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厂制度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新权威框架无疑是最主流的分析框架之一，Andrew Walder便是这一框架的拥戴者，他们认为是非市场雇佣关系和高依附性导致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出了问题。然而，Joel Andreas则有完全不同的视角，他指出，市场化造成了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工厂中的权力关系从相对民主走向专制。兼听则明，本文将介绍两位学者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厂体制的不同看法，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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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场实践中，国家和工人曾尝试建立一种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工厂体制，并在工厂民主管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时期单位与工人间的关系？本文将介绍两位美国学者Andrew Walder和Joel Andreas的研究，尝试展现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工厂劳动关系的面貌。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而是需要继承和发掘这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时期工厂实践的成就和错误，从而为探索一种更民主和平等的工厂制度提供可能。

Andrew Walder的著作《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1979-1980年对移民香港的工人、职员、管理人员的访谈基础上，Walder认为在共产党社会的工业组织中，共产党政权通过垄断社会资源，采用任人唯亲的方式——即以职务提升等方式奖励政治上效忠的工人，导致了工人的制度化的依附，并且使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中发展处一套高度制度化的上下互惠关系网。作者把这种结构模式称为“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具体而言，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包括以下几方面：1. 非市场的雇佣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雇佣不是市场关系，公司也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企业。2. 高度的依附性。在单位制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下，企业是提供工作、福利的机构，而党组织及其辅助机构尽力消除非官方支持的组织，再加上工厂领导权利范围相对地不受规章和契约约束，因此带来了工人相当高的依附程度。以上原因导致党组织和工人之间互惠关系的形成，造成积极工人与非积极工人之间的分裂，并使得一种工人与领导个人私下交易的亚文化形成。

在新权威主义的分析框架下，Walder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中工厂权力结构的两个特征：一是制度性依附，二是权威的制度文化。工人对企业的依附体现在工人对企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依附。由于不存在自由的市场，单位成为满足工人工作、生活、社会保障等需求的唯一途径，导致了工人对企业的依附。同时，Walder指出工人对工厂领导在政治上依附。党不允许工厂中存在独立的政治组织，并通过党团组织吸纳积极分子，从而瓦解潜在的集体行动，并瓦解了工人的力量。此外，工人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直接领导由于掌握雇佣、解雇、奖赏、控制生产和人事的权力，从而造成工人依附于个人领导以获取升迁等利益。另一方面，权威的制度文化的核心是党领导及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这种权威制度造成了工人队伍分裂的社会现实，即对党忠诚的积极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分裂，也导致了工人和领导间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网络的形成。通过与领导的私人关系，工人能在工厂中追求自身利益。

笔者认为，Walder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例如工厂管理层的权威过高，工人对工厂事务的参与有限等等。但是，“依附性”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忽略了工人在建设更平等、自主的工厂制度方面的实践和经验。事实上，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经验和实践远远比Walder的描述更加丰富。下文中，我们将介绍Joel Andreas的研究，并对Andrew Walder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首先，Walder的“依附”论述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在该书中，Walder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把终身职业保障及福利供给等制度视为工人对单位的“依附”。在他看来，人民在强势的国家面前是弱势群体，只能依附于国家权利获得经济社会生活的保障。在Walder看来，依附和缺乏民主的重要原因是缺乏自由的市场。但是，市场化改革能给中国工人带来更加民主和平等的劳动关系吗？学者Andreas通过对国企生产关系转变的研究，指出市场化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相反，造成了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工厂中的权力关系从相对民主走向专制。Andreas认为，在公有制下，永久性工作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工人因为不能轻易被开除而获得了对工厂决策进行影响的民主权力；而在私有制或者市场化情境下，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得工人没有任何民主管理的空间，工作中形成了压迫性的劳动关系。这一点，从富士康的生产模式中能得到明显的应征。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劳动时间、工作强度、工资水平都处于老板的绝对控制下，打工者没有任何参与工厂管理的权力，甚至基本的人格尊严都很难得到保障。

其次，Walder对社会主义时期工厂的部分描述并不符合毛时代的一般状况。例如，Walder对于国企中领导的解雇权力的论述如下：“依附关系的最后一方面，是工人作为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必须依附于直接领导。当领导对他们下属的工人有雇佣、解雇、奖赏的权力时，工人作为个人便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这些领导。当个别领导对其下属的雇佣、解雇、奖赏的权力被集体协约或国家规章所限制时，这种个人的依附性便减弱了，而依附的形式也就变得更为非个人性质的制度化。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工人对企业的衣服状况助长了企业内部的个人依附关系 （1996，P22）。”但是，Andreas的研究发现，毛时期国营企业的直接领导和上层领导并不掌握解雇的权利，也几乎没有随意雇用的权利（不过他们在名额分配上有影响力）。终身职业保障、当家做主地位等都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长期奋战的结果。因此，Walder夸大了工厂领导对于工人的控制和权力。

 此外， Walder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工人阶级的能动性，事实上，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可以在国家的保护下反对工厂中的官僚主义、反抗国家当权派的领导。这是Walder的依附的概念所难以解释的。在工厂的权力关系中，领导权威和工人力量在社会运动中一直处于动态的矛盾关系中，而非Walder所描述的静态结构。从劳资协商会议到职工代表会议、到革委会等，工人对工厂管理的参与是在运动和斗争中逐步改变的。每一个模式的创新都是在不断地解决官僚化、缺乏民主等问题，而在探索过程中，工人阶级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例如Andreas的文中提到，工人刚进厂时，对领导都是非常崇拜的态度，但是在社会主义教育和运动中，工人开始敢于说话，也敢批评领导了，工人的参与在社会主义教育和运动中不断提高。

最后，在资料来源方面，Walder采访的工人、管理人员等都是逃港人士，他的样本存在一定的偏差。Walder对他的资料来源的质疑有过回应，一方面他突出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认为与中国内地官方的文件相比，逃港人士的叙述不是系统性的偏见，能反映自己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出发。另一方面他认为通过不断地追问能够获得真实的信息。但是，由于他的样本只来源于一些特定的群体，是否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出大部分中国工人对单位制的想法和态度，还是值得质疑的。有趣的是，在Walder采访的逃港工人中，有很多工人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感到受威胁和异化”；有些人确实是批评共产主义的，但是大部分人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根本否定，而是对工厂的领导的一些做法的不满。

因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尽管工人民主参与的途径和空间都存在限制，但是并不是一无成就。事实上，工人通过工人小组、革委会等形式尝试参与工厂的民主管理，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自下而上的实验和创举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学习。

（注：本文根据2011年4月香港理工大学“重新发现社会主义”学生读书会小组讨论记录整理。责任编辑：signifier）

参考文献：

1．Andrew Walder, 1996年，龔小夏譯，“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牛津大學出版社

2. Joel Andreas, (draft), “The Erosion of Participatory Paternalism in Chinese Fac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