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年苏南冲突原因新探

2016-1-5 00:13|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1482| 评论: 1|原作者: 张盛发|来自: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摘要: 1948年1月17日，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事先也没有征得苏联领导人的同意，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将来有可能建立一个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国家联邦或邦联。1948年2月10日，南、保领导人卡德尔、杰拉斯、季米特洛夫等一起被召到莫斯科。

1948——1949年苏南冲突原因新探

张盛发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100007)

　　[摘要] 苏南冲突是苏联领导人为了冷战的需要而对苏联东欧集团内部进行清理和整肃的产物。从苏联方面来讲，主要原因就是：南斯拉夫在对外事务中不同苏联协商和协调，在诸如巴尔干联邦问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上擅自行动，表现出太强的自主倾向，甚至想要充当巴尔干地区的领导人和苏联集团内部的第二号领袖，挑战直到最后公然向苏联的霸权进行挑战。苏南冲突的结果削弱了苏联东欧集团的力量和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关键词] 冷战；东欧；苏南关系；冲突

　　[中图分类号] Di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574(2000)01-0020-11

New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the Soviet-Yugoslavian Confliet：1948—1949

Zhang Shengfa

(Chinese Acader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

　　[Abstrac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was a product of the USSR's Cold War expansionist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Soviet point of view, the main causes of the conflict were: One, Yugoslavia didnot consult and cooperate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foreign affairs, two, Yugoslavia was determine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Balkan federation and Yugoslavian-Albanian relations independently, three, Yugoslavia wanted supremacy over the Balkan region and second-in-command status over the Soviet-East European block, and four, Yugoslavia openly challenged Soviet hegemony. The conflict weakened the strength of the Soviet-East European block and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East Europe.

　　[Key words] Cold War; East Europe; Relations between USSR and Yugoslavia; Conflict

　　在苏联东欧集团内部，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1948年公开冲突之前一直具有一种与其它东欧国家不同的特点，即两国的关系既密切友好又存有姐龋。说密切友好，是因为两国在国内体制和对外政策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说存有姐龄，是因为除了在大方向上基本相同以外，两国具有不尽一致的民族利益、处于各不相同的地位和环境，致使它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相悖、做法抵悟。

　　苏南冲突实际上是苏联领导人为了冷战的需要而对集团内部进行清理和整肃的产物。因为在美苏冷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只有在苏联东欧集团内部首先达到思想上的整齐划一和行动上的步调一致，才能在冷战中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有力的对抗和斗争，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和苏联的安全带。但是这种清理和整肃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苏南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和双边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盾，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南斯拉夫在对外事务中不同苏联协商和协调，擅自行动和自行其是，表现出太强的自主倾向，甚至想充当巴尔干地区的领袖。这集中地反映在下述两个问题上：

　　第一、巴尔干联邦问题。早在战争期间，南共领导人铁托就通过其发言人公开阐述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其第一步，将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第二步，我们将邀请阿尔巴尼亚加人，它将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1]保加利亚解放后，南保两国开始讨论建立南保联邦的问题，苏联当时也是持赞成态度的。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在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谈话中表示，苏联希望看到，战后东欧一些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相互结合，成立若干联邦。[2]但是当时组建联邦的步伐由于遇到了两个难题而停滞不前：一是，1945年初，西方国家反对建立南保联邦和签订南保互助条约，理由是保加利亚作为战败国被置于三大国的管制之下，南斯拉夫无权处置它的领土。这样就决定把事情搁置到对保和约签署以后。[3]二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本身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南斯拉夫是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它希望未来的南保联邦是以六加一的形式组成，也就是说加人联邦的保加利亚的地位与其它六个共和国是一样的；而保加利亚则主张未来的联邦是南保两国以一加一方式组成的双重联邦。斯大林支持保加利亚的立场。

