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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2011-11-23 09:31| 发布者: iibfmiyt| 查看: 725| 评论: 0|原作者: 水陆洲|来自: 自创

摘要: 第五节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1,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只研究其中关于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的部分。他指出: (1)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矛盾的普遍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 ...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1,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只研究其中关于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的部分。他指出:

(1)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矛盾的普遍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  

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2)阶级消灭以后,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劳动人民的矛盾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3)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4)用小民的方法、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篇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理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毛泽东说: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2、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1)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  

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 

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2)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3)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中苏之间的矛盾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4)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5)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矛盾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  

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6)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的矛盾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7)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矛盾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8)农业与工业的矛盾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

(9)党内矛盾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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