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

　　台湾政治纷繁变化，从政治领导人到社会运动，其兴也勃，如风云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银泻地，看得多了，有时会失去敏感。2014年这场“太阳花运动”，看似与之前的运动前后相联，但又有所不同。年轻一代的姿态确实对上一代的思考产生了冲击，一个新的时期似乎正在到来。但事实上，分析当代台湾问题不可能离开大陆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两岸关系也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岸各自内部关系重构并相互塑造的结果。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均会在岛内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反之亦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复杂的是，现在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又不能局限于台湾与两岸：它要置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再调整、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复杂变迁之中来考察。

一、 两岸政治关系的危机与统派的式微

　　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岸关系的平台，即国共两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台湾“统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式微了。这两个转变均非突发现象，也都与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断裂”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核心源于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断地否定。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跟台湾无关，但事实上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中国”意义的变化

　　在冷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一边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另一边是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中国”作为一个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但在战略上美国用协防条约的形式限制台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台湾出兵，蒋介石也做了准备，但最终担心此举引发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反应而放弃了。两岸双方对“中国”的“正统”的争夺非常清楚，美国却一直是遏制两岸“接近”(无论是武力形式，还是和谈形式)的力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大陆不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台湾也不提“光复大陆”，两边不再争夺“中国”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范畴，已经退化成为一个地理的范畴了。——台湾不争了，它的口号已经从“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为“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国”作为政治的空间、政治认同的根据都不需要争夺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说，这个政治转变是中国自己的政治观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大而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溯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即试图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解决政治认同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即便两岸仍然不能达成既定的政治统一，也不存在现在的台湾危机，两岸问题至少会是另外一个以争夺“中国”范畴为中心的问题。

　　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所谓“代表性断裂”，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于其隐含的阶级范畴不存在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概念，就转化为了族群、族裔的范畴，或以族裔性为中心的民族范畴，其认同政治只能围绕族群身份展开了。从国际视野看，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代表性表现在中国跟第三世界的反对联盟，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跟第一世界的博弈关系，正是由于这一遗产，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机遇，这是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一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过程，以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资源贸易为中心的跨国流动已经取代曾经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更为实质的部分。在今天，重提万隆会议精神，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时刻了—重提不是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纪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改变了。换句话说，原来的政治实践的所有层面，从阶级联盟，到人民、民族、国际，统统都转变了——随着政治实践的转变，与前述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而所谓“解放台湾”，在原来的政治结构中是建立在以上这些政治范畴之上的。对于大陆而言，台湾问题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权问题上理解它，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是上述政治问题的衍生物。统一问题一旦被贬低为一个族裔性问题或者说一个族裔民族主义及其主权形式的问题，就丧失了其真正的严重性。台湾问题被包裹在一个日渐失去效能的旧的主权概念中，就会失去其政治内涵。

　　中国内部的离心力，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转变相互关联的。中国精英甚至部分大众性的潮流，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和拒绝，略有政治性的表达是自由主义宪政，在民族问题上则表现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族群矛盾。台湾的“独台”和“台独”其实是分离主义，原因是离开二十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潮流，离开反帝反殖的历史语境，所谓“独立”这个范畴是无从界定的。分离主义的重心从“台独”向“独台”的转化，即从政治分离向承认现状转化，也显示“独立”这个命题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台湾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大陆丧失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开始的解放台湾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中国革命的持续进程的产物，这个过程不存在了，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台湾的状况则是——在台湾除了少数人物之外，基本上不存在“统派”了。

2.“统派”的式微

　　“统派”、“台独”或“独台”等等通俗说法包含了许多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也预设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但不用这些概念，换成分析性的范畴，恐怕人们会觉得过于陌生。我们姑且在描述的意义上这么用。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统派”的广狭二义。狭义而言，所谓“统派”就是在台湾岛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就广义而言，“统派”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脉，其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虽弱，却与两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声气相通。在这个意义上，“统派”虽然构成复杂，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能像现在一些流行说法那样，将“统派”的式微解释为现有政治格局中某种派别的衰落，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格局发生巨变的症候。也正由于此，如果“统派”在台湾政治光谱中消失，两岸也就没有能力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基之上，创造源自两岸社会内部的、趋向于统一或统合的互动过程。

　　台湾“统派”式微是一个长期过程，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如今没有支持统一的人了，而是说这些人及其活动如同孤军奋战：先是从一种政治共识蜕变为一个政治派别;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台湾政治格局中已经连不成军了。台湾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有没有“独派”即分离派，台湾问题的核心在于既不存在反共的统派，也几乎不存在支持共产党的、作为政治有生力量的统派(沿着早期左派的脉络坚持下来的少数力量如劳动党等始终坚持祖国统一，但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始终处于极为边缘地位)，占据政治的中心地位的是在统独名义下格斗的泛蓝“独台”派和泛绿“独台”派。“统派”落潮其实也是一种标志，它表示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民族意识逐渐失去了政治能量。唯一还可以勾连的是所谓“文化”。文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上升为政治认同是完全未定的，这一点许多持分离立场的人早就这么说了。如何将古代优秀传统与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的文化结合起来，在中国大陆也并不清晰，这一点对于两岸之间言说文化的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1992年，民进党还处在党外运动向政党运动的过渡期，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留学生中也算少数派。那年我初到哈佛，恰逢吕秀莲来哈佛演讲。台湾的留学生问她：你要台独，那你算不算中国人?她回答说：Ethnically， I'm Chinese, politically， I'm Taiwanese，将族群与政治区分开来说。她没有提文化。今天，许多人谈中华文化，与过去支持统一的人谈中国文化不一样。伴随“统派”的式微和“独台”的主流化，新的趋势是在“独台”的前提下谈论中国文化。这其实很自然。由于台湾的历史、地缘和文化传统，不讲中国文化，台湾的内部认同危机就没办法解决，因此在独台框架或承认现状框架下来承认中华文化的合法性，与统一——包括“文化统一”——没有任何关系。有趣的是：当台湾“统派”式微之时，为了在“独台”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基本教义派”的“台独”主张成为台湾社会内部经常被批判和指控的东西，以至于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就等于“统派”。在知识领域里，这种现象更甚，很少有人——包括“独派”知识分子——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基本教义派”。这不过是“独台”理念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果。在这种政治理念中，并不存在“统”的位置。

