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态度一直错综复杂。一方面，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一直切割刘邓的关系，并说邓“会反修正主义”，但是在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之后，又说“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把邓看做是做“修正主义头子”。老田认为，毛泽东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清了历史大势和潮流——左派不可能在自己身后掌权，但是他还是不肯让邓轻快地上台，身故之前就设置了一些障碍让那些人去蹦跶、去表现。换言之，毛主席是在走之前设置了身后主要演员的出场方式和表演空间，目的是要反面教员更好地教育人民。
以下是破土热心读者大剩和老田的两段对话，探讨文革晚期（1973-1976）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复杂关系，特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大剩：老田老师好，最近读《毛泽东年谱（1966-1976）》，关于毛对邓的态度有点小困惑。
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一直切割刘邓的关系，这我可以理解，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他为什么要说邓“会反修正主义”，这我就不理解了。他是想把邓拉到他这一边以稳定国家，所以只是出于策略才这么说，还是他真的认为邓会反修正主义？那等到75年毛因为邓的“全面整顿”“三项指示为纲”说他是资产阶级又如何理解呢？
老田：毛说邓能反修会反修，应该是指具体的管理事务而言，在1960年代前期中苏论战期间，邓领导康生和写作班子，住在钓鱼台，称为“钓鱼台班子”。这个班子专门写作反修文章，这一时期邓的表现尚可，至少在反修问题上较为积极。毛对于邓和反修关系的评价，应该是具体指这个时期的工作表现而言。
毛说邓代表资产阶级，是1973年邓第二次出山之后，选择以低于派性的方式，追逐投机性政治收益试图以此获取官场拥戴，这就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毛主席对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定性，是指这一时期的表现而言。
在1968-1973年期间，政治权力主要是掌握在军队支左干部手里，此阶段发生了全面严酷地镇压造反派的“批判派性、清查五一六”运动，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都遭遇到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进行的严酷镇压。1972年年底开始支左干部离开地方之后，社会矛盾迅速爆发了，要求进行对“批清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的要求是最强烈的呼声。查阅《邓小平文选》，他本人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和过度镇压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有着清晰认识的，但是，1975年邓小平支持万里等人在徐州和铁路整顿问题上“抓典型”再推广到全国，却是抓捕了要求平反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选择了继续镇压造反派。（参阅附录：邓小平和万里1975年徐州铁路整顿过程的相关文献）
徐州铁路的问题和社会不安定，主要是因为官场联手保守派对造反派采取的过度镇压，以及为此一需要而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邓小平对相关情况十分了解，这体现在他于1975年5月29日的讲话中间。但是，在实际处理的过程中间，不仅没有搞平反去止息民愤民怨，而是选择了加大对造反派的镇压力度，这体现在他3月5日的讲话中间；在这一次讲话中间邓小平倒是说要给要求平反的顾炳华等人一个月时间，不过下面的官场积极分子万里和许家屯却一个星期都不想等了，立马就抓人了。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是口头上主张实事求是的，但1975年的徐州铁路整顿，从邓小平本人所掌握的情况和最后的决策看，却明显是“实事求非”的。这个重大抉择是如何具体决策的，至今看不到很切实的历史文献，但后果却很清楚：邓小平等人是选择了继续加大镇压造反派力度的方式，来解决前几年对造反派的过度镇压带来的相关问题。
一般而言，人们反对几何公里的原因，多不在于认识欠缺，而在于利益冲突。在充分了解情况下，还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总是与投机性政治利益追逐目标相关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林立果等人所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到全国，其中林等人对于毛后时代官场领导权问题做了预测；由于官场大多数成员在文革期间，受到过群众批评权的追究，同时，绝大多数官员还曾经丧失权力和地位，这样的事实导致官场的怨气高涨，就林立果等人有限的政治智慧，就已经明确地看到：谁能够得到官场多数的拥戴就将能够获得领导权。因文革群众运动和机构精简而急剧升高的官场怨气，以及顺着官场怨气而建立代表性的投机方向，可以命名为“五七一投机收益”，这个投机收益数量之大，足以底定毛后时代官场领导权。认真看待这一部分因为文革而产生的官场怨气，及其所蕴含的巨大投机性政治收益，是理解文革晚期官场事态的关键指标。
