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本文从社会生活史（菜市场的供应与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上海文革，颇有新意。作者认为，当时的上海蔬菜供应与服务并非“图谱化的破乱而凋敝的景象”：一方面，它在政治挂帅下有面向人民群众不断更新的优良服务；另一方面，在购销中又确实存在哄抢、“开后门”和贪污等乱象。遗憾的是，本文采取了去政治化的视角来理解这两种现象，导致具体历史细节中的是非曲直依然模糊，解释也显得乏力。如果把“阶级斗争”单纯理解为宣传口号，依然把“文革”视为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这很难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反思文革。破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观点争鸣，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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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供应与服务，关涉政局的稳定，关涉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妥。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蔬菜供应与菜场服务如何呢？会不会是一幅图谱化的破乱而凋敝的景象（当今“文革”图谱化是一种倾向）？
蔬菜总体供应平稳
事实上，上海1966—1976年蔬菜供应量每天平均在2200～2500吨，总体供应水平保持在每天人均吃菜370～420克，就总的情况而言，当时上海的蔬菜供销是正常的。然而，旺淡矛盾十分突出，如“常年菜田多年平均最旺月份上市11.2万吨，最淡月份仅4.5万吨，前者为后者的2.5倍”。尽管每逢淡季各菜场均采取“以咸补鲜，以荤代素”等措施，终究不能避免在这座城市里每天会有百万人为排队买菜而起早摸黑，1973年至1976年淡季时，“只能按户凭证限量供应，有时居民要三四天才能轮流买到一次鲜菜”，甚至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哄抢、套购等。如1968年早春，上海蔬菜供应困难，据报道上海县北新泾镇发生如下情况：
最近一个月以来，北新泾镇从早到晚，从市区赶来买菜的人络绎不绝。从镇北申乙港、野鸡墩到镇南的三星牧场，提着篮子、推着自行车的人群在田里横冲直撞如过“无人之境”，野鸡墩附近一处就有十来亩的庄稼被踩得一塌糊涂……3月1日下午3点左右，有两只从吴江县八渡公社行来的农船，船上装满青菜，因潮水关系停在红旗船厂后面。这时，有近百把个人冲破船厂大门，跳上近岸的一只船，动手就抢青菜，结果装了三千斤菜的一只船，被抢走整整二千斤。青浦县白鹤公社有一条装菜的船，带了生产队的证明有10担青菜到上海来卖。船在渔行湾码头，被一帮人连哄带抢，劫走了3/5的青菜。桐乡有条船证明有45担菜，定价每斤6分，总价270元。结果被一帮人一抢一哄，只收到46元。
再据同期报道：
近来，发现我公司船员，在外港套购、枪购、捎带上海暂时脱销或供应紧张的物资和副食品的现象日渐增多。捎带的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前一阶段上海大白菜供应较紧张，我公司战斗轮在烟台港好多船员都买了，有人买了上百斤，一条船就达数千斤。战斗轮在秦皇岛时，几个船员骑了自行车到郊外农民家中去买活鸡，讲好价钱，鸡捉了就称，鸡逃就满地追，鸡飞到屋顶上去了，还爬到农民屋顶上去捉。弄得鸡飞狗跳，影响极坏。
那么，这其中除了存在淡季供应短缺等直接原因外，“文革”中的政局变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管理，是否也构成一种原因呢？在此，“文革”衍生出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应排列其中，上述两例可引为实证，说明在城市管理的角落，仍然横竖着庞杂和淆乱。至于副食品零售行业的革命造反派和“文革”当局在夺权、掌权中，面对城市蔬菜供应的实际问题，标举“阶级斗争”和“为人民服务”的两面旗帜，则延伸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公平买卖、笑脸相迎”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
在1967年冬春革命造反派夺权之际，恰逢蔬菜上市淡季。或许是当权派的政治博弈，或许是基层群众追逐福利——据当时的报道称：在一个短暂的时段里，一是“当权派漠视全市人民的日常生活，放弃职守”；二是“不少受蒙蔽的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丢下一副‘烂摊子’”，以至田间管理放松，外地采购不力，营业时间缩短，上市量锐减，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结果，“农商部门革命造反派召开市蔬菜工作会议，建立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的各级领导班子，有力地把蔬菜生产抓了起来”。月下旬至2月上旬，市郊就播种了2万余亩蔬菜，比前20天40%。农商造反派还共同踏田，核实上市货源，增加供应量。同时增派采购人员分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北及东三省采购大白菜、萝卜及卷心菜、大头菜等。广大菜市场的造反派也拉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横幅，如普陀区“15个菜场70个供应点，自始至终维持原来的早市、下午市。大型的西康菜场坚持从早上六时到晚上八时，中午不休息，全天供应，节假日还提早开秤”；为增加蔬菜上市量，“单东方红菜场就组织到太湖菜1500担、芹菜四五百担之多。西康菜场还到棉粮地区的徐行公社采购来六百多斤大蒜充实市场供应”。1968年入冬，上海遭遇寒流侵袭，海运系统造反派抽调包括远洋万吨轮“东风号”在内的多条货船，从青岛、烟台运来蔬菜7万多担，以解燃眉之急。