　　1946年5月27—28日，斯大林在同铁托的会谈中，改变了在对保和约签署之前南保不建立联邦和不签订互助条约的立场，这样苏南两国在南保联邦问题上便出现了分歧。斯大林提出要让保加利亚加人(南保)联邦。但是铁托却认为，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主要是与两国的不同体制有关；其次，在保加利亚其它政党有很大影响，而在南斯拉夫，虽然存在着其它政党，但是整个政府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斯大林说，这用不着害怕，在初始阶段先限于搞一个友好互助条约，尽管实际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铁托同意了。这时莫洛托夫指出，现在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与保加利亚的和约尚未签订，保加利亚被视为是一个前敌国。但是斯大林认为这并没有重要意义，他举例说，在波兰还没有得到其它国家承认之前，苏联就已经同它签订了友好条约。[4]几天后，在斯大林与南保两国领导人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另一次会谈时，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决定南保条约应在对保和约缔结后签订。[5]

　　1947年2月，在巴黎和会上，姗姗来迟的五国和约(包括对保和约)终于缔结了。于是南保两国立即开始恢复签订条约和建立联邦的谈判。7月初，铁托通知苏联驻南大使，南保条约已经准备就绪，将于7月底季米特洛夫来访时签署。与此同时，季米特洛夫也将此事电告斯大林以征求意见。他同时表示，条约将于7月签署，不论到时对保和约是否得到批准。斯大林在复电中表示赞同南保缔结条约，但认为必须等到对保和约生效的时候。[6]

　　同年7—8月，季米特洛夫率保加利亚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在布莱德举行会谈。8月1日，南保两国政府在会谈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就即将签署的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进行了准备并达成了一致意见。[7]虽然南保两国没有正式签订条约，但是实际上已宣布草签条约，这就违背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斯大林在致南保两国领导人的电文中，指责他们因“自己的匆忙行事”而“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可能被“英美反动派”所利用，以“加强针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他特别强调，南保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同苏联政府进行协商”。[8]南保两国领导人接受了斯大林的批评，在对保和约生效前，没敢正式签订两国条约。

　　虽然南斯拉夫领导人执行了苏联的指示，但是他们在这个间题上所表现出的独立行动的倾向，仍然无法平息苏联领导人对他们的不满，无法解除苏联领导人由此而对他们产生的更大的警惕。1948年2月，在同南保领导人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旧事重提，再次严厉批评南保两国 1947年8月关于南保条约的声明没有同苏联进行协商。[9]

　　第二、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战时和战后初期，南阿两党和两国建立了主从式的特殊关系。位于巴尔干半岛西端的阿尔巴尼亚，除了西隔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相望外，它只有两个陆地邻国：东南与希腊相邻，东部与北部与南斯拉夫毗连。对于革命后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得到美英支持的君主制的希腊当然是其必然的敌人，而政治目标与其相同且幅员更辽阔的南斯拉夫则不仅成为其天然盟国和保护国，而且也是阿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联系的中介。南阿两国的特殊关系从下面的情况中可见一斑：南斯拉夫第一个承认阿临时民主政府 (1945年4月，而苏联同阿建交是在1945年12月)；南第一个同阿签订友好互助条约(1946年7月，而苏联与阿没有签订类似的条约)；霍查作为阿政府首脑第一次出访的是南斯拉夫(1946年6月，而霍查第一次访问苏联是在1947年7月)；霍查是第一个被南斯拉夫授予南人民英雄勋章的外国人 (1946年6月，而霍查获得苏联的苏斯洛夫一级勋章是在1947年8月)。[10]阿共中央五中全会(1946年2一3月)对阿南关系表达的立场是， “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同南斯拉夫进行更加紧密和具体的合作。我们的人民应当懂得，这种兄弟关系是我们生存的保证。”[11]

　　南斯拉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广泛的援助，而苏联对阿的援助，在1947年7月霍查访问苏联之前，其范围和规模是很有限的。苏联驻阿公使丘瓦欣在回忆录中说，苏联向阿的一些部、工业企业和农业部门派遣了几十名专家，此外，苏联的普通高校和军事学院接受了约40名阿学生和学员。[12]苏联的援助并非直接地而是通过南斯拉夫提供的。当时在阿南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地拉那通往莫斯科之路要经过贝尔格莱德。”[13]

