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取得革命胜利，所以人们一般不会质疑中共的农村工作经验和成绩。但是许多人反而会质疑“土共”无法管理好城市和工业，那事实又如何？1950年初，新中国成立不久，刚刚接管上海的中共还在恢复工业生产，但不甘败退的国民党仍利用舟山群岛作为基地，对华东沿海实施封锁和轰炸。上海作为前线最大中心城市自然首当其冲。其中，以1950年2月6日的空袭后果最为惨重，史称“二·六轰炸”。这对肇建未久的中共新政权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同时也是个严峻考验。
面对电力中断、工商业停闭、千余人伤亡、五万余人流离失所的被动局面，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党中央的支持下，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采取恢复供电、抚恤善后、防空反特、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复工生产等积极有效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消除了市民的恐慌心理，使社会运行机制回复到正常轨道，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政府公信力在此过程中也进一步得以巩固。“二·六轰炸”对建国初期中共的城市政策和上海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土共”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使所有质疑都不攻自破，也开启了“东方巴黎”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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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政治事件的大轰炸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中共政权接管，可谓百废待兴。在新政权颇费苦心的运作管理后，上海时局渐趋稳定，居民生活基本恢复常态，各项经济指标也有很大改进，新社会制度下的上海呈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但是，退逃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兵败大陆之耻。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将封锁上海视为“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间最重大之任务”，不仅利用海上力量优势，对大陆沿海口岸实行军事封锁，还经常从台湾和舟山基地频繁派出轰炸机进行侵袭破坏，其中上海受袭尤剧。
国民党对上海市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当属“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空军全军代表大会，蒋介石训示说，“空军是我们反共的一个中心力量”，将空军视为反败为胜的筹码。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空军混合机群17架分4批起飞，中午到达上海市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此次突袭轰炸，共炸死市民542人，致伤836人，毁坏厂房、民房2500多间，“受灾市民共达五万多人；水电交通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寓居上海的宋庆龄在致友人函里描述：“目前我们在上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最近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过来。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方。见此情景，不禁使人感到心酸”。
“二·六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简称“华电”）、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简称“法电”）及其他工厂，妄图使上海陷于“电灯不亮、机器不动”的瘫痪境地。在大轰炸中，仅上海主力电厂杨树浦发电厂（通称“上电”）一家就被10枚炸弹命中，发电设备三分之二被损坏，电厂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一下降至零点，所有电力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其“机器设备、房屋建筑及职工伤亡、医疗费用总计4150000美金”。闸北电厂中弹8枚，有4枚击中厂房，一、五号锅炉被毁。南市华商电厂“33千伏输电开关间以及各部工作场所全部被毁，33千伏9000千伏安变压器及办公处全部房屋炸损颇重”。市政工会下属的其他发电厂，如上电、法电、华电等各分会也遭受轰炸，被炸死39人，伤37人，可谓损失惨重。这是无视平民生命财产的暴行，但国民党却在其党报上兴奋地宣称，“毁灭性的轰炸彻底摧毁了上海电力设备，获得重大战果”。据时任华东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陈丕显回忆，上海“百分之八十的电力供应遭到破坏，百分之八十的工厂生产停顿”，市区供电大部分停止，上海出现了工商业停滞、金融业倒闭、公交电车中途抛锚、家家户户电灯不亮的严峻局面。
