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起点——纪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 ... ... ... ... ... ...

文化大革命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起点

——纪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

迎春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50周年了，对于它人们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好得很和糟得很。贵族老爷们一听说还可能爆发文化大革命，吓得直打哆嗦；而广大劳动群众则盼望早日到来，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极大地推迟了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进程，而且展现了一个崭新社会的方向，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起点。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变化

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起点，必须对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有关过渡时期理论进行简单的整理。

马克思主义有关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大体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列宁的说法为代表：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斯大林的说法：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是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第三个阶段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第一阶段：以列宁的论断为代表

马克思有关过渡时期的认识，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对于未来新社会进行的分析。他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这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和“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生产者”的概念，揭示了过渡时期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马恩选集》第21、8-15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页）如果说马克思对于未来新社会的预见，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出的，那么，列宁的判断则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实际中概括出来的，因此更为具体和经典。这一段经典的判断，既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说明社会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已经打败了的；也划清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界限，即共产主义还是生长着的、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完全形态的共产主义；说明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否定了不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同时表明这种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有区别，是已被打败的资本主义和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也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着经济基础。

第二阶段，是斯大林的观点。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的入侵；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国际上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等，但是，他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就宣布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则是“犯了大错误”（毛泽东语）。

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斯大林在1936年作的《论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说：“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一切部门中都已完全被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了------”，在党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说：“现时苏维埃社会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苏维埃社会里已没有什么彼此对抗敌视的阶级了，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而构成苏维埃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着。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正被工人和资本家间，农民和地主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撕裂着，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情况动摇不稳，而我们的免除了剥削制羁轭的苏维埃社会，却根本没有这种矛盾，没有阶级冲突，而表现为一副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画。”（《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第660、661、75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版）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没有阶级冲突”，“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矛盾与冲突。他在晚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讲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当时译为法则）时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一论断背离了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经济结构彼此斗争的特征，违背了列宁所说的“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两种经济结构的特点。他还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等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单行本第34—35、15页）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既背离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观点，也被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事实所否定。

以上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开始迈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面临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他的理论具有权威性。

第三阶段，是毛泽东的论断。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论断，并且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继续革命理论，揭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并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起点。

二，毛泽东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列主义

1，对过渡时期认识发展的三阶段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主要矛盾的方法表述为：第一阶段认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阶段认为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与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第三个阶段是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第一阶段：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那时我国还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当时我国社会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所不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掌握国家机器的领导阶级，在经济上也掌握、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

第二阶段：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党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转引自《毛泽东年谱》2第639页）当时毛泽东也认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完结”，“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等。（《毛泽东年谱》2第631、633页）当时，我国刚刚进入过渡时期不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完全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识水平的限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毛泽东在晚年说：“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在反右派斗争以后，虽然继续农业集体化进入了人民公社阶段，但是，重点转入抓社会生产方面的工作，如钢铁生产、粮食生产等等。一直到八届十中全会决议，

第三阶段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认为主要矛盾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这一认识的飞跃，是在与我国党内走资派和国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的。

2，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三种提法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以后不久，他又说：“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7页）但是，社会主义怎么搞？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时只有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时间比较长，取得了伟大成绩，也有一些经验。所以，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苏联的路子走。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摆脱了过去的一些错误观点，创立了继续革命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有过三种提法。

毛泽东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种提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还存在民族资产阶级，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完全符合实际。不过我国的资产阶级，主要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就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本来就弱小，经济上主要是依靠与广大个体农民的联系，因此，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基本上就无力抵抗国营经济的进攻，所以，我国的公私合营就比较顺利。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1957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借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机会，还是对无产阶级发动了进攻，在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很快就被打败了。

对主要矛盾第二阶段的提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毛泽东论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个观点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论断显然不同。他还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他否定了“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没有否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才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1页）这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说明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没有解决。直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传》1949—1976下1260页）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轨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主要矛盾的第三种提法是：广大群众与党内走资派之间的矛盾。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展，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建国以后，毛泽东深知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中农业集体化是核心环节。所以，他集中主要力量抓农业集体化：从互助合作运动，到农业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的确立，一抓到底。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刘少奇等高层领导进行了不懈地斗争，但是，当遭到连续自然灾害，加上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党内高层普遍存在着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1、1389、1390页）这时，毛泽东不仅概括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概念，而且认为主要危险是中央出修正主义，从而得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这就准确地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牵住社会发展的“牛鼻子”，也奠定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他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实践的概括，也包括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实践的经验。他在5.16通知中，提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运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经验的表现。

新中国建立以后，提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还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还由于无论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统统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但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与阶级斗争又有所不同。无产阶级与个体劳动者之间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性质不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反映到党内形成的路线斗争，性质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就是要科学地区分这些矛盾的共性和差别，才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斗争方式。

总之，毛泽东不断地总结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经验，继承和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断发展，从而创立了科学的继续革命理论。

三，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理论体系，其中关键的内容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和把走资派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内容丰富多彩，胜过百科全书。大到政权的变化，小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内容。这里仅就在继续理论指导下，对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有关国家机器的消亡的部分做一简要阐述，以提供大家探讨。

国家机器主体是官吏和常备军，而常备军也是由军队的官吏领导，所以，官吏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主要体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80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消灭“官”与“民”之间的区别，就是消灭国家机器。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7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存在两种经济结构，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向共产主义过渡，或者是复辟资本主义社会，是两种趋势斗争的过渡性社会，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如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既可能逐步消亡，也可能重新复辟为资产阶级国家。

自从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上层建筑如何消亡？以什么具体形式逐步消亡？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提出过。列宁逝世早，逝世前他虽然察觉苏维埃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倾向，并指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有，而且在党的机关也有。”等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5页）还提出《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具体意见，但是，因为新的国家机器刚刚建立不久，还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提出消灭国家机器的问题；斯大林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自毛泽东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广大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理论以后，国家机器消亡的问题立刻展现出来。

毛泽东从来重视干部的管理，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不仅严厉惩罚贪污分子，而且反复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1951年的“三反”运动，除了反贪污、反浪费，也包括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1953年初，他强调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3页）这时提出的还是作风问题。

1956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发出警告：“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5-326页）这时提出了“贵族阶层”的概念，而且主张“革掉”。

1964年，他在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265-266页）这时发展到“官僚主义者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