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二 次 文 革 力 挽 狂 澜 ------在北京2015年人民节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勤德 中华文明与国际战略论坛主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座谈会，以“假如主席在当今，如何出手挽狂澜”为议题进行交流，会促进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一系列重大问题，很有意义。因为这个提问，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弄清并抓好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壮大红色力量，坚持继续革命，通过人民斗争，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我的作为引玉之砖的浅见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应当说当前根本性的一点，是要认清他老人家非常希望我们以二次文革力挽狂澜。 根据什么这样说呢？这主要是在于： 驳倒资改派彻底否定文革的谬论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前提 最近，省部级退休官员于幼军在广东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口号：“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并公开宣称这是他的“任务”。不难看出，此举是包括补课派和西化派在内的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派别，也就是走资派），挑起文革问题大论战，以求整合自己的队伍，打着反对“文革复辟”、“极左回潮”的旗号，围剿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战略举措。就是说，这绝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的小事，而是国内外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的一种表现。因此，这场如何对待文革的斗争，是今后几年最多八年的“生死抉择期”战略决战的第一场重大战役，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值得格外重视。 近四十年来，文革一直被污名化、妖魔化，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谬论，是说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一场浩劫。不驳倒这些谬论，任其自由泛滥，必然使不少人受到影响，无法搞好二次文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联系当前实际领会毛主席的论断，应当认识到“假如主席在当今”，必定期望我们尽力开展一场文革功过的大讨论，既承认第一次文革中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又肯定它的七分成绩，从而为搞好二次文革创造条件。 为此，首先要如实承认并理直气壮地宣传文革的成绩。 文革的伟大成就，包括以下十条（简称十大功绩）： 一是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最大的思想解放。这主要体现在，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包括孔孟之道受到群众性的大批判，官贵民贱、“打江山坐江山”等观念受到大冲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是实行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和民主。不仅实行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群众有大罢工的权利，并可通过大串连、大联合进行全国各地的大夺权。这无疑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真正对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大民主。 三是促进了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这使大批工农兵学商和党员、干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他们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其中的不少人至今仍在冲锋陷阵。 四是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革。例如，随着“文革十六条”所确定的“三改”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方针的落实，实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开门办学，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工农兵大学生；使工农兵的形象成了文艺舞台的主角；使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等等。 五是培育出大批新生事物。例如，赤脚医生、革命样板戏等等。由于整个社会不断推陈出新、改革创新，充满了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朝气，至今被不少人称为“理想燃烧的年代”。 六是腐败现象、两极分化、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等，在文革中都或者解决得很好或者已基本消除。当时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量亊实证明，那时我国被公认为全世界社会风气最好、物价最稳定、犯罪率最低、党群和干群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 七是使“六免社会”进一完善和发展。基本上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免费就业（基本上不用花钱便可以比较平等地被分配工作），免费学习娱乐（报刊、图书、俱乐部、公园及旅游景点等不收费或收费极少）这些在新中国一成立便逐步建立的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制度，在文革中都得到了更好的坚持和巩固。 八是使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修正主义集团，揪斗了一批走资派，横扫了牛鬼蛇神。近四十年中两任总书记被说成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实质上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们是资改派即走资派。这也证明文革斗走资派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正是文革这场反和平演变的大演习，从根本上保证了走资派至今不敢像苏修那样公开搞党垮台、国解体的剧变，并使他们在近几年即将发生的大危机中，难逃被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再次打倒的命运。 九是使我党我军建设得到了加强。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党组织焕发出青春活力，党群关系进一步密切。文革期间，我军既打了珍宝岛之战，又打了抗美援越战争、西沙之战。这实质上是在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既打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又打了美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我们军史、国史上特别辉煌的一页。 十是有力促进了经济建设。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农业连续十年大丰收，社队企业快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以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科技战线既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造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培育出杂交水稻，再加上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产生了很多小发明，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那时我国的积累已相当丰厚，至少二至三年粮食无忧，各种物资储备不少，战备物资尤其充盈。更何况当时既无内债，更无外债。 