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另一件事情不太好证明,在大跃进期间,刘派官僚把农村搞得一片混乱的、形“左”实右的极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识的对毛的反击。他们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刀切”("one stroke of the knife" )的手法,当一项政策颁布下来时,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并把它极端化去执行。如果毛号召以粮为纲,他们就把所有的果树都拔掉去种谷物、降低油料改种粮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该种树的地方种粮食,如此等等。如果毛号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们就要求耕地两英尺、然后三英尺,就这样将劳动浪费了无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炼钢铁、集体食堂、供给制以及农村劳动军事化等问题上都是同样——把每一件事都极端化。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尤其中层的领导干部,是由刘派提拔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深受刘的路线制约和影响,既然如此,就很难把所有的一切罪恶都归于毛派分子身上。在中国的官场上,挑衅是一种进攻的最有力武器。要将一件事情罪恶化,没有一种办法比将其以夸张的手法极端执行更好了。如果你无法战胜它,就先加入它,将灾难将要发生的预言化作自己去执行的计划。我相信这样的行为确实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