文革进入到1973-1974年前后，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文革前各地党政干部重新上台主政。这些党政干部在文革前期犯资产反动路线错误，镇压群众招致批判和下台（绝大多数未参加三结合的革委会），后又在老军头手下受憋屈，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体悟和感受，相对文革前期更能够接受或者容忍群众的批评权。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带头做检讨和自我批评，引导官场人士走向毛主席要求的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此时当权派与造反派群众的头头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一些，有可能走出文革早期当权派和造反派相互对立和否定的困局。1975年邓小平及其四大金刚“万里、张爱萍、周荣鑫和胡耀邦”则反过来引导官场更强硬地镇压造反派，重新激化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对立，攫取投机性政治收益，试图在毛后官场底定自己的代表性地位。邓小平1975年尤其翻案风所开启的新政治潮流后来壮大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标准和历史反思的出发点，晚年王克文在自己的回忆录《丹心照玉宇》中间，反过来对1974年的检讨做自我批评，说那是自己一生中间最丧失原则的表现。从王克文的表现和徐州铁路整顿过程看，邓小平的翻案风带来的政治后果是：终结了1974年官场中间与造反派合作或者妥协的可能态势，官场此后只认定强硬镇压造反派的唯一政治正确性。从右倾翻案风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官场带来的变化是一致的——对底层批评权拒不理睬的强硬态度。
华国锋后来粉碎四人帮和抓捕造反派，算是追逐林立果指出的那个“五七一投机收益”的具体行动。不过，华虽然开始了大规模镇压造反派，但对于有可能极大损害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案件，都没有去轻易触动。后来邓小平在官场悄悄地返回并获得实质性的主导地位之后，胡耀邦等人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引爆了官场对“五七一投机收益”的竞争性追逐狂潮。胡耀邦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开战（吴冷西语），被其他高官解读为邓小平及其团队试图垄断全部五七一投机收益，结果导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无序竞争——把文革期间的一切定案都翻转过来，带来共产党无形资产的巨大损失（例如给百万雄师和七二〇事件平反，在武汉民众中间损失的信誉就很严重），致使共产党此后再也无法以代表正义和多数人利益的团体自居了，而在合法性论证方面只能够退守“三个有利于”了。
对文革期间诸事务的粗暴颠覆，带来的无形资产损失，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苏共的损害要严重许多倍。今天回顾，如果只有一批人追逐投机性收益，还处在可控之下，进行一些理性选择，不去触动带有马蜂窝性质的历史事件，但是，对于投机性政治收益的恶性竞争引发之后，这些理性的考虑都无法顾忌了，由此开始了有组织无计划的彻底否定和翻案历程。在为武汉七二〇事件翻案时期，只有华国锋一个人想着要控制一下损害政权形象的范围。
邓小平比胡耀邦诸蠢材要高明一点，在于他许多论述和设想准确地针对了共产党合法性巨量损失之后的政治形势，就这样，邓小平等所谓第二代核心，就是在严重缺乏政治正义与合法性条件下开始运作的。
其实，毛泽东以为邓小平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不会因贪婪蒙蔽自己的眼睛，能够看清楚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照其他高官，邓小平确实眼界更高，政治智慧足以达到这一高度，但是，邓小平确实还是特爱贪小便宜，最后还是选择了以追逐投机政治收益的方式重返官场，试图确立以此确立自己能够独立于毛的政治代表性，结果很遗憾，只是却引发了官场投机狂潮（陈云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出场竞争，引发官场的文革台下派与台上派对于五七一投机收益的恶性竞争），一方面带来共产党无形政治资产短期内的恶性贬值，一方面彻底否定文革和毛时代压缩了邓小平的言说和操作空间，最后邓小平在很短时间内就耗竭了自己的合法性光环。1984年还有人对邓小平抱有幻想，北大学生举标语说“小平你好”，仅仅5年之后，北大学生中间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我说不过你、打不过你，可是我活得过你。”共产党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就毫无出路，落实到政治人物身上也同样如此。
大剩：毛泽东说邓会反修主义，是75年4月18日接见金日成的时候（毛的原话是，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们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这个时候邓已着手全面整顿，毛应该有所察觉吧？据邓榕说，邓小平在批判他的会上说，“昨天（1日）晚上（即75年11月1日），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但75年底毛泽东不愿意了，认为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所以您认为毛泽东真的认为邓会反修吗？
老田：在1970年庐山会议和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政治权力的配置格局做出了巨大的调整，在“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委会体制中间，把“军”这一部分驱逐出去了，没有引入“群”的力量，而是恢复和加强了“干”的成分。与此同时，邓小平作为文革前期就在党政系统干部中间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恢复其毛之下的第二号权力掌握者角色，是与此时权力格局相匹配的。接班人什么的，选择标准很重要，但是，能不能够在现实的权力格局中间发挥引领作用，历史和现实铸造的格局是无法超越的。在1972年之后，毛决策了恢复党政干部为主的权力格局，而不是把造反派扶上台，这是邓小平必须出山并担任相应职位的关键选择因子。