二、电力续航：应急第一要务
“二·六轰炸”距中国百姓最为重视的农历除夕（2月16日）只有10天，是中共接管上海后遭遇的最严峻考验之一。这次突发灾难，使新生的上海在全市范围内遭受社会经济重创，整个社会体系几乎陷于瘫痪窘境，状况极其糟糕。电力中断、工厂停产、千余人伤亡、五万余人流离失所，并且还有潜伏特务的地面破坏，新的轰炸随时可能发生，民间“恐美病”蔓延，给经济秩序、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国民党的计谋得逞，必然会动摇上海市民对中共新政权的信心，会对新政权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甚或危及政局甫定的全国形势。
“二·六轰炸”从2月6日中午12点25分持续至13点53分。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得知消息后当即休会，市长陈毅指示各单位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修，恢复生产。正在出席重要会议的副市长潘汉年也赶回市政府，同陈毅一起召集各局汇集情况，同时部署公安局维持社会治安；卫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医院准备汽油灯，全夜值班，抢救伤员；公用局调度电力，尽量使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处的供电迅速恢复；民政局通知各区，对被轰炸区域迅速妥善进行安置工作，严防宵小之徒乘机捣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紧急动员各机关及全体人员布置防空，组建消防小组。7日中午，陈毅和潘汉年偕同公用局局长叶进明，前往发电厂视察灾情并慰问受难群众，勉励工友迅速完成抢修任务。在了解了轰炸和损毁情况后，陈毅紧急进行了军事部署，同时组织抢修电厂，动员全市力量支援上电。
7日下午，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拟定了抢修目标。在市工会组织下，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公共交通公司、电话公司和纺织、五金等各业职工，以及各机关、学校等60多个单位共2000余人，连夜冒雨赶赴上电，协助清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现场。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技术工人专修电线、电器等，英联船厂、上海电机厂技师修理马达、皮带，纺机一厂的工程师帮助检验零件。解放军铁道兵团的战士们急行军赶到，加快了清理进度。经过40多个小时的奋战，2月8日清晨7时许，第一台机组恢复了发电，比向陈毅市长承诺的时间提前6小时，并且发电量很快就达到2000千瓦。到2月15日，已恢复到原有发电量的65%，暂时能够应付一些急需用电。但从全市范围来看，由于21日闸北水电公司再遭轰炸，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坚持后，“恢复发电量达110000千瓦，约为被炸前发电容量三分之二”。
在轰炸造成的各种困难中，与百姓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首先还是电力问题。上海市“供电量在2月6日轰炸以前达150000千瓦”，已可供应全市一般用电及工业生产电力需要，其中上电的发电量占到全市的80%以上。被破坏后，当日“上海电力公司及华商电气公司即不能发电，闸北水电公司只能部分发电约2000千瓦。仅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及浦东电气公司未遭破坏，合力供给约20000千瓦之数”，以此应付生产情况混乱失序的状态都极为困难，更谈不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电。当天下午，上海市政工会召集各电力公司配电负责人汇报各厂损毁具体情况，同时明确了共同的与个别的紧急任务。电厂方面决定采取灵活措施加以应对，“当此紧急时期，处理发电之原则为将电厂发电机及锅炉分为三段运用，一段为供给厂内用电，一段为供给厂外重要用电，其他一段则供给非重要用户”。并着重强调，“遇有空袭及其他紧急事故时，该项非重要用户之供电，得随时停止”。据宋庆龄书信反映，那时“一个月每家只允许用十五度电”，迫使她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和工作。
除了能运行的各厂尽量维持发电之外，上海市政府还尽量利用其他自备电厂，以期通力做到“首先维持电灯照明，维持自来水供应，维持电台、车站、治安机关及重要市政机关与重要救伤医院等用电，继而一面抢修，次第供应重要生产工业及一般用电”。通告发布后，各单位都能认真配合执行，如上海市棉布织染工业同业公会，对下属各厂的紧急用电量和起止时间作了仔细统计。更细致的是，在2月10日，公会对会员工厂的自备动力设备也进行了统计造表，“共有发电机17台，可发电1402.5度，另有引擎25只，可织布1766.75匹”。经过全面排查，总计全市各厂自备发电可有10000千瓦，家庭用电、电热、电车可节省30000千瓦，这样就只少30000千瓦（缺额）了。3月底，陈毅在反轰炸大会上发言，希望“把发电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和提高”，以尽快恢复到原有水平。由于全市人民的齐心协力，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上海即恢复原有电力供应量，效率可谓惊人。在1950年前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陈毅认为“恢复电力是迅速的”，对军民在此过程中的辛苦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全市总动员反击大轰炸