在此，当权派、基层群众、革命造反派之间，是否存在着黑白之分、是非之辨呢？确实，围绕城市蔬菜供应，三者的态度和行动各有企图，各有目的，且这种企图和目的均具有政治指向性，用当时的话语体系应称作“路线之争”。然而，这“文革”“路线之争”不是本文关涉的主题，只是从“文革”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厘析，可知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各个观点、各个立场的政治力量都必须重视、必须把握的紧要环节——即便如动荡时刻有所扰乱，甚至有所搅局，那也是以此为权重、为凭借催逼之、要挟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手段，政治路线才是目的。然而，因为此在的手段关联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目的便借助着手段，托举着手段，即以手段为倚重、为标志，来铺排和考量具体的工作。所以，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与服务，在革命造反派掌权以后，坚持要求“卖菜人想到吃菜人”，强调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为革命而卖菜”，就不是偶然之举措了。
并不逊色的菜场标兵与样板
其实，“文革”运动爆发前夕的1965年，市蔬菜公司就以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为样板，总结了上海蔬菜供应与服务的特色，那就是实行三市二摊（早中夜三市，早早摊、中午值班摊）；设地方口味、盆菜、供应外侨等专摊；固定设摊和流动供应相结合（或下厂、下里弄，或推拖车串街走巷）；除按斤两供应外，还采取论堆、论盆、论把、论块等拆零供应；优质优价，劣质低价，过市菜贬价，以及商品陈列上艺术化等。“文革”运动爆发后的蔬菜供应与服务，继续沿用着这套路数，发扬着这些特色，只是其支持系统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指向（目的）不一样了。现选取《解放日报》、《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以求证实：
由表可见，上海“文革”时期的菜场营业，起码在运作方式上、在行为态度上，与“文革”前以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为中心的优质服务经验别无二致，那就是在管理上体现城市服务的有序；在服务上体现城市管理的水准。70年代初，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在夜市供应、设荤素综合摊、为老弱病残送货上门等方面成绩显著。
1972年4月，市蔬菜工作会议便树立长寿支路菜场为标兵，在全市副食品行业开展了“学星火（星火日夜商店）、赶长支”的劳动竞赛。如果说当初的学习和竞赛还围绕着“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到了“文革”后期，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以来，长寿支路菜场就成了“学理论、抓路线”的典型。1975年8月13-14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分别在头版加短评发表长篇报道“菜场学理论，面貌日日新”和“把方便送给千家万户”，全面介绍长寿支路菜场的职工“半夜上班，事先把冬瓜切片，豇豆扎把，鸡毛菜扎捆，标好价目”，盆菜供应“由每天一千多盆增加到二千多盆，品种由五十多只增加到八十多只”；菜场组建了16人的下里弄供应小组，采取定期轮换供应品种的办法为居民送菜（对解决淡季和时鲜菜供应有作用），这天记者随营业员到余姚街道第五居委会为1 400多户居民送去豇豆、毛豆、辣椒等，目睹“车子一到，大人小孩都围上来，由居民小组长协助，不到十分钟就把蔬菜送到了家家户户”；特别是学习了“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的理论后，该菜场检点重视大生意、轻视小生意；重视热销货、轻视冷门货是资产阶级“利润挂帅”的流毒，便重点巩固发展“一字方便柜”，“仅一分钱一扎的鸡毛菜，每天供应一百多斤；一分钱一摊的尖辣椒，每天要卖五六十斤，顾客近千人次”。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等也在《朝霞》杂志上，以洋洋洒洒的《可敬的人们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参与到歌颂的行列：