既然选择了邓，那么为了邓小平的地位和必须的工作权威，毛以自己的身份说点邓的好话，不仅必要还很必须，为此，还需要对张春桥和江青等人有所弹压——这就是所谓的“批评四人帮”。在外交和公开场合，说点邓的好话，不一定反应基于事实的判断，多数情况下是基于政治的需要。
另外，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正式大刮，是从1975年3月份的9号文件（整顿铁路上的所谓派性）开始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1974年10月之后，主席的老年白内障很严重，但尚未成熟不具备手术条件（1975年7月23日才由唐由之主刀做了手术），一段时期失去了视力，相关情况和文件依赖王海容、唐闻生两人转达，这两个人是选择投靠邓的；1975年国庆前后，毛主席换了毛远新当联络员，即肇因于此。毛对金日成夸奖邓的说法：一是出于需要而非基于事实，二是邓的右倾翻案风尚在萌芽状态，三是毛此时缺乏主动检视政治现实的视力条件，以上原因之一就足以支持毛那么说了。
毛后来把邓弄下去，主要的考虑还是要在国人面前划清与邓的界线——邓不是我的同路人，而不是要终结其政治生命，所以，在明知修正主义头子“改也难”的情况下，仍然对邓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为他重返权力中心留下后门。毛这个安排中，可能有点“坑”——那个位子是你的，但是你不能让你堂堂正正地坐上去，你只能够偷偷摸摸的回去。目的当然是为了贬损其合法性，去掉毛接班人的光环（华有、邓无），同时，加速其暴露本来面目的时间。
我一向不太支持说“毛主席过于仁慈”的观点，主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可能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退让的，何况还是对持有根本性不同政见的政敌。我个人倾向于认定毛主席还是很有点“坏”的，主席是认清了历史大势和潮流，左派不可能在自己身后掌权，除了官场反对派过于强大之外，民众的不觉悟也占据重要地位；去年底项观奇到武汉，闲谈时说“不是修正主义能量有多大，奈何广大民众不觉悟”，这个看法我很同意。即便是如此，毛还是不肯让邓轻快地上台，身故之前就设置了一些障碍让那些人去蹦跶、去表现，换言之，毛主席在走之前设置了身后主要演员的出场方式和表演空间，目的当然是要反面教员更好地教育人民。我曾经构思过一篇文章《老毛遗计坑老邓》，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
附录：1975年铁路整顿期间的相关文献：
对于徐州问题的实际认识，邓小平不缺乏信息，知道是因为过度镇压造成的：“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有的地区虽然没有清查“五一六”，但是也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但是对于徐州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不仅不给造反派平反，而是反过来加大镇压力度：“中央的决定还讲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邓小平：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后来有人追溯徐州和铁路整顿的情况，具体过程是：
3月6日，在中央9号文件下发的第二天，铁道部即派一个工作组先到徐州。3月9日，万里来到徐州。10日，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家屯带领省委工作组也到了徐州，开始了对徐州铁路分局的整顿。
万里到达徐州的第二天(3月10日)，就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传达中央9号文件的万人大会，万里亲自传达中央文件和邓小平讲话。11日，在徐州市体育馆召开徐州市委、徐州地委党员干部会，许家屯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文件和中央、国务院领导在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江苏省委贯彻中央文件的初步意见，表示省委全力支持和配合万里的工作，“以最大的决心，有力的措施，在3月份改变徐州、南京两个铁路分局和全省煤炭生产面貌，把问题基本解决”。万里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并感谢江苏省委、徐州市委对铁路整顿工作的支持。此后，万里连续出席徐州铁路分局举行的各种会议，反复宣传中央9号文件。
3月10日，徐州市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江苏省革委会的《三·九通告》，街头的有线广播、宣传车，都在广播着《通告》。《通告》严厉指出“在个别坏人煽动下……拉山头，搞非法串联……强占办公用房，大搞打砸抢。”“徐州市少数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给社会主义造成重大损失。”
这天下午，徐州市委分10个会场召开大会，汪冰石宣读《三·九通告》，宣布逮捕坏头头顾炳华。接下来几天，徐州市公安机关又拘留了几个打砸抢的帮派分子，并将他们押往南京分别关押审讯。
22日，万里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汇报了他在徐州的工作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部署，邓小平等表示非常满意，同意召开群众会议批判顾炳华等帮派分子，并询问了徐州煤矿的情况，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江苏省委、徐州市委要抓紧工作，要彻底解决徐海(即徐州、连云港)地区问题。
吴雪晴：邓小平与１９７５年徐州铁路整，载《百年潮》2002年第6期
责任编辑：伍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