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如你所愿？——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四十周年随想 ...

     红色中国时评：今日中国，如你所愿？

——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四十周年随想

  *（本文不代表红色中国网或者红色中国编辑部，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

   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

 ——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2016年将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年份，四十年前的这一年中在中国发生一系列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生重要影响的事件。而在这一年我们也迈入了新常态下的“盛世中国”，《人民日报》时隔多年重提“下岗”一词。（《别让僵尸企业挡了路》 2016年1月11日）

1925年，孙中山逝世，北洋军阀将领段祺瑞心腹徐树诤曾经上过一幅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并不是说这个挽联用来套用到周恩来身上就一定合适，不过周恩来一生最为人称道以及他（文革时）胸前常戴徽章就是今天仍然立在新华门里照壁上的那几个字“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周恩来一生无论褒贬，都承认其是中共和共和国的大管家，一生忍辱负重，竭力周全，至于为公为私往往是各家两说了。

在我的年轻时候，我曾经也受父母（与周围宣传的）影响感性地钦佩周恩来。（我父亲曾经有一本油印的关于四五运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后来自以为读了两本书后，就又仿佛洞穿世事，一眼就看到了周恩来的“绍兴师爷”本色，而且还以为自己的观点很符合唯物主义，无论做的好，做的坏，好的做，坏的做，周恩来都是在尽力演好自己“绍兴师爷”的角色。

但是看的越多，正的反的，黑的白的，我发现，在今天对周恩来作为中共创党党员、中国革命的关键参与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身份，该如何看待，却实在是千言难论是与非。

不过在这样一个日子，尤其是在一方面官方媒体集体宣传“古今完人”，而另一方面有些宣传机器开动竭力抹黑周恩来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记住周恩来，记住周恩来和他那代共产党人所经历的革命（成功与失败），更不用说对他的认识也相当程度影响着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对今天中国的认识。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仍然供奉在官方红色祠堂里的周恩来同志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已死的先辈不得不被请出来，演出着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大篇报道，乃至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周恩来答问录》等是意料中事。

而如果近日在百度上搜寻“周恩来 + 四十周年”关键字，相关网页达5,510,000页，如果在谷歌上做相应关键字搜寻达到 2,610,000 页，如果用“周恩来 逝世 40周年”搜寻，则分别达到2,050,000页，相关微博数量达到105,000条.微信上含有周恩来相关字的微信数量12，234条。在微博与微信上与周恩来逝世四十周年相关主题的文章、视频与歌曲转发量不下十万的至少有100多条，其中尤以视频和歌曲为主。即使在谷歌中用英文“zhou enlai  40th anniversary death passing away commemorate”等搜寻也有超过20万以上相关页面。

其中，最为经常出现的标题和关键用语是“今日中国，如您所愿”和“今之盛世，如您所愿”或者“如您所愿”等。如以周小平团队和团中央合作制作的视频《今日中国，如您所愿》（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OTI2NjUzMg==.html）两天内的网络传播累积点击量超过100万。而一名并不为众知的香港演员王喜其在这两日出来为当年不敬周恩来的言辞进行道歉和声明未曾支持占中的新闻也成为不少娱乐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热点新闻。

也就是说周恩来这个名字在四十年后，仍然具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在一般群众眼中，周恩来是作为一种具有完美人格的精神人物的典型特征，而且在官方的宣传工作中仍然极具生命力和感召力。（网友中经常用的“泪奔”一词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于周恩来的个人经历和背景，我就不多置喙了，也并非我能力所及。各类与周恩来相关的研究书籍、街边小报和网络消息可说是汗牛塞屋。多数是“古今完人”或者“完美政治家”之说。当然，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并非截然的只有“千古完人”一面，其实不管从右的还是左的方面，都有对周恩来一些比较刻薄乃至恶毒的评价。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奸似忠”和“伪君子岳不群”说。诸如，周恩来言行不一，为人奸诈，甘心服从毛泽东（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恐怕又是十本、百本书很难说清楚的），诸如为一党一集团之私，牺牲群众与民族利益等等。

从左派立场出发对周恩来不满的，主要包括，周恩来其实是中共党内官僚集团与走资派的总代表（甚至在刘邓之上），周恩来是阻碍（乃至破坏）文化大革命和打压造反派的主要力量，客气地也说成是“中国现代政治中封建士大夫阶层好官僚的最后一个代表”。

在这里多说一句，“大忠似奸”与“大奸似忠”，如何能认真区别，实在是个艰难的选择，没有立场的一切评论都是妄谈。即使你掌握着无数材料，如何根据立场剪裁材料也是很关键的事。现在定居美国身为中国人权资深顾问的高文谦，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他在国内参与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与在美国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与《周恩来——最后一个完美的革命者》（Zhou enlai -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等书，都是出自一人之手描写一个相同的传主，但是其留下的人物形象与史论简直就是正反两个人。