大轰炸极大地影响了上海市民的心理，也使国民党残余势力备受刺激，以为空中轰炸会对中共新生政权造成致命打击，因此表现得异常猖獗。“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造谣生事，淆惑人心”，甚至互相纠集对新政权进行挑战。台湾、舟山的国民党势力，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据当时的工会总结，特务的具体阴谋举动如下：“1、乘机放火；2、打冷枪；3、散发传单放谣言；4、利用群众情绪和工会工作的弱点来打击工会干部；5、招收匪特份子；6、恐吓资本家不要买公债等等。”尤其在工人组织不够健全和思想比较落后的工厂企业中，特务利用工人暂时面临的困难以及个别工人还习惯于老一套的斗争方式，发动工人包围老板，到老板家里吃年夜饭，“算算钿”；甚至制造美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挑拨工人与人民政府及总工会的关系，以图达到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的目的。一时各种谣传甚嚣尘上，造成相当多的居民惶恐不安。
针对这些情况，上海军管会除发动并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工人之中做思想工作外，同时对不法分子采取坚决有效的镇压手段，第一时间抓捕挑唆工潮的主谋分子，并对已破获的反政府案公开审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颁布了“反轰炸破坏的宣传要点”，号召上海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为反对敌人垂死挣扎，更加积极的协助政府克服困难，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而奋斗”，从精神上鼓舞市民。
当务之急是安靖时局、抚慰市民。2月6日当晚，市长陈毅坚持出席了华东军政委员会首次会议闭幕式。会议除通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作的《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任务的报告》和《华东新解放区农村减租条例》等报告外，决定把解放台湾、准备土改作为当前的中心环节。8日，上海总工会在慰问死难者家属代表时，向上海百万工人发出“支援前线，解放台湾，彻底消灭敌人！”的号召。对一向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中国迅速作出反应，宣称有可靠消息表明，“由美帝国主义远东侵略政策执行者麦克阿瑟招募的日本空军人员、日本海军人员和日本技术人员已被陆续派往台湾，参加国民党残余匪帮对中国人民的作战，特别是在执行轰炸和封锁的任务方面”，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和警告。
上电公司制定《应付空袭之紧急措施》和《空袭伤亡疗恤暂行办法》，就被难工友家属的抚恤事宜，提出善后办法与资方商谈，大多数家属表示没有意见。经资方同意后，工会根据伤亡者不同的家庭情况和实际困难，列出三种抚恤办法供选择，于3月下旬开始办理领取抚恤金的手续，使受害家庭得以维持生活。2月12日，上海各界举行“反对美蒋轰炸，追悼死难同胞大会”。陈毅回顾了上海解放以来8个月的历史，认为“敌人的封锁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而我们有了相当成就”；表示，“深具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依靠我们的革命团结，努力作各种克服轰炸的准备，一定能在美蒋轰炸中经得起考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大会使市民受到鼓舞，认识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电厂是“作垂死挣扎”，“它们只剩台湾、舟山，要有信心不怕”。面对灾难，上海市民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实际困难。由于轰炸，“人们不能每天洗澡，供水受到了威胁，因此每家每户都得挖一口井。我们全都点上了菜油灯和煤油灯”。
媒体也表现得同仇敌忾。《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反轰炸是上海当前任务”。有的报刊宣传：“美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分子与国民党残余匪帮，已成为上海全体和平市民的共同敌人，号召大家立刻采取防空、防火、防特等一切必要措置，发挥英勇互助精神，继续生产，展开一个反轰炸破坏的斗争。”不唯如此，大轰炸事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如北大学生会执委会开会讨论，认为应“加紧支援前线，早日解放台湾和舟山群岛，消灭残匪最后的空军基地，彻底歼灭反动派，为死难者复仇”。北京市工商界联合会筹委会呼吁：“国民党反动派用了美国的飞机和炸弹屠杀自己的同胞，实属令人痛恨，全国的工商业者，一定要拿出力量来协助政府解决困难，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打到台湾去，清算这笔血债。”