　　在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中，除了要求得到的里雅斯特外，合并阿尔巴尼亚是当时最大的追求和努力目标。阿南共同计划协调委员会的南斯拉夫成员对阿方成员说，“你们不应当把你们国家看作是独立的国家，而应当看作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霍查本人也曾多次受到过这样的暗示，他的态度是，“如果斯大林同志对我们这么说，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就同意建立与南斯拉夫的联邦。”[14]

　　1946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准备同阿尔巴尼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两国实行广泛的经济和军事合作的协定。虽然苏联在表面上支持南阿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无论从维持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维护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的立场考虑，苏联显然都不希望如此迅速地实行南阿一体化。 1946年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司司长拉夫里谢夫在铁托访苏前夕撰写的《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应当对南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些限制，特别是要推迟 (至少在最近)签订南斯拉夫设计的南阿秘密军事条约和任何把阿并人南斯拉夫联邦的决定。这样可以避免西方国家可能作出的消极反应。[15]

　　1946年5月27日，斯大林在同铁托的会谈中问他，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并人南斯拉夫联邦?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斯大林认为，现在南斯拉夫要同时解决阿尔巴尼亚并人南斯拉夫和的里雅斯特这样两个问题是困难的，所以建议，应当首先考虑阿南友好互助问题，通过条约使阿尔巴尼亚更接近南斯拉夫。铁托对此表示同意。[16]在6月8日同铁托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建立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联邦还不是时候。但斯大林同时表示，苏联将通过南斯拉夫向阿提供援助。[17]

　　株托与斯大林会谈后不久，1946年7月，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经济合作的协定，通过关税联盟、协调经济计划、统一关税和建立股份公司等方法，两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了。南斯拉夫还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和军事等部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南共驻阿共代表兹拉季奇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制定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干部问题的政策和决定时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许多决定实际上都是由他倡议并制定的。[18]

　　1947年5月和7月，阿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斯皮鲁和阿共总书记霍查、内务部长佐泽(也是副总理)相继访问苏联。7月15日，斯大林同霍查在宴会前后举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斯大林详细询问了阿国内的各种情况，并表示苏联将加强对阿的援助。在谈到阿南关系时，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对阿政策表示不满，他说，阿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发展同其它国家的关系时应当表现出独立性。[19]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说，“由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占领而给阿尔巴尼亚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苏联政府满足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贷款，苏联将用这笔贷款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轻工业、林业和农业机器设备。”[20]霍查对苏联的访问使苏联开始与阿尔巴尼亚建立起直接的合作关系。尽管苏联驻阿公使对南斯拉夫人说，苏联仍将通过南斯拉夫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显然对苏阿关系的发展非常担优，特别是对苏联专家在阿的活动感到不安，所以竭力设法贬低和消除霍查访苏的效果。苏、南、阿三方复杂的关系，使阿党和政府内出现了尖锐的斗争。

　　1947年11月，南共驻阿共代表兹拉季奇在阿党政治局会议上指责阿领导人斯皮鲁等对南斯拉夫采取不友好甚至敌视行为，阻碍阿南合作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合作。在佐泽的支持下，阿政治局准备审查斯皮鲁的问题。但斯皮鲁在审查之前突然自杀身亡。斯皮鲁事件使苏、南、阿三国关系更为复杂化。

　　1947年12月4日和7日，日丹诺夫受斯大林的委托与南大使进行了两次会谈。南大使在会谈中谴责斯皮鲁用类似英美间谍的方法进行反南活动，并提到了斯皮鲁曾与苏驻阿使团保持全面的接触。他指出阿能从南得到它想要的一切东西，南已向阿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他说，南担心的是它已经觉察到阿对南履行义务时正在受到阻挠。他特别指出，在斯皮鲁自杀后，铁托打算给阿共以“全面的支持”，以使阿共保持“纯洁和团结”。[21]