对历史人物的评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赞之过誉，责之则切，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一时，不见一世。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视角，视角决定视线，视线决定你所看到的现象。

如何看待周恩来的问题其实很复杂，其中涉及到至少(但不限于）如何看待阶级斗争问题、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问题、如何看到中国革命问题（包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如何看待中共与中共党史等问题、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一个工人国家该是稳定发展还是继续革命的问题（以及如何发展与如何革命）等诸多问题。所以，往往即使是一个各方都公认的事实也完全能解读出不同的动机、进程与结果，而得出大相径庭的立场。

陈寅恪曾经讲过，历史研究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法国年鉴学派讲过，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些都强调不回到当时当地的情境下，恐怕很难得出正确评价。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人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无非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合力论”更提及：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9页。）

这里面就要落实到两位同在1976年逝世，而同样对中国革命与现代中国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人物，毛泽东与周恩来间的关系，或者更具体的说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们是战友同志，还是对手敌人？

假如有人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都在互相争权夺利，暗中下手；很难想象这会是一场亿万人参与的革命和一个影响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的革命与政党的主线；但如果说两人间关系永远只是亲密战友，借用一个朋友的话：你哄鬼呢？

尼克松曾经如此评价毛泽东与周恩来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绝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我这里也有个不恰当的类似比喻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许如同火车与铁轨的关系，如果没有以毛为首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方向与原动力，中国革命之路很多时候不知该向何处去；如果没有周恩来所代表官僚集团铺垫下的路轨，火车如何能得以顺利快行，而不致翻车停顿。但问题在于路轨永远无法知道该往哪儿铺轨，只知道下一步哪儿能铺轨；而且失去了火车头的路轨本身的存在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换了个火车头，路轨自然仍然能发挥其作用，但其方向呢？

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都是五四运动和此后发展出来的最为激进的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五四运动及其后影响中国的各种国际政治思潮与运动反映的是中国在救亡图存过程中最广大动员其知识精英和实现社会自我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

在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与意识形态指导下，在最终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实质授权下，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艰辛的革命推翻国内外旧有的统治秩序努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其改天换地之势不可挡，其兴起若东方旭日初升。世界就此改变，也不再可能回到其过去的样子。但是，在革命成功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场革命与其革命党则终于遭遇到了第一次革命成功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而从周恩来逝世到毛泽东逝世的大半年内，从“十里长街送总理”发展到“四五天安门运动”，到最终10月6日官方所说的“粉碎四人帮”（也就是内部军事政变），这一个过程事实上基本就决定了毛泽东的革命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篇章的开启（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邓小平或者类似邓小平的统治集团内部人物上台几乎已经是水到渠成。胜利的革命者总是遇到类似的问题：革命的胜利是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还是新的革命的继续？如何兑现革命许下的承诺，如何维持革命的胜利果实？

四五天安门运动仍然是一个未曾完全得到解释的群众事件，就象以此为结束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但今天的左派需要考虑的是，其幕后无论有怎样的“阴谋黑手”或者多少红二代的参与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就是这是一场在中国广泛的城市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大城市，包括京沪广等众多地区）对民众的一次动员，而且是中共统治以来面对的第一场来自广泛市民参与挑战其统治形式（假如不是统治权力）的反对性群众运动。

根据我与一些长辈的交流，恐怕谁都无法否认的就是文革结束后，在一般非政治化的工农群众中普遍存在中的一种放松与回归正常的感觉。那些1949年曾经真诚地扭着秧歌推着小车支援中共内战前线的农民，那些1966年充满理想与朝气举着毛泽东像走上街头欢呼砸烂旧世界继续革命的学生与工人们，其中的多数人长舒一口气，我们终于回到正常的政治与日常生活分离的空间中，可以保留一些自己不被侵袭的私人生活的空间，社会再此回归“正常”。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个人认为那时大多数普通群众欢呼“粉碎四人帮”的愉悦是真实的，他们甚至不在乎“谁粉碎谁”，而是从此以后不再有需要我作为个人不得不参与其中的“各种粉碎”。以邓小平为首而后继的新以中共为名的统治集团也正是看重了这一点，而成为其进行维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革命已经死亡，国家得以生存；信仰失去意义，生活得以继续。从1976年起，在全社会的正常化（非政治化）进程中，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种政治空间的自我放弃，与正常生活的回归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将为此付出什么？事实上当年1919年五四运动初起时，广大普通中国民众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中国政治与文化生态的激进化运动对半个世纪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事物的存在总是一对客观的矛盾体，有主体，必然有客体；有被压迫者，必有压迫者；有被侵袭者，必有侵袭者。社会中的人必然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而无法置身事外。将我包含在内的政治空间的消失与政治力量的退出，事实上却并不未能实现某种“社会正常化”，今天资本的压迫和以资本为原动力的政治侵袭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在这种压迫下广大群众又逐渐认识到为了换取那种并不存在的“彻底正常化”，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邓小平为首的新党内统治集团通过在道义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既建立其统治合法性，又获得了相应群众基础。但是矛盾并未就此消失，只是暂时被掩盖，一切可能的梦想必不可实现。1980年代玫瑰色共同发展的迷梦很快在枪声与血泊中被彻底打破；更不用说在1970年代-1980年代，新统治集团为了实现这种“正常”统治秩序，而对社会的大规模深翻清洗，诸如永远打入另册方式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其希望截断人们在“正常化生活”后因产生不满而重新对“激进政治化”空间的呼吁。