除了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外，上海市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应急措施。2月6日当晚就增设岗哨437处，并组织有800多人参加的流动巡逻组203个，分布在大街小巷巡视，加强戒备；解放军战士共挖防空洞847个，防空壕505米，打井159口。同时调整防空力量，把为数较少的高射炮集中安置在几个制高点上，加强对重点单位的保卫。党政军领导彻夜办公，部署应变工作。由于停电街灯失明，全市军警出动6万人组成巡逻队维持治安；工厂、学校、里弄居民组成自卫队、纠察队协助军警做巡查保卫工作；各公用事业的工友、工程人员，抓紧时间努力抢修，不避风雨，使许多被炸毁的地方得到及时修复；医疗卫生人员日夜不停努力救治伤员；各机关各团体迅速出动救济灾民，很快为5万人提供了食宿。
为防止敌机再次轰炸造成更大损失，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紧急通知：（1）各工厂机器间周围，应即堆砌厚沙包，其顶上并予以伪装（涂色或敷网等）。（2）各仓库易燃物资应严格管制并作适当之分散，移至安全处所。（3）黄浦江上之船只，作可能性之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之船只靠近其他船只及码头仓库。以上关于私营部分由各管辖单位负责通知，并督促办理。（4）各机关应紧急行动起来，布置防空，指定防空防火负责人，配备消防设备，组建消防小组，清理易燃物资，以避免或减少一切不必要之损失为要。2月12日，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制定了长短次数不同的警报信号。2月19日，该委员会又公布使用空袭标识及指挥交通旗帜的详细办法，以便市民在嘈杂的闹市区听不清空袭警报时，也能够得知实时防空消息，以积极有效地应对空袭，减少伤亡。
在医疗方面，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各公立医院组建空袭救护站，负责全市救护工作，各区卫生事务所设立救护队，负责该区内救护工作，并组织流动救护队两队，随救护车出动，局本部有救护车一部，第二、四、五、六市立医院，公济、劳工、红十字会、中山各医院救护车，均可随时调用出动。市民如遇空袭，遭受轰炸，“随时可打14325、14124两电话通知救护站，救护站将会派出救护车，赶往灾场救助市民，无力负担医药费者由当局斟酌减免”。全市共组成422个救护队、168个救护站，准备了655副担架、49辆救护卡车。81个公私医院组织了111个手术组，共收治伤员1474人，除88人重伤不治外，其他伤员都先后康复。对于无力支付住院费用的伤员，经当地区政府证明后，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其人数约占全部伤员的80%。随后，卫生局更进一步对空袭受伤人员提出照顾办法，通告各医药卫生机关，“应以防空救护作为最中心的工作任务，对空袭受伤军民给予优先无条件收治，并且医疗费用由卫生局结算”。
在轰炸中，全上海党政军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努力做救护、灭火和修复工作，“上海人民是沉得住气的，并不惊慌失措”。针对治安问题，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防空期间七条禁令的布告》。具体规定有：“一、不准以各种信号指示匪机轰炸目标；二、不准以各种通讯方法向匪方供给情报；三、不准聚众骚动，扰乱治安；四、不准散布谣言，淆惑人心；五、不准纵火爆破劫盗或毁损国家财物；六、不准趁机伤害人民生命或抢劫人民财物；七、不准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对知情不报者罚，检举属实者奖，凡违反命令之一者，按其犯罪情节轻重，处以徒刑甚至死刑。
工会成立护厂防空治安委员会，在各工厂组织工人纠察队，展开自卫工作。上海自来水厂纠察队员连夜在房顶添加伪装，在机器旁堆上沙包，并和市防空委员会装上直线对讲电话，保障全市600万市民的用水。“二·六轰炸”之后，国民党空军仍不时来轰炸。工人纠察队员日夜与驻厂解放军一起值班、放哨，并在厂内加强防空设施——挖防空壕、挖土井、缝麻袋、堆沙包等。发电厂、造船厂、钢铁厂、自来水厂、煤气厂等重要企业，都组织了武装纠察队，持枪与解放军一起保卫工厂。仅半个月时间，上海全市已组织起机动纠察队4600余人，留守厂内的纠察队16000余人。到当年“五一”前夕，机动纠察队员发展到7500余人，留守厂内的纠察队员20000余人。其他单位也积极响应上级反轰炸的号召。
为进一步开展反轰炸斗争，上海各区“组织人民防护大队108个，中队413个，小队15 875个”。有了这些前期努力积累的经验，当10月份抗美援朝开始破坏分子又蠢蠢欲动时，市军管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冬防会”，各区成立冬防办事处，“组织人民冬防服务队2020个，开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决居民生活上共同关心的问题”。 此后，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人民保护队逐步形成，最终改建成里弄居民委员会。这是上海首创的一种居民自治形式。因此，基层政权组织与居民之间的联系逐步得以建立，可以“广泛吸收居民参与国家管理从而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这样就向市政工作的主要组织管理任务的完成前进了一大步。