　　1948年1月17日，斯大林与来访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杰拉斯专门就阿尔巴尼亚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谈。双方认为，阿尔巴尼亚的未来发展应当完全与南斯拉夫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到联合。但是同时斯大林要杰拉斯注意，不能匆忙地使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实行联合，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和遵守必要的规则，要消除阿尔巴尼亚人心目中南斯拉夫人是要奴役他们的印象。但是1月19日，铁托在接到杰拉斯关于同斯大林会谈的报告后，致电霍查，建议在阿南部的科尔察向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军事基地以供南一个师驻扎，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英国人和美国人支持下的希腊君主法西斯分子人侵阿尔巴尼亚的威胁”。第二天，霍查就表示同意。接着两国总参谋部开始就具体的军事问题进行谈判。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季耶夫于1月21日得到这一情报后马上报告莫斯科说，南斯拉夫军队即将进人阿尔巴尼亚的科尔察，这一决定是在没有苏联驻南军事顾问的参与下作出的。1月28日，莫洛托夫通过驻南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询问铁托：莫斯科得到的有关南斯拉夫想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的消息是否准确?铁托只得承认有派兵去阿的打算，但他强调这是征得阿尔巴尼亚同意的。他还说，希腊借口打击隐藏在阿的希腊游击队准备人侵阿尔巴尼亚，而由于阿军队软弱，阿希边界容易遭到进攻。他希望苏联能接受他的说法，同时保证在苏联作出决定之前，南斯拉夫不准备派军队去阿尔巴尼亚。[22]

　　铁托这种始则隐瞒继而辩解的态度引起了苏联的极大不满。三天后，莫洛托夫向铁托发去了一封语调严峻的电文，称：南斯拉夫不同苏联商量并且没有最后通知苏联就决定派军队去阿尔巴尼亚是“不正常的”，这表明“在理解两国相互关系”方面苏联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3]铁托接到莫洛托夫的电报后显得“很不安”，他向苏联大使承认，没有同苏联商量就作出决定是一种错误，并保证不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他还进而保证，今后将就对外政策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同时他又辩解说，在这之前南斯拉夫采取的行动是与苏联协商过的，它同苏联在理解相互关系方面不存在严重的分歧。[24]但是，这一次苏联不愿意简单地接受南斯拉夫的这种不彻底和不诚恳的认错了，因为在苏联看来，南斯拉夫在擅自行事方面已有不少“前科”，这次准备向阿尔巴尼亚派兵的瞒天过海的做法已属旧病复发。

　　无独有偶，就在铁托作出派兵决定的前两天(1月17日)，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事先也没有征得苏联领导人的同意，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将来有可能建立一个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国家联邦或邦联。[25]再回溯半年前的1947年8月1日，正是他们两家一起，未同苏联协商，在对保和约尚未生效的时候就宣布已就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达成一致。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行为绝非一时糊涂。一种可怕的前景——东欧国家自行其是和各自为政，从而使苏联领导人苦心经营苏联东欧集团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的可怕前景—终于使苏联领导人拍案而起，这次一定要同他们新旧帐目一并算清。

　　1948年2月10日，南、保领导人卡德尔、杰拉斯、季米特洛夫等一起被召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开门见山地指出，苏联、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这些分歧是不允许有的。接着，他逐一例举了三件严重分歧的事例：“第一件是，南保缔结联盟条约没有在苏联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进行协商；第二件是，季米特洛夫宣布要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的联邦没有在苏联和保加利亚之间进行协调；第三件是，把一个南斯拉夫师派到阿尔巴尼亚南部的科尔察没有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进行协调。”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阿的独立是由三个大国即苏联、英国和美国通过专门的协定予以保证的。阿是我们最为软弱的一块地方，因为其它(东欧)国家或者是联合国成员国，或者得到了承认，但是阿没有被承认。如果南斯拉夫进人阿尔巴尼亚，英国和美国的反动派就可以利用这件事情，作为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而采取行动。我们不应当派军队去，而应当加紧建立阿尔巴尼亚的军队。我们应当训练阿尔巴尼亚人，如果他们遭到进攻，就让阿议会呼吁南斯拉夫提供援助。关于南保联邦以及阿尔巴尼亚加人的问题，斯大林表示，如果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希望的话，它们明天就可以实行统一，这方面不存在限制，因为保加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卡德尔说，鉴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南斯拉夫不急于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联合。但是斯大林对此表示，不应当再迟了，这样做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必须联合，然后让阿尔巴尼亚加人，这可以通过议会根据人民的意愿来达成协定。斯大林认为，应当先开始实现政治联合，这样(对西方来说)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至于南保联合，斯大林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已经成熟，甚至可以开始讨论(联合后的)国家的名称了。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训斥和开导下，南保两国领导人先后承认了错误，并同意与苏联领导人签订就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26]

