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 - 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年初，毛的战略部署是夺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和一九六七年元旦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透露了“文革”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夺权阶段的信息。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等接见“全红总”代表会议上，康生直接指出：“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 是个夺权的大问题。”14陈伯达则把话说得含蓄一点：“提个建议你们不要封全总了。你们工人全部住到里面去。”15

    在这次接见后的几天内，先是江青在和方圆通电话时就明确指出“全红总”应毫不犹豫地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而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的造反派也多 次请求“全红总”与他们联合夺全国总工会的权。在没有获得“全红总”应承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单独夺了《工人日报》的权并改名为《工人造反报》。中央文革联 络员邵一海就不断警告：“如果‘全红总’动手慢了，让全国总工会的保守派占了先机，夺掉全国总工会的大权，中央文革就会很被动，‘全红总’也将失去历史上 的地位。”

    在江青一伙的不断催促下，“全红总”的领导核心也多次讨论，是否按江青的指示去夺全国总工会的权？

    “全红总”的领袖们都知道，毛的一贯作法是先树立一个典型，取得点上的经验，然后推广到面上去。在当时，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到六七年元月初全国夺权 的前夕，毛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需要，就是需要树立一个夺权的典型，就如同他在六月初树聂元梓为写大字报揭盖子的典型，在八月份树蒯大富为批资反路线的典型一 样。

    全国总工会一向不讨毛的喜欢，因为毛一直认为那是搞工运起家的刘少奇的黑窝。如果此时引导“全红总”夺掉全国总工会的大权，一是可以去掉心中多年的块垒； 二是可把“全红总”纳入“文革”的轨道，成为他的冲锋队；三是以“全红总”为夺权样板，给各地各系统当时处于已把走资派轰的一塌糊涂，自己也糊里糊涂、不 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奉旨造反派”们指明方向；四是类似全国总工会这种花瓶式的机构，就是在夺权中出点什么问题，对大局影响也不大。所以，对毛而言，树 立“全红总”为夺权典型的利大于弊。

    这时，江青和戚本禹以为“全红总”年轻的领袖们幼稚愚钝，不能参悟毛的禅机，就干脆直接对“全红总”发号施令，明确指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副部长陈乃康是紧 跟毛的革命路线、曾被走资派迫害的革命老干部，《解放军报》编辑邵一海是军队代表，加上“全红总”，三方应立即联合，夺取全国总工会的党政财文大权——这 已经是不久后就将出现的“三结合”夺权模式了。

    尽管“全红总”的领导核心非常明白毛的战略意图，但他们仍然没有“紧跟伟大领袖得战略部署”去做夺权的典型。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夺权工具，他们认为当务之 急是解救那些被解雇后处于困境的临时合同工。他们的历史任务不是夺权当官，而是为工人谋利益。所以，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元旦一过就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当 权派找来，不是商量如何夺权当官分配权力，而是共同签署了一个能给临时合同工解燃眉之急带来实惠的《三家联合通告》。16

    一九六七年元月四日清晨，中央文革派驻“全红总”的联络员邵一海向方圆传达了中央文革缓发《三家联合通告》的指示。当天上午十时，江青亲自打电话给方圆， 同样指示缓发《三家联合通告》。当天上午十一时，戚本禹又打电话给中央文革硬塞给“全红总”的五人小组成员李晋瑄，内容也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元月五 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后，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在“全红总”的总部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中央文革的命令――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同时，江青再次亲自打电话 给周牧，指出销毁《三家联合通告》是毛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去夺权”。

    方圆等人虽然无法公开抗拒中央文革的命令，只得极为心痛地把印刷好的《三家联合通告》送往造纸厂销毁，但暗中方圆把《三家联合通告》的原件交给当时刚抵京 汇报工作的“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负责人萧碧璜，告诉萧这是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可以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方要萧寻机在边远地区印发 这一文件，造成即成事实，迫使中共承认，同时也让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得到一点好处，坚固争取自身权益的信心。

    萧碧璜不辞艰险，在京仅停留半天，就匆匆南下，在昆明大量翻印《三家联合通告》，发往全国。结果正如王年一先生所说那样“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 待遇……一些单位，……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1961年至1963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夜班 费、加班费等。”“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17

    这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相当严重地干扰了毛的夺权的战略部署。毛江开始明白“全红总”并非愚钝，而是不肯俯首听命，就立即转而把张春桥极力推荐的上 海“工总司”的王洪文一伙扶上台面。同时，周恩来也指示陈丕显为王洪文一伙出谋划策，搞出了那个被老毛誉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 书》和《紧急通告》，由毛亲自下令在六七年元月九日广播了这份以反对经济主义为主旨的大字报。18元月十一日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9 元月十七日江青也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的讲话20，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文取缔了《三家联合通告》。21

    这就是历史。就是毛在树“全红总”为夺权典型不成功后，才转而树“工总司”为夺权典型的真实历史。王洪文这伙奉旨造反的工贼，在“安亭事件”以后，虽在上 海渐成气候，但没有也不可能去主导全国的文革进程。直到毛周共授的尚方宝剑在手，才在反“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妖风中扶摇直上，成为毛亲自树立的夺权英 雄，踏着“全红总”的鲜血，从上海走上了全国“文革”的历史舞台。

    尽管毛当时“为了使压制来的冠冕堂璜，他除了把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诬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外，还无中生有地硬说这场发自群众内心的运动是走资派阴谋挑逗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22。