四、新上海的防空建设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空中战斗力量，人民空军刚刚组建，正在东北、华北进行训练，尚不能执行作战任务，而仅靠地面高炮难以对敌机构成有效威胁。正因如此，国民党空军有恃无恐，在轰炸前一日即2月5日，就在上海区域投掷传单，称：“凡居住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其嚣张之极，完全没把解放军空中防御力量放在眼里。
巧合的是，2月6、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正在苏联访问，并先后参观了苏联飞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北京方面得知上海消息后，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代表中央于8日致电上海人民表示慰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上海市委请求支援的电报后，紧急抽调保卫首都的两个高炮团南下，以增强上海的防空力量；并于8、9日连续致电毛泽东，报告上海遭受空袭的严重情况，提出与苏联会谈加强上海防空的重要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与随行的军事代表团研究后决定，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请其考虑给予上海防空以全面援助。对国民党的骚扰式挑战，毛泽东以强势有力的实际行动作出坚决反击，10日，他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12日又电告林彪，“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争取提早解放海南岛，进而给台湾方面造成更大压力。
外交上，中苏双方经过反复协商，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按此约定，由中国政府正式聘请，苏联政府派出由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一个混合空军防空集团，来上海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空中设防。因此，“二·六轰炸”后数天，苏联就已决定为上海的防空提供支援。不过，为保密起见和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争端，毛泽东在15日特致电刘少奇，指出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卫上海，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旅。此事须作许多准备工作，例如修理机场，保卫机场，在机场附近肃清特务等，但又要保守秘密，以便飞机用火车秘密运沪，待敌机空袭时一举歼灭之”。并希望能让粟裕来京当面接受具体事宜，再回沪秘密准备一切。1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少奇和饶漱石，嘱咐“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由于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因此国民党方面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对苏联空军秘密援华毫不知情。
上海方面，2月11日陈毅和粟裕签发上海市军管会公布令，将人民防空委员会改为防空治安委员会，任命郭化若为主任，统一领导全市防空治安。陈毅上午主持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商讨防空疏散问题。次日在追悼遇难同胞大会上，陈毅又提醒：“六百万人拥挤一团，这样大的城市，遭受轰炸是很危险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均应适当改变，以适防空疏散的要求。”例如在街上结队游行，打腰鼓，扭秧歌，白天大的群众集会均不应举行。夜间灯火管理和防空警报制度均应迅速建立起来。希望上海人民要更清楚记住：“在台湾未解放之前，应随时准备反击美蒋轰炸。一切部署均应考虑适合防空疏散的要求。”并考虑将无职业的居民疏散和向内地转移。15日晚上，在华东暨上海市各届人民庆祝会上，陈毅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于上海600万人民反对封锁、反对轰炸的斗争，对于克服困难、建设新上海的斗争，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23日，在上海中苏友协为苏军建军32周年暨条约签订而举行的庆祝大会上，陈毅表示，“应当加强向苏联学习，加紧练军，以解放台湾”。