　　实际上，苏南之间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希望南先与保建立联邦，然后再让阿加人。而南斯拉夫至少在这个时候并不想建立南保联邦，与阿的联合倒是它所希望的(但不是联邦而是统一)。这种轻重缓急并非无关紧要，它表明，至少在那时，斯大林是反对阿与南实现统一的。至于相互协商议定书，对于南斯拉夫来说更是一种犹如紧箍咒的东西，它是被迫接受的。

　　(二)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指责和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

　　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实质就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争夺对该地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前者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者则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保护。战争后期，南斯拉夫就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矛盾。苏联一方面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另一方面考虑到与盟国的合作关系，主张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大使的讨论中和与铁托的电文往来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下述意思，即首先使南斯拉夫军队留在的里雅斯特，并与西方军队划定分界线，然后通过外交谈判谋求更多的土地。但是，铁托却担心由西方国家在的里雅斯特建立控制会使南失去该地及其附近地区。在西方压力和苏联的建议下，铁托于1946年5月21日起同西方国家就的里雅斯特问题进行了谈判。但铁托心里总有不甘，5月26日，他在卢布良那就的里雅斯特问题发表讲话时发泄了他心中的不满和怨恨。他说，南斯拉夫不想“替别人付账”，成为他人的“零钱”，也不愿被纳人“某种利益范围的政策中”。[27]从当时的背景看，铁托抨击的锋芒当然是针对西方国家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明确点名是谁，有可能被解释为是同时针对西方和苏联的。所以，苏联对他的这番讲话十分恼火，几天后，苏联以一种严厉的方式私下警告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得再发表类似的言论。[28]南斯拉夫领导人马上接受了批评并且作了道歉。

　　但是，后来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还是认为，苏联对它的支持不够，一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与西方妥协。1946年7月，在五国和约会议上讨论对意大利的条约时，法国代表提议，把的里雅斯特划为联合国的特别控制区，既不给南斯拉夫也不给意大利。苏联对此表示同意。铁托立即致电斯大林，指责苏联代表在谈判中没有给南斯拉夫以足够的支持。斯大林在回电中反驳了铁托的指责，强调妥协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的里雅斯特交给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对苏联立场的指责和批评引起了苏联的不满。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为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所准备的分析材料中讲到，南斯拉夫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的里雅斯特问题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忽视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斗争的共同利益”。[29]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原来是打算批评南斯拉夫的“左”倾错误的。报告草案说，南斯拉夫的“左”倾错误就是认为，苏联似乎是从大国政策考虑，不愿损害自己同大国的关系，因而没有为支持小国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要求而进行有力的斗争。[30]后来因为考虑到会议必须集中力量批评法共和意共，并且还要让南共在这方面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草案的这部分内容最后删去了。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所犯的这一“错误”，在苏联领导人的记忆中是不会被抹去的。