这些几亿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甚至连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都承认的铁的事实，不仅能将“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一场浩劫”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之类谬论击个粉碎，而且证明用这些谬论煽风点火，制造事端，属于涉嫌煽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的违背社会主义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同时，要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更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并利用这个极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教育人们，以利于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这条路线的危害包括以下十点（简称十大罪状）： （一）明明说中国如果出现百万富翁，培植出新的资产阶级和产生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就是走了邪路了，可实际上不仅出现了亿万富翁，而且使中国成了富翁增加最快和亿万富翁人数超过美国的国家（据《参考消息》2015年10日17日报道，中国2015年亿万富翁达596人，超过了美国的537人），因此可以说不仅用最快速度而且以最大规模培植出了新资产阶级。同时，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二）连现任国务委员王勇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都承认，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私有制经济已占60％以上，公有制只占20％多。这显然表明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 （三）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运动式反腐倡廉机制，也被基本否定了。 （四）使社会治安持续恶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人数一直在上升，到2012年达115万人，最近五、六年来，每年都是上百万人。（引自《中国法律年鉴》和公布的相关部门报告） （五）经济建设受到干扰破坏。从表面、一时、局部上看，好像发展很快，一片繁荣，实际上，数字有很大的水分，而且假冒伪劣产品很多，更不用说这是造成严重污染的发展，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是带血腥味（伤亡事故多发，而且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每年过劳死人数多达60万）的发展，是导致腐败增多和两极分化加剧的发展。当前，这种发展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六）使党的建设走上邪路、党群关系不断恶化。特别令人愤怒和痛心的是，由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干假共产党的坏事，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因而不仅使西化派等敌对势力有机可乘，煽动搞多党制，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使一些群众把不满发泄到整个共产党的头上，甚至受到西化派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赞成多党制，后果极其严重。 （七）使我军的反和平演变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力受到不应有的巨大削弱。 （八）使我国成为腐败最严重、社会风气最败坏的国家之一。 （九）使我国沦为连弹丸小国都敢霸占领土，掠夺资源的欺负对象。 （十）使中国逐步滑入新型殖民地的泥坑，即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法国总统经济顾问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指出：“中国人负责劳动，美国人负责享受。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抱怨借给美国的血汗钱（美元债务）在随着美元贬值而不断地缩水蒸发。” 由此可见，用这些基本事实驳倒资改派彻底否定文革的谬论并教育好群众，才谈得上搞好二次文革。我在《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一文中写道，这是因为“敌对势力是把‘文革复辟’作为镇压左转派特别是马列毛派的最大王牌使用的。例如，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主持会议并叫嚷，要坚守‘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人民日报原高级评论员，已取得日本国籍的汉奸马立诚说：‘我们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今年上半年，这一股思潮借着唱红顺势而上，达到一个高潮。居然出现了所谓28个省召开大会批判某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闹剧，重演了文革前夕各界人士批判三家村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场面。很多人都注意到，这种倒退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西化派大领导提出的改革阻力是‘封建残余’、‘文革遗毒’，成了反对‘红二代’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和扼杀重庆模式的‘王牌’。重庆和全国各地的唱红打黑，统统被他们说成了‘时光倒流，文革复辟’。至于以反对‘文革余孽’的名义对马列毛派进行的打压，更是家常便饭。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被作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和‘浩劫’全盘否定，而且实质上公开被当作比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比帝国主义更坏的东西，用来妖魔化我们党、我们国家、我国人民特别是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在即将发生的大危机中，作为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所以，文革问题无法回避，我们已沒有退路，只能为了保卫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人民江山而拼死一博。”正如郑州捍卫国企的女英雄、老工人赵大姐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座谈会上所说：“我们厂也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都是官僚权贵和走资派打着改制的旗号，搞垮了企业，肥了他们少数人，坑苦了大多数工人，造成多数工人兄弟姐妹及子女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就不了业、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受着生不起，死不起，高物价的重压。为什么他们敢这样明目张胆搞私有化，敢这样大胆地捞？就是因为现在从上到下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没有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武器，没有了广大群众对当权者的监督。明年是文革五十周年，所以我们工人阶级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我呼吁今年好好过纪念毛主席的‘人民节’，明年要隆重纪念文革，呼唤文革，只有文革才能发动群众把走资派和官僚资产阶级打倒。” 马列毛派在文革适用于今天上形成共识是抓好这场革命的前提条件 有的同志说：“把文革的斗争形式和斗争要求，简单地套用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斗争上，是文不对题，是混淆是非。……文革是在真共产党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现在还有这个前提条件吗？没有了。”还有的同志强调：“文斗只是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譬如，文革时期群众可以自由地组织起来，现在可以吗？就连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都要遭到军警的逮捕、镇压。如果文斗可以解决问题的话，这当然好。