　　什么是“统”?“统一”还是“统合”，哲学上涉及一与多的关系，政治上则是统一与制度多样性的关系。“一”内在地包含了“多”，“一”就是“多”在互动中形成的状态，“一”因而也是一种关系状态。所谓“多元一体”、“一体多元”，或者，“跨体系社会”、“跨社会体系”，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表达一与多的关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中国，对于制度多样性的实验从未停止。但就两岸关系而言，所谓“统派”，不管其内部差异有多大，均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框架来解决两岸问题，而由于“一”内在地呈现为“多”，对于“一”的言说必然包含了多重性，但这种“多”在态势上不是趋向于“分”，这就是互动与和谈的基础。说“统派”式微了，并不是说两岸缺乏民间的、历史的、亲缘和地缘的血肉联系，而只是说这些联系无法上升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也就失去了大众政治的领导权。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统派”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统派”的诞生是对“独派”潮流的回应，其衰落只是社会潮流发生转化的标志而已;所谓“统派”式微并不代表其彻底消失，毋宁处于消长起伏的消与伏的历史阶段而已。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联系和情感联系被人为压抑和政治扭曲，台湾岛内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裂隙和情感伤痕将长久存在;没有“一”，所谓“多”将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离和持续隔绝的境地，两岸关系也会因为缺少能够相互沟通的桥梁，难以形成改变区域霸权构造的共同力量。由于地缘、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试图脱离大陆解决其内外危机是不可能的。试图将两岸关系悬置起来谈论台湾认同，台湾内部和区域内部的政治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统派”的式微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台湾内部政治危机的一个部分，也是亚洲区域改变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用连战、宋楚瑜这些国民党二代作为代表。他们属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但还绵延着内战和冷战时代的一部分印记(也就是“右统”的印记)，加上改革时期他们在两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将他们作为联络对象是自然的，但把他们当做“统”的象征，内容已经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对美日的支配结构习以为常，对年轻一代也毫无影响。这个游戏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关系都处于由于“统派”消失或者说“独台”成为主流而产生的困局之中。

　　1993年4月27日—29日汪道涵和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共同协议

　　在台湾岛内，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其实是辜振甫及其周边人物——这里不谈他们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我顺便讲个小故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1999年，我去参加辜公亮基金会为《严复合集》出版而组织的一个严复学术讨论会。我那时在社科院工作，申请入台证手续复杂，邀请方来电话表示要去帮我疏通关系。放下电话后不到一小时，国台办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证。到了台湾，辜振甫秘书来机场接我，方才知道他们使用了直通电话。辜振甫的秘书在路上跟我说：辜先生这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导弹危机之后，辜振甫于1998年10月访问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白玉兰厅，汪辜在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中会谈，达成四点协议。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汪道涵在欢迎宴会上就说：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汪道涵和辜振甫单独一桌，品茗而谈，随员位置相距较远。午饭吃完了，形成了四点共识，缓解了那一次台海军演之后的紧张局势。但辜振甫回台后，台湾方面并未沿着四点共识的精神向前推进，反而不断放话，设置政治谈判的障碍。辜振甫的秘书说，那次四点协议之后，辜振甫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的都做过了，到头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样，就要换人了。当然，李登辉之后的变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预估。其实，从国民党官方来看，国统纲领正式的完结是在1996年前后，李登辉已经在为“两国论”出台做好铺垫了;所谓“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独台”的理论表述。在“独台”——即以承认现状为特征的分离派——成为主流的氛围中，你也可以说，现在的台湾政治仍然处于李登辉时代或李登辉时代的漫长阴影之下。

　　政治领域发生认同危机要更早，这确实跟中国大陆的变化关系很大。1989年政治风波对台湾和香港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陈映真在90年代初来大陆的时候，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内的变化。从二十世纪的政治视野来看，如果大陆不再有社会主义理念，统一的政治基础就动摇了，统一不仅仅是形式主权的问题，而且是民族解放的问题。1997年，我去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陈光兴拉我去参加台社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陆身份”。那一次访台期间，我也见到陈映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陈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为1989，那时他公开发表文章为大陆辩护;这件事情变成所有人攻击他的一个借口。他挺中国大陆不是基于一般中华主义立场，而是基于他从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冷战格局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陆的政治家关心统一，却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对于统一的理解，他们的统一观也是“去政治化的”。陈映真就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而实际上，官方更加重视那些拥有政经权力的右翼。

　　陈映真，台湾作家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适逢香港回归时刻，大陆的主管方面渐渐疏离了长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左翼，转而将香港的几个企业大佬作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今天香港的危机与这个路线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时代发生了变化，固守冷战时代的敌我定位已经不合时宜，统一战线需要打破原有的阶级边界，团结各种能够团结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这个打破边界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对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就是接受“历史终结论”，放弃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寻。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在爱荷华，他调侃中国革命的发言惹得陈映真大怒。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岛开一个环境与文学的会，陈映真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环境问题做了理论分析，结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张贤亮在会上说：宁夏最欢迎大家去“污染”(投资即有污染)了。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陈映真约我见面，感慨良久。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在这方面，反而是自以为脱离了“政治立场”的大陆作家或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政治立场”，更习惯于党同伐异。他的愤怒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