巴基斯基将军于2月19日抵达上海，开始了解和掌握各项军事参数指标。25日起，苏联防空部队混合梯队3500余人陆续到达上海，配有45架拉—11歼击机和60架轰炸机，3月份又调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亚音速飞机米格—15歼击机38架，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国共双方空中力量的悬殊对比。3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为苏军提供保障、配合战斗。3月中旬，饱受空袭之苦的宋庆龄高兴地告诉友人，“从那时起，我们自己的大型飞机就在天空中巡逻了，保护我们免遭进一步的摧毁。仅仅这件事便足以鼓舞士气”。
苏联空军不负中国人民厚望，在3月23日击落入侵上海的国民党飞机，初战告捷。随后在4月2日和28日连续取得重大战绩。5月间，侵入上海的敌机在市空遭到当头痛击，坠落浦东焚毁，苏军四战四捷，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各型飞机6架，彻底制止了国民党方面自空中对上海的轰炸破坏。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在华东组建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6月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随后移防上海接替苏军受领防空重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根据中央精神指示：“粉碎国民党空中袭扰，保卫大上海，保卫东南沿海！”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3月5日开始以小部队偷渡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岛，于5月1日解放海南岛。国民党被迫全面收缩以保台湾，13日开始从舟山群岛撤退，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迅速登岛，18日完成全部夺岛战斗。舟山的解放使国民党失去了近距离轰炸上海的基地，意味着上海外围的军事安全，“上海的天空基本安宁了”。
五、社会经济秩序重归安宁
大轰炸对金融重镇上海的业务经营影响最为明显。上海金融业对企业的放款，在1950年1月达到解放后的高峰，为2862亿元。但“二·六轰炸”后有所下降，2月为2762亿元，3月为2673亿元，4月为2484亿元。私营银行、钱庄业务萎缩，因收支不能相抵先后停业甚至接连倒闭。据统计，1950年上半年停闭的行庄有近百家之多，上海出现严重的金融业停闭风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新中国的中央银行，对部分行庄的发展予以相应的支持与照顾。
从5月起，政府重视调整公私关系，逐步恢复工商业经营，扭转了信用断流现象，银行放款“随之增加，回升到2532亿元，6月增至2914亿元”。合营银行得到国家银行政策上的特殊照顾，并代理国家银行指定的一些特殊业务，在“二·六轰炸”后金融市场银根全面紧缩、私营行庄困顿不堪的情况下，各合营银行“不仅度过了危机，而且业务取得较快发展”，保证了上海市面金融局势的基本稳定。
“二·六轰炸”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以电力为主要动力的相关各业都受到很大影响。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于2月15日致函陈毅，了解上海受损和恢复生产情况。25日，陈毅在复函中坦称：“工业生产，几大部停顿，除动员全力整修被炸电厂外，并号召全市各机关部门尽量节电，以尽可能的维持工业生产，使不致全部停工。惟损失较重，目前至多能修复百分之四十五，致影响了全市的工业生产。”3月7日黄炎培又来函，提出五点恢复生产的补救办法。为防止“恐美病”的蔓延，陈毅于2月9日召集工商界代表开会，安慰大家“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了胆，应当赶快与厂里的工人商量恢复生产”。他希望大家响应政府号召，行动起来，迅速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著名民族企业家荣毅仁回到公司就对正在迫切等待的各位经理、厂长说：即日作好准备，迅速复工。荣氏企业率先响应号召，第二天就开工生产。上海市军管会“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稳定市场，恢复生产，打击金融投机，并对私营金融保险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克服了“二·六轰炸”后的暂时困难。4月15日至23日，针对当时形势，上海市举行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克服封锁和轰炸所造成的各种困难，维持与恢复生产，完成上海负担的公债与税收任务。这次会议鼓舞了工商界“对前途的信心”，使他们对于暂时困难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