可惜的是，这完全是欺骗！” 这个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呢？毛主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引自《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在右派即修正主义集团篡权之后，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就是说修正主义集团即使掌握了全国政权也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就是说我们在修正主义篡权的条件下，也要利用多种手段、多种形式组织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把右派打倒。再联系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等一系列论述，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说，我的看法是，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既包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也包括发生右派政变或者说修正主义篡权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论断。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体系。文革作为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必然成为继续革命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毛主席即使在把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之时，也是既强调要文斗，又认为“打一下也是个锻炼”的。并且，我们在现阶段搞二次文革，也有一定的优势，这包括已有了第一次文革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即使按文革发动的1966年满10岁的人算，经历过文革锻炼的人民群众今天仍有几个亿，他们中的相当部分至今没有忘记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红色江山战斗终生的誓言，尽管年事已高，但仍是一支有特殊能量的力量；一批文革时期在企业、军队、政法等等和公社、县、地、省甚至中央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骨干还有不少，他们对提高我们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水平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经过正面教育特别是近四十年反面教员的充分教育，使大部分人觉醒了。网上调查所反映的93％的人拥护毛主席、80％左右的人赞成文革，就证明了这一点。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大众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这就使我们搞二次文革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再加上现在的网络，可以说给“四大”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使网民可以大有作为。当然，第一次文革的具体做法不可以也不需要完全复制，但文革的基本精神、基本方针和基本经验，必须继承、坚持和汲取。 有的同志引用了据说是毛主席的一段话：“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几家网站还公开登载了以“暴力革命是推翻私有制的唯一途径”为题目的文章。 这里暂且不去彻底弄清北京电视台的刘军同志在网上公开揭示这条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的语录中的后半句话是编造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只讨论一下在当前形势下把暴力革命当作“唯一途径”这类实质上认为文革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理由能不能行得通。首先要再次充分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在当代依然适用，那些“过时论”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剥削阶级是决不会轻易交出政权的，关键时刻必然会进行垂死挣扎，用白色恐怖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同的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因此，暴力革命这条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决不可违背，否则必然会导致我们事业的失败。而且，必须认清绝大多数赞同上述观点的战友属于琼花、雷刚那样的人物，经过锻炼是会成为英雄模范或领导骨干的。但是就当前的工作方针来说，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用这条理由否定文革在今天的适用性是不太妥当的。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些言行导致的某些网站被封、某些人员被抓、某些力量受到更严厉的监控和打压等等，都表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对战略战术的灵活性重视不够。 有的同志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得比较彻底，我们要补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充分，我们也要补课”。“一党专制，突破了社会主义宪法，践踏了社会主义宪法，执政党凌驾于了社会主义宪法之上。……宪政也是一种国家机器的运作形式，只是是最高层次的国家机器运作形式”。“在我看来，和许多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他们都是真诚地从普世价值的观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反对修正主义的专制。……如果因此攻击我们搞‘左右合流’，那你是忘了导师的那段名言，为达目的，我们可以和魔鬼连手”。 首先，人所共知，苏东剧变之后，其中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进行打击迫害，更不用说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如蒋介石在‘4.12’政变中杀得革命群众血流成河；李承晚等屠杀了四十万左派韩国人；苏哈托在印尼镇压了五、六十万民主人士。可见，认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多党制打垮资产阶级，确实太书生气了。其次，公开、露骨、大肆宣扬全面补资本主义的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资本主义宪政、推销普世价值、主张“左右合流”、鼓动颜色革命，这种连修正主义者甚至西化卖国贼有时都不太敢直接大讲的话，他竟敢以左派的名义讲出来，可见当前的路线斗争多么复杂激烈；弄清原则是非对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多么紧迫重要；认识并践行文革在今天的适用性的任务多么艰巨和重大。 有的同志说：“面对这种强大专制，有人还老怕所谓颜色革命，老批颜色革命，我真不理解这些同志怎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这样紧，而自己又不敢动专制一根毫毛。……我始终对苏东的变化给予积极评价，历史进步了，不是简单复辟了。……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希望的社会制度，这是确立民主制度，意义重大。” 这含有用苏东剧变式的颜色革命取代文革的意思。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取消后随即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大悲剧；南斯拉夫、乌克兰等国则长期陷入内乱、内战之中。中国如发生苏东那类剧变，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内乱、内战会更严重。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公开主张以“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希望的社会制度，这是确立民主制度”为旗号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彻底否定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典型的“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打个比方，这就像长子的户主权力被次子用陷害、欺骗等多种手段篡夺了，长子不是采取恢复正统、挽救家庭的口号去和次子做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办法去处理，相反却用把房屋拆掉、把全家所有人赶走的办法去处理。