此后的历任，无论是“闷声大发财”还是“不折腾”的呼吁都是意在唤起民众心中对所谓资本与市场带来富裕与私人正常生活美满的野望，忘记他们曾经拥有和需要的政治空间。

不要责怪网络上满屏的娱乐新闻与壕贵们的撕逼，当然还有那腻到心肺的鸡汤与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多一份娱乐，就少一份政治的复苏，多一份物欲与肉欲的沉耽，就少一份对信仰与理想的追求。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里有血酿的酒，汗滴的蜜，就在这里享受吧，让我们娱乐至死。

但是，无论多好的纸上大饼与空中美梦，都无法永远麻醉现实中吃着大饼碎屑的屌丝们空虚的肠胃与精神，而资本的压迫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用肌肤与精神切实感受到的。

随着资本主义与市场化的全面扩展，大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整个农村体系的瓦解，亿万农民日益无产阶级化，整个社会彻底滑入贫富分化与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中。在1976年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更能切实感受到这种所谓“正常生活”回归到底意味着什么？

“革命的幽灵”并未死去，虽然早已被关入蒙上尘埃打上封印的魔瓶中，它在其中静静地看待着光怪陆离的现实，它深知那些纸醉金迷的迷梦无法永远持续，清醒过来的人们仍然需要政治的空气，它等着那一天。

2008年年底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会议上时任中共总书记在说，“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拥有。

这位总书记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回顾和对今天的肯定，不如说是对未来的忧虑。我们再次要玩不转了，怎么办？

 咸与改革的时代就此结束了。从2008-2012年前后，无论左右派都在谈论一个问题，虽然立场截然不同，但是结论惊人相似，就是关于改革的共识已死，社会已经被日益撕裂，那个“正常化空间”也变得越来越无法一统，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也就在这一年，一场与前三十年路线截然不同的模式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了。你可以说这里面有个人野心，也何尝不是统治阶级内一部分人为了短尾求生而进行的冒险探索。此后数年内，城头变幻大王旗，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堪比惊险剧情节的事件公布于众，我们看到的是文革和八九以来第三次出现的中共统治阶级上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分裂，而且是公开的路线与方针的分裂。

2012年年初，也曾被喻为“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第五代继任者在大局初定的卸任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眉头紧锁一字一顿（他的习惯招牌动作）说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其不长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文革，即使对政治不明所以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到“政治”再次回归到“生活空间”中

虽然那场分裂最终未有引发社会的爆炸，但其离临界点肯定也不远矣。否则何来后来的段子，前总书记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孤胆英雄，他的身边党政军显要人物半数竟然都是坏分子。但这一次的断尾求生是否能够成功呢？只是这次那个党，那些曾经面对镰刀锤头旗庄严宣誓的党人，离他们的誓言与当初的起点已经走了有多远？

今天固然又要高喊勿忘初心，高扬旗帜。可是，暮然回首，已近百年，可还记得当初灯火阑珊处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戶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又近年关，城市中的地铁一样拥挤，不过更多了些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各种行李返乡的农民工。数以亿计的他们如候鸟般行程千里，走进被世界市场组织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工厂与工地，在缺乏保障地辛勤劳作一年后，又怀揣微薄的薪水（如果没有被欠薪，老板没有跑路）千里迢迢地返回故乡过年。春节后，他们又要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这样的长途迁徙，自告奋勇地投入到资本机器的统治之下，出卖自己而维持生存。依靠着他们肩扛手提推动着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而这也是今天“盛世中国”最真实的写照之一。

这样的盛世景象还会维持多久，是否真能“万世一系”？封禁在魔瓶里的幽灵冷看世事，在天的诸位革命先死者如有灵，可见这中国是否如你们所愿？

秩序的维护者与统治者们请出四十年前已死的先辈，“中国大管家”周恩来。煽情地谈到“今日中国、如您所愿”。所谓民富国强与兵坚盾利的自夸，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常秩序的民族国家确实早已走出了当初亟需的救亡图存的困境。

    但是，对于那个中共创党党员之一、那个中国革命的关键参与者、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个24岁在法国曾经写下，“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的。”的周恩来而言：这样一个今日中国，是否真能如您所愿？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甯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