生产手机16.27亿台,彩色电视机1.4亿台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面过剩的态势暴露无遗。目前,钢铁、煤炭等行业亏损严重,一些企业开始倒闭,部分外资企业逐渐向工资低的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等,主要是爆发世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是生产过剩。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爆发经济危机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 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楼继伟在论证我国经济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提出保证经济中高速增长几项措施:“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第二是户籍改革。”“第三,合理的城镇化。”“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总之,几项措施的最终目的是要逼迫更多的农民从农村、农业中流入城市打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灵活性”,为资本家增添更多的剩余价值,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持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 其实,这只是楼继伟及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我们反复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生产过剩,是实行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不仅农村劳动力不可能继续流入城市打工,现有的农民工也将面临大量失业重返农村的问题。现在政府不断呼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本身就包含着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 总之,我国经济面临着严重危机,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重新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楼继伟之类经济学家的“药方”,不仅不可能治“病”,反而会造成我国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和经济的大倒退。 楼继伟的演讲,用“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抹杀不同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论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过程,抹杀毛泽东时期公有制经济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私有制企业的根本区别;完全无视2007、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事实等等。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全部的智慧就是抹杀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一般”和“本质区别”(指经济制度)时指出:“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马恩选集》第二卷第88页) 楼继伟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公开邀请到清华大学给学生演讲,宣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谬论,充分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的真实状况,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完全被排挤出主流阵地。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旗,彻底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新占领理论高地。 【附】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中国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 楼继伟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3.56% 资金 研报]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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