到底哪个办法好，很值得我们三思。 有的同志说：“文章所举例的那些社团斗争活动，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执政者支持的对外的示威活动，这有利于巩固执政者的统治；一种是反对赤裸裸的茅予轼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反毛反共的活动，这也有利于巩固执政者的统治。所以，执政者对这些活动，要么默许，要么背后操纵，哪里是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啊？……这种所谓的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保救派路线，实质也是一种修正主义路线，是修正主义思潮在左派队伍中的一种反映，是我们必须给予批评并加以清除的。”他还质问：“在现实的中国，有这样的‘在真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大民主’吗？真共产党在哪里？人民大民主在哪里？实际是只有修正主义党，只有法西斯专政，连一点点的小民主也看不到啊！” 这位同志所说的两场活动，一场是2012年的“九月爱国运动”，一场是2013年湖南的“新五四运动”。“九月爱国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据说全国几百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形成了毛主席像的海洋，突出的口号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本人就在游行队伍里喊过这两个口号。“新五四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官方或半官方安排茅于轼到长沙做辅导报告。标语牌上写的是揭露茅于轼诬陷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累累罪行。不看这一点，笼而统之地说什么“执政者对这些活动，要么默许，要么背后操纵”，能不让参加活动的几百万人以及赞扬这两场运动的战友们有点寒心并困惑吗？几百万群众参与这类合法、半合法和“打擦边球”的人民斗争，说明这是适应群众觉悟程度和要求，有利于广泛发动、组织、锻炼群众的一种较好形式，至少是一种有益探索。一旦大危机坏事变好事给我们“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带来大机遇之时，这种人民斗争必然会为那时形势发展变化所需要釆取的各种斗争方式，创造有利条件，打下良好基础。对这一点，我坚信大多数同志是会理解的。再说，这种群众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掌权时期，在现在的乌克兰等国，肯定会受到血腥镇压。这是一个人所共见的基本现实，我们应当如实承认。当然，修正主义集团在某些方面更阴险、更毒辣、更具破坏性，这些我们都应当看到。但是，我们既不应当因此而不利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擦边球”办法进行斗争，更不应当因此而去赞成搞苏东剧变式的颜色革命。 有的同志说：“‘西化派’要利用‘革命派’揭露批判‘特色派’的腐败和垄断带来的社会不公平，为反对一党专政、搞西式‘政治改革’壮大声势。‘革命派’则要借助‘西化派’的力量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所以，革命派不反对‘西化派’的反专制、试图打倒现在的共产党的举动。”这显然是公开表明不反对打倒当今的共产党举动的立场。另一位同志提出：“……要产生伟大的革命政党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虽然打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干的根本不是共产党该干的事。……这样的党已经不是真货，而是假货了。……是打假还是保假？聪明的人们总有一天会做出正确选择的。”大家知道，毛主席是把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派叫做“假共产党”的，这里却不仅认为当今的共产党救不了啦，而且把这个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整个党都说成“假货”，应当通过“打假”来打倒，并用新建之党取而代之。不难看出，这种另立新党，打倒现今共产党的主张里无疑具有“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的意思。反过来说，我们所评论的“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特指的就是这种另立新党，打倒现今共产党的主张。还有一位同志说：“组织政党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争取执政。不允许人民自由组党，那不就等于不允许人民有权参与执政吗？”他认为，“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日本鬼子来海南买春，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个孩子天天被强奸、被玩弄。……你们看看这个党堕落到哪里去了，它把中国社会搞成什么样了？不要抱怨人民对党不满，是党对不起人民。如果有一天，人民举起了毛主席交给的‘造反有理’的大旗，那只能解释为是党自己给自己掘下了坟墓。”“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党。”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话实质上包含着如下几层意思：一是要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和“人民有权参与执政”为依据来“组织政党”；二是把我们所说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说走资派造成的“日本鬼子来海南买春”等等罪恶现象，笼统地全部扣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三是明确地把走资派篡党夺权或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使党变修了的提法，改换为把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党”，这就为把“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打倒走资派”变成打倒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根据；四是与一些人把“打倒修正主义，挽救真共产党”的口号说成“修正主义”相联系，他强调“保救派”们“永远也讲不出否定这一结论的理由”，这实质上含有否定“反修救党”口号，赞成“反修倒党”的意思。五是这样煽动“倒党”，发展下去，自然会导致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发生。 可见这涉及一个复杂和尖锐的问题：应不应当如实承认被修正主义者篡权的党和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既有实质相同之处，又有一点不同之处？ 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我们需要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上进行分析。从原则性上说，我们必须如实看到走资派作为党内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和走资派的斗争，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从灵活性上说，我们则需要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般犯走资派错误又肯悔改的人区别对待。我们还需要从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进行分析。在战略上，我们要认清并抓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纸老虎本质；在战术上，我们则要如实地把它作为真老虎、铁老虎打。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正确地分析它、对待它。 修正主义者篡权的党和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爱国主义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力。毛主席指出：“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人多。”