　　(三)南斯拉夫试图谋求苏联集团内部第二号领袖的位置。

　　在南斯拉夫看来，如果说在苏联东欧集团中苏联是不可置疑的老大哥的话，那么南斯拉夫作为苏联的第一号盟友就是当仁不让的二把手，除了本身要听从苏联的吩咐和安排外，它也应当能够对其它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提出批评、劝告和给予指导，发挥苏联东欧集团内部第二中心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这样看待南共的地位和作用的。譬如，据杰拉斯说，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等人就把南斯拉夫尊奉为继莫斯科之后的第二个中心，经常向南共领导人请教。在其它兄弟党面前，南共经常流露和表现出一种因独立开创江山而具有的自尊和高傲，指责这个“不成熟”，批评那个是“错误的”，甚至给人贴上“机会主义”的标签。1945 年和1946年，南共抨击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为使的里雅斯特归属意大利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理，沦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帮凶，成了它们的尾巴，帮助了“南斯拉夫的敌人”。[31]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和杰拉斯分别对法共和意共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它们的领导人脱离了“革命”路线和滑向妥协主义。[32]1948年 1月，铁托指责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联邦的讲话是“有害的”。[33]

　　南共还试图在对外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向别的党提出建议，并且有许多时候是撇开苏联的。南共曾经建议奥地利共产党在苏占区内成立一个单独的共产党政府；它还同匈共一起支持意共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计划，如果美国干预1948年4月的选举的话。[34]而对此苏联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南作为苏联的一号盟友有助于加强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集团力量，但是南充当二号领袖和地区领袖角色则会动摇和削弱苏联在集团内部的中心地位和领导作用，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同意和答应的。1948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一份题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报告》中，对南斯拉夫的这种欲望和企图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指责。报告说，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铁托竟然说“巴尔干应当同苏联一起成为指出正确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灯塔”。[35]报告还指责南斯拉夫“在评估自己的发展远景和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出冒险主义，谋求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中的领导作用”。[36]

　　综上所述可见，在苏南冲突爆发之前，两国在对外事务和双边关系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愈益尖锐和严重，一场大冲突似乎已不可避免。

　　1948年2月成了战后苏南关系的分水岭。如果说，在这之前苏联试图通过劝告和许诺、训诫和命令的软硬兼施的方法来消除双方的分歧和解决双方的矛盾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特别是美苏冷战已经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南斯拉夫的“屡教不改”使得苏联彻底失去耐心和希望，只想通过打压和惩罚的方法来使南斯拉夫彻底屈服和就范。1948年2月10日的苏南会谈是斯大林给南斯拉夫领导人“改过自新”的最后一次机会。不管双方的分歧是否真正得到克服，反正已经签订了两国相互协商的议定书，接下来就是南斯拉夫如何去执行的问题了。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去后的表现，却是“变本加厉”地拂逆莫斯科的意志和与莫斯科对着干。

　　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从苏联返回的南代表团所作的报告，作出了全面否定苏南2月10日会谈结果的决定。会议决定，不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而斯大林在2月10日会谈中指示，南应当首先与保结成联邦)。[37]2月21日，铁托在同希腊共产党领导人扎哈里阿季斯和约奥尼季斯的会谈中，同意继续向希腊游击队提供援助和支持(而斯大林要求停止援助)。[38]2月25日，南斯拉夫代表兹拉季奇和南军事使团团长库普列沙尼将军在地拉那同阿领导人霍查等会谈时，让阿尔巴尼亚人同意由他们向苏联提出必须让南斯拉夫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的问题，还要求阿“表现出主动性”，提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合的建议。[39]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决定拒绝建立南保联邦。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同保加利亚的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不适当控制的手段。会议决定继续加强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批评和指责苏联有意阻挠有关进一步开展苏南经济和军事合作的谈判，决定在发展经济和建设军队方面奉行自我保障的方针。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不愿意考虑南斯拉夫和其它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力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它们，向它们施加压力。[40]3月9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在致莫斯科的电文中说，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斯尔曾蒂奇违反以前的惯例，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要的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资料，理由是南斯拉夫政府决定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这些材料。大使的结论是，“非常清楚，斯尔曾蒂奇的讲话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1]

　　现在，南斯拉夫的行为在苏联看来简直就是在苏联集团内部掀起的造反，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2月19日和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的“谋反”会议成了苏南关系的转折点。从南斯拉夫方面说，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南斯拉夫正式开始奉行独立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两次会议表明南斯拉夫已经由原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而3月9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信件中所说的南斯拉夫不给苏联代表所需要的有关南经济情报的事情，则成为苏南冲突的导火线。剩下的就是选择什么时机和应用何种方式来惩罚和镇压内部的叛逆者的问题了。