物价指数对社会动荡尤其敏感，从1949年5月解放开始到1950年2月，上海的物价经历了四次大的涨价风潮。在突发灾难的轰击下，照明供应一度发生困难，所以“五洋”商品（洋烛、洋皂、洋油、洋火、洋烟）的价格首先开始上涨，粮食、纱布等其他日用品价格随之上升，与春节消费有关的商品价格也跟着大涨，如猪肉价格在轰炸后的5天内上涨70%，卷烟上涨55%，食油上涨21%，货币贬值的压力更让人们觉得不堪重负。人民币发行额在1949年7月底为2800亿元，11月中旬达到16000亿元，1950年初则高达41000亿元。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认为，国民党对上海轰炸，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因为“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二·六轰炸”发生后，经统一调度，在全国各地的粮食支援下，上海的国营粮食公司集中力量，在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仅在2月6日至11日的一周内，就抛售大米128000余石，占市场成交总量的74.7%，粮价波动得到控制，使投机私商无隙可乘。由于国家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2月21日春节休假后开市，投机私商仍企图利用“红盘”掀动物价上涨，但由于国营公司在市场上的抛售比重大多占到95%以上，价格维持在原有水平，其阴谋未能得逞。
同时，由于实行现金管理吸收大量存款，就使得大量货币回笼，保证了现金收支平衡的实现，有力地协助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上海市政府还通过发行公债和调集物资集中抛售，狠狠打压上海的投机活动，使涨风平息，并逐渐摆脱经济困境。大轰炸对物价和金融两个方面的影响很快都得到控制，说明了中央和上海市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城市应急措施显然是积极的、有效的。上海的胜利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良好影响，使新中国“天下大定”。
结语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一度备受质疑。大轰炸事件却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检验。在中共中央大力支持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应对大轰炸，采取恢复供电、抚恤善后、防空反特、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复工生产等积极有效措施，将因轰炸引起的社会恶性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粉碎了国民党封锁交通、窒息上海经济的图谋，在最短时间内消除了市民的焦虑和恐惧心理，稳定了上海市面，使社会运行机制恢复到正常轨道。人民政府在上海渡过了难关，站稳了脚跟，这对那些怀疑中共执政能力的人士来说，其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反轰炸的过程中，中央和上海的积极作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凝聚力，增强了普通市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肇建未稳的新政权得到广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公信力在此过程中也得以塑建，为上海乃至全国范围的基层政治总动员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提供契机，进而有了稳步走向更大发展的可能。这恐怕是国民党方面所始料不及的。
从军事上来说，反轰炸的成功离不开苏联空军的支援，强大军事力量，保证制空权的掌握，是上海取得反轰炸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远攻海南威胁台湾，近取舟山群岛，以治标更治本的战略措施，彻底解决了当时上海的空防之虞。在没有任何应急预案的突发情况下，毛泽东、陈云、陈毅等中央和上海高层领导人，利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在第一时间即部署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并安排警力、军力适当介入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就具有高度权威性和强大震慑力。各职能部门协同合作，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认真做到以人为本救死扶伤，对水、电等生活必需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竭力发掘补充替代品，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积极参与、群策群力，在努力实现自救、互救后再寄望他救。政府态度明朗，与人民共进退，信息发布灵敏，采用空袭警报和交通旗帜等预警监测方式，及时提醒市民躲避新的轰炸。同时尽可能地治疗轰炸所造成的伤害，将其后遗症减小到最低程度，使广大人民恢复到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重塑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局面。还利用各大报刊和工会组织，呼吁市民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支援前线解放台湾，合理有效地进行情绪转移和舆论引导。这都说明中央领导人处理突发事件时灵活、适度、有分寸、有条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实用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