（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正因为这样，篡权的修正主义集团至今不敢像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例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政党和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竭力全面争做西方国家的公开盟国，参加北约之类组织。 （二）特殊的国情，使党内健康力量在某些方面仍有一点点活动空间。毛主席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引自《毛主席会见金日成的谈话》）例如，一些单位、农村新建起毛主席塑像广场；河北、西藏有的地方至今还有人民公社存在；全国各地有六千个左右搞集体经济的村庄等等，就从某些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三）有些原有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仍存在。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中国也没有完全消失。 （四）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毛主席一再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他还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应当看到，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有一些至今尚存。这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人才方面都有。毛主席在人民中有崇高的威信，毛泽东思想是继续革命的锐利武器。 （五）它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会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魏巍同志指出：“我们应当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们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30日）。这个看法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例如，苏联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在党垮台以后，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都视为“非法”。最新的证据是“乌克兰议会周四通过法案，禁止纳粹和共产党的标志及其思想，违反者将被处以5到10年有期徒刑”（观察者网，2015-4-11）。 （六）当今共产党内仍然存在健康力量和“社改派”。 顺手举个例子。不少人知道，邓力群、马宾、李成瑞、张全景、李力安、秦仲达、武光、刘国光等等，在文革中作为领导干部，大都受到过或多或少的冲击和考验，但在改革开放中后来都不同程度上主张要问“姓社姓资”。要说从走资派到“社改派”的转变，要说党内存不存在“走社派”，存不存在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拿刘国光老来说，他就写过十篇论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文章，能说他没有转变吗？王宏斌既是南街村的党委书记，又是这个一万多职工的大型公有制企业的负责人，还兼任临颖县委副书记、漯河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地厅级），并多次担任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应当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当权派，而南街村坚持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是公认的。类似的村书记有几千个。在近几年最多七、八年大危机造成大机遇的生死抉择关头，毫无疑问还会有更多的健康力量站出来。我们的斗争，是多么需要这些同志看到这一点啊！ （七）党内仍存在着路线之争。在提出和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壮大红色力量，坚持继续革命，依靠人民斗争，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马列毛派中，就包括相当多的真正共产党人。尽管情况极其艰险，但斗争并没有停止。毛主席一直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虽然战争时期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暴露的时间较短，而和平时期则会长得多，但是我们应当坚信和看到，随着发生经济及其他大危机的可能性一步步增加，修正主义集团的气数将尽，正确路线必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坚持，并且最终取得胜利。今后的实践，必定会充分证明这一点。 （八）发动群众就有办法挽救革命挽救党。毛主席说：“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文革中针对韩爱晶提出的问题，毛主席回答了很多话，其中包括这个意思：内部斗争不会把革命斗垮、不会把党斗垮。党内出了李立三、王明路线，那么长，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照样有军队、有政权。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机会主义路线，多了。我们不照样办军队、办政权？可见，毛主席认为只要包括真共产党人在内的马列毛派敢于并善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便能够通过二次文革挽救革命挽救党，复兴科学社会主义。 （九）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在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是唯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党和人民。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被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得以复辟，并不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不该进行，而只是表明工人阶级在解放前数量稀少、斗争经验不足；建国后，其主体是刚进入工人队伍的农民，并且一开始就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而没有经过艰苦的斗争，缺乏自身直接辨别政治路线、参与政治斗争、掌握政治权力的经验。如果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凝聚起自身大多数的力量，创造出团结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稳定的和直接来自群众、代表最大多数群众利益同时发挥其政治主动性的群众性组织，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正如赤眉战友所说：“中国工人阶级经受了复辟后巨大的苦难，现在也已经今非昔比了。现在他已经是有着数亿成员、占据劳动者多数的壮汉了，而且又受着世所罕见的深重的剥削压迫。他的潜在力量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切社会阶级！而他也早已褪去了幼年时的孱弱和青年时代的懵懂。在中国未来历史的发展中，他必定会伸展手脚、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当他的力量一旦充分发挥出来，则一切寄生虫、害人精都将被一扫而空。”（引自《红色中国网》）工人阶级不仅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而且一些职工本身就是党员，他们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必定会开创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在当今情况下主张整个打倒共产党的倾向，有以下几种危害： 其一，容易导致扩大打击面。毛主席历来强调：“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在八千多万党员和大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希望挽救真共产党的人面前笼统地提出打倒当今的共产党，无疑会把打击面搞得很大，甚至导致打倒一切，玉石俱焚。在总结文革时，毛主席谈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我们在根据毛主席的论断总结经验教训时，既要看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主要是走资派故意捣乱，也要认识到自己队伍中也确实存在以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等为表现形式的极左思潮。