　　3月18日，莫洛托夫正式拉开了苏南冲突的序幕。他在致铁托的电文中说，“据悉，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向苏联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曾有一个苏联政府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这类情报的协议。更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南斯拉夫政府机构没有预先通知、也未解释原因而单方面地采取了这一措施。苏联政府把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举动看作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指示立即把所有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同一天，苏联驻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铁托，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回其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42]

　　也是在这一天，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报告》。这份根据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而撰写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所作的正式的定性和结论，也是随后批判和讨伐南斯拉夫的理论纲领。报告指责南领导人在确定实际任务和发展前景时“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且没有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对“世界所有反帝进步力量的经过考验和得到承认的代表——苏联和联共(布)采取不正确的敌意态度”；低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特别是富农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中表现出机会主义”；在南共组织建设中“实际上是执行了取消派的政策，把党融化于人民阵线之中”。报告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陶醉于在巩固人民民主国家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前提中所取得的成就，过高估计自己的成就，在评估自己的发展远景和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出冒险主义，谋求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中的领导作用”。[43]

　　3月20日，铁托回电对莫洛托夫3月18日的电文进行了坚决的反驳，这表明南斯拉夫并没有任何认错更不要说“悔过”的表示。如果说在这之前莫洛托夫尚未完全排除事情有回转余地的话，那么现在铁托的“死不认罪”不仅使苏联觉得要让南斯拉夫投降已经无望，而且更激起了苏联要痛打南斯拉夫的决心。自此以后，苏联便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的讨伐。

　　在3月27日、5月4日和5月22日的电文中，苏联领导人指责和批评南斯拉夫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反苏言论，坚持反苏立场，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44]而南斯拉夫则针锋相对地回击苏联对它的批判和讨伐。同年6月和1949年11月，在苏联主持下，共产党情报局先后通过两个决议，不仅痛批南斯拉夫，而且把它逐出了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

　　苏南冲突是美苏冷战开始后不久苏联最大的一次自栽行为。它原本的目的是要在冷战的背景下打扫和清理自己的“后院”，消除内部的杂音，达到步调的一致，从而使苏东集团能作为一支强大的整体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有力的抗衡和斗争。但它的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苏联所采取的那种蛮横无理的高压手段和不讲策略的穷追猛打，不仅无法制服内部的“叛逆者”，反而造成了集团内部的大动荡，结果是清理变成了自毁，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使自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苏联东欧集团的整体力量。美国迅速地利用了苏南之间的冲突和裂缝，通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成功地对东欧实施了“楔子战略”。

　　【作者简介】张盛发(1957年一)，男，汉族，安徽桐城人，法学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苏联对外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

　　注释：

　　[1]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6页。

　　[2]俄罗斯学者吉比安斯基认为，斯大林同意南保两国开始讨论建立南保联邦问题，其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建立联邦来加强保加利亚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首先是借助南斯拉夫的帮助，其次是通过与南的联合来使保加利亚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和逃避美英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特权。参见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ashington, Issue 10, march 1998，P.125，Note14。

　　[3]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8页。

　　[4][5]参见《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10期，第120页；第126页注15。

　　[6][7][8]参见《“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1944—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以下简称《“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莫斯科1995年版，第206页注29；第186、186页。

　　[9]参见《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10期，第128—129页。

　　[10][11]参见斯米尔诺娃：“丘瓦欣回忆录后记”，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1期，第134页及注6：第135页。

　　[12][13][14](俄)丘瓦欣：“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1946一1952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1期，第121、124、124页。

　　[15]转引自《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10期，第n4页。

　　[16][17]参见“铁托同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见”，载俄罗斯《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23、26页。

　　[18]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87—188页。

　　[19]参见(俄)丘瓦欣：《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第122页。

　　[20]《苏联对外政策》(文件和材料，1947年第2卷)，莫斯科1951年版，第34—35页。

　　[21][22][23]参见《“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90、191—193、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