9个73届毕业才进菜场的姑娘，把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平凡的卖菜劳动紧紧相连，提议设立综合摊，使顾客能一次买到鱼、肉、豆腐、蔬菜……开秤啦，毛豆一斤半：0.14×1.5=0.21；青椒半斤：0.10÷2=0.05；肋条肉八两三钱：0.90-（0.09×2）+（0.09×0.3）=0.747≈0.75；子鱼一斤：0. 49；葱两分，姜一分……菜场上，从来不用算盘，当然更没有笔墨纸张，全靠脑记心算。姑娘一手拿，一手秤，一边往顾客篮里放，一边在心里拨乘除法……她们天天下班后把“钱头秤”带回家，家里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碗盏调羹、书本钢笔，都拎起来过过 秤……现在“九姑娘组”每个秤手，手搭秤杆，数字就有了。当最后一种菜送到你篮子里时，总数跟着报出。每个秤手平均每分钟接待三个顾客，敏捷而从容，被顾客誉为“电子脑”。
同样存在灰色地带
应该承认，上海“文革”中后期以长寿支路菜场为中心的服务，精细而周至，堪称样板。1976年5月25日，市革委会又在该菜场召开现场会议，并以“批邓斗争中涌现的新事物”为口实，进一步向全市推广长寿支路菜场实行全日制供应的经验。由此可见，此时由权力机构推定的“优质服务”，不是着重于岗位的职能、经济的绩效和文明的指向，其核心源是强调为“阶级服务”、为“政治路线服务”等，以致它的聚焦点、它的驱动力，既有空幻张扬的一面，又有实际推进的一面。正是立足于这个角度，既不能忽视“优质服务”背后的政治主导，那会造成一片模糊；又不能否定这政治主导下的“优质服务”，是现场的和确切的存在，那会造成一片虚无。同时，还应该更清醒地指出，在媒体所吹奏的以长寿支路菜场为主调的旋律中，实际上还遗留有另一片灰暗的地带，那就是围绕着蔬菜供应与服务，存在着相当严重 的“开后门”现象和贪污盗窃活动。
1968年3月5日，市财革会召开“进一步揭开财贸系统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点名闸北区南山路菜场一造反派头头带头“开后门”，“今年春节，用5爿（半只）热气猪肉，与一家食品商店交换瓶头酒，造成该店一时无瓶头酒供应”。至于“通风报信”、“少撕票证”、“代购紧缺品、热销品、时鲜品”等等，则更是属于通行的常情之道。如果说“开后门”是菜场经营中屡禁不止的一种习气，那么这种习气必然导引出“贪污盗窃”。在同一会场上被点名的就有“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出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好几万元”。4月10日，市公检法军管会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召开“坚决打击贪污盗窃犯罪公判斗争大会”，数个案例涉及副食品行业，其中长宁区三角菜场一统计员，通过改动报表、伪造单据，“有时主动帮人点现钞，故意在每叠中多放二三元，然后在交款前再抽放入自己的腰包”，累计贪污8500余元。再据同年10月《工人造反报》披露的卢湾区斜徐菜场集团性的“贪污盗窃”活动，更是触目惊心：
到目前为止，挖出了6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金额高达二万几千元，占到菜场流动资金的60%以上。参加贪污人数连同菜场以外的三十多个，一共有88人，其中有的同时参加几个集团。
这些贪污集团的手法，有偷窃商品的、有捞现钞的、有一起吃喝贪小便宜的、有窝藏赃物接受贿赂的、有“日积月累”的、有大量盗窃的、有内外勾结的、有独霸一方的、有定期分赃的、有天天拆账的……如贪污集团一头头，勾结居民食堂采购员，利用设摊运货的机会，中途将商品出档；另一集团首恶分子，动员全家老婆、孩子五人一起参与“以少找多”的贪污活动；一坏头头则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将整4整月的猪肉偷走，67年春节供应，仅一次就利用发货的机会，将三爿没有过磅的猪肉（计二百斤左右），往拖车上一甩，拉了出去。今年春节供应时，又一次拿走了两爿。整个食品大组在节日前后共销了十五万斤，按正常损耗，最多只有六七百斤，可是这个大组竟高达一千八百多斤，也就是说一千多斤不翼而飞了。一贪污犯以色情、金钱腐蚀千部。另一方面则以送物借钱等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收买群众。她对人说：“吃过三年菜场饭，叫你做官也不肯去啦！”
这个菜场还有那么一小撮自作聪明的“单干户”。他们认为集体搞，油水虽足，但寿命不长，因此得出结论：还是单独干，小摸摸太平。有一人公开宣扬“单干”的优越性，大肆贩卖“情愿独牵一只羊，不愿合偷一头牛”……这是这个菜场挖出六个贪污集团之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70年代初，市、区各蔬菜公司均已建立革命委员会，为了制止贪污盗窃，曾一度在少数零售菜场实行营业款“走钢丝”试点，即模仿上海棉布店的收款方式，每个营业员将每笔买卖的所签斤两单和所收钱款，通过钢丝滑轮传送至总收款台，再由总收款台结算后回传给营业员。这样，营业员虽然不直接参与结算，却因菜场营业场面杂乱，钱款需经历“收”和“算”两个环节，一旦出现差错，便辩说不清，只得终止试点。1975年，上海部分菜场又施行居民买菜扯给定额小发票的办法，即模仿公共汽车的收款方式，一手收钱款，一手交票据，以求钱款与票据间的平衡。但营业员操作时既要称、算，又要找零、撕票，手续烦琐，常常拖延顾客排队的时间，且居民完全不需要小发票，有的不拿，有的拿了随手乱丢，弄得“菜场遍地皆是，也解决不了贪污问题，试行一段时间，就告终止”。
围绕上海蔬菜市场的供应问题，既看到为了“政治路线”而构筑的“优质服务”，曾经热气腾腾，喝彩一片；又看到“开后门”和贪污盗窃等活动，曾经屡禁不止，嚣张一时，这大概才是整体的真实的面目。
（责编：解鹿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