那种把打倒走资派变成打倒共产党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做法，看起来很革命，实质上扩大了打击面，会增加文革发展的阻力。 其二，不利于抓好重点。毛主席提出的策略原则“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对我们抓好今天极其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在于，在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修正主义集团也越来越孤立，正是把他们作为重点给予致命一击的好时机。在此关键时刻抓不住重点，必定会造成重大损失。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159页）他老人家一生都把政策和策略看作党的生命，正因为这样，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20多年后，他仍然不提打倒国民党而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张长林同志说得好：“在那些‘王明’、‘李德’之流‘法眼’里，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分析、不加区别的一概而论，一切人都成了一概被指责的异己分子，一切事都成了一本理不清的糊涂账。”（引自《山丹丹红网》）这必然会把局面搞乱。 其三，无助于加强党内外健康力量的联合。毛主席指出：“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引自《红歌会网》）。不联合党内健康力量特别是“社改派”，我们是难以克敌制胜的。 其四，会影响我们将右派打倒的信心。受在当今情况下主张整个打倒共产党倾向影响的战友，往往不太相信我们能在大危机中“打倒修正主义，挽救真共产党”。所以，不纠正这种倾向就会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对我们有害无益。 其五，导致忽视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毛主席指出：“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引自《毛泽东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他老人家这段话讲清了我们在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下釆取和平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关系，特别是强调了提出暴力革命的时机问题，对于我们当前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里强调的“提两条”，就指明了修正主义集团篡权即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革，区别于第一次文革的最突出的特点。认清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务必格外注意。 其六，会给无政府主义造成可乘之隙。正如毛主席所说：“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了，不行了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引自《主人公论坛》） 使更多马列毛派战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文革适用于今天上的共识自然会更多。 使更多人加深对文革必要性的认识是搞好这场革命的重要基础 本人在《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一文中还谈到这样一种意见：“目前，一方面还有部分群众特别是相当多的干部、知识分子更别说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对文革不理解、有怨气甚至持全面、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无疑会对发动二次文革起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这一完全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仍是束缚党内健康力量思想和手脚的一大枷锁。还有相当多的人由于求稳怕乱，也不赞成文革包括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错误的二次文革。这三者形成的合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已成为我们搞二次文革的大障碍，不解决是根本不行的。 由此可见，进行一场实事求是评价文革功过是非的大讨论，实在是太必要、太重要了。 搞好‘文革功过大讨论’，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清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北京日报，2013-12-25） 其次，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由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的《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断认识》一文说：‘‘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朱旦华也因此受到过严重冲击）。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党有成功之鉴。回想当年王明路线给我们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苏区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连党中央都差一点被敌人吃掉，对我党造成的损失，空前绝后，危害非常严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对事不对人，强调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对那段历史搞彻底否定。他一再讲，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武装剿灭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还动员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如果不是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也还是要进中央的。大批跟着王明跟着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还得到了重用，结果是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绝对肯定一切或彻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学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党史文苑，2014-11-11） 再次，要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财贸系统大会（1966-12-31）上讲道：‘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么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野将军指出：‘人们的立场不同，认识也不同。站在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文革，结论必定是糟得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有高度觉悟的人看文革，结论必定是好得很。同样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们，由于觉悟有高有低，其结论也会有差别。因为人们的阶级觉悟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过程。所以还要提高觉悟，才能认识正确。如果因为受到冲击、受到寃枉，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不赞成文革。如果从个人所在的单位或地区这个局部出发，看到这个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会对文革不满意、不赞成。如果只从文革的某一时段出发，只看到缺点严重，看不到后来已被纠正，也会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只有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才能对文革有正确认识。’（东方红网，2013年5月9日）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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