    但历史的事实就是事实，不可能指鹿为马则为马。这股来势汹涌的浪潮决不是什么“走资派阴谋挑逗的”。有的地区有的部门的走资派在这股浪潮掀起后，可能在暗 中去推波助澜，混水摸鱼。但这场气势磅礴、席卷全国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也就是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滚滚浪涛的推动者，的的确确不是来自上 层，而是来自下层的最下层――在失业的阴影笼罩中的数千万临时合同工。

    其实，来自下层的原因使毛的战略部署受到干扰也非仅“反革命经济主义”一例。运动初期毛亲自发动的“红卫兵运动”，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干扰过毛的战略部署 ――毛的战略部署是要这批法西斯党卫军的矛头指向走资派，即“批资反路线”，而这批高擎“血统论”大旗，嫌“阶级斗争”的政策还不够狠不够左的法西斯冲锋 队，则是把矛头对准了群众中的一部分――“地富反坏右”，对准了“四旧”——一切传统文化。他们把毛企划的矛头向上的“文化大革命”，搞成了矛头向下的鲜 血淋淋的“武化大革命”，搞成了杀气腾腾的毁灭文化的“文化反革命” 。所以本文一直没有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辞，就是觉得毛的这一提法极为怪异诡谬。

四、是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

   　 从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到六七年元月上旬，文革正处于“反革命经济主义”严重干扰毛的战略部署阶段，这正是“全红总”所领导的自由工人运动主导文革的阶段，也 就是运动并没有按毛或周的意图发展的阶段。当时的各地各系统的群众造反活动，不论是炮轰也好，火烧也好，批斗也好，冲击也好，都被“反革命经济主义”汹涌 浪潮所淹没。此时的“全红总”风华正茂。对那些跪着“造反”、奉旨“造反”的伪造反派们，如王洪文一伙，“全红总”并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对这段期间的运 动，特别是“全红总”与毛周各派在这一阶段的互动关系如何？可以分成下面四个方面考察：

    （一）不论文革发生的真正动因如何，也不论用何种理论框架来解释文革，都不能否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夺权，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活动也是夺权。毛泽东的文革，是一个以上层权力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文革。毛泽东运动群众的目的是使群众运动为上层权力斗争服务。

    （二）在毛泽东运动群众、利用群众为上层斗争服务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不愿照旧被统治下去的群众，趁统治集团也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之机，反过来利用上层权力斗 争，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服务。“全红总”的抗争正是利用了上层权力斗争取得了胜利，又在斗争中的上层感到“全红总”的存在，威胁到彼 此斗争的舞台的稳固而暂时联合起来的镇压中失败。“全红总”的抗争完全是独立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全红总”不是仅和上层的毛派、刘 派、周派中的某一派发生冲突，而是和整个上层集团发生冲突。

    （三）“全红总”的抗争的矛头一直是指向官僚特权。“全红总”一直把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当成自己的主要斗争目标。“全红总”争的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 中的最下层——临时合同工的生存权、劳动权。“全红总”争的是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权。换言之，“全红总”是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反压迫、反剥削、反 特权。“全红总”的抗争堪称是一场独立于官方指挥操纵外的独立的自由工人运动。

    （四）“全红总”的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二月，与同时期的毛周刘争权夺利的斗争，互相对应，互相平行。

    根据上面的考察，是不是可结论——“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摄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政治压迫。”23是存在的呢？

    笔者认为，“人民文革”说的主张者，如郑义兄、希哲兄、国凯兄对文革的观察是入木三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文革中有群众自发造反（或曰乘机造反）的一面，看见了站着造反与跪着造反的根本区别，看清了文革中确有一场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的群众运动。

    这一场爆发于文革初期的自发群众运动，“随便你叫它什么都可以”（王希哲语）。你把它称为“人民文革”也罢，你把它称为“第二个文革”也罢，你把它称为 “反动派造反”也罢，你把它称为“坏人乘机闹事”也罢，你把它称为“自由工人运动”也罢，或者你说它不配称工人运动或市民运动也罢，它不会因怎么称呼它而 失去它存在的事实、价值与历史。

    毛泽东把它的夺权斗争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真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无辜的词汇的极大不幸。因为毛泽东搞得实在不是什麽“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 命”，“文化反革命”，确切一点说是“反文化革命”。今天我们不得不使用被毛玷污了的“文革”一词时，仅仅是为了尊重历史，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感到 非常非常荒唐。毛在“文革”一词上烙下了一个时代耻辱和悲惨的印记。所以，必须给毛的文革正名，正名为“官方文革”，以区别于“人民文革”。

   　 （一）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大工业必然要扫清自己前进的障碍，这是文革的深层动因。统治者中代表大工业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小农经济的利益集团必然 发生冲突，这场冲突必然引发十七年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被统治者和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的互动，影响着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模式和前进方向。

    （二）代表小农经济的毛泽东潜意识中的对小农经济的临终恐惧和他不甘寂寞的个性，残酷地驱使他进行一场夺权的垂死挣扎，毛美其名曰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摧残文化的文化反革命。中共上层的这场权力斗争斗了十年，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的十年动乱。

    （三）毛在他垂死挣扎之初，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发动了一场破坏现存秩序和政治结构的造反运动。这场造反运动随着“九大”的召开——上层斗争暂告一段落而结束。有学者称之为“三年文革”，笔者称为“三年造反”。

    （四）“三年造反”时期，有人是奉旨造反，有人是乘机造反。有人是跪着造反，有人是站着造反。有人是被上层权力斗争所利用，有人则是利用上层权力斗争。有一场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奉旨造反运动，也有一场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

    （五）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是一场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它与运动中（特别是运动早期）的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的群众运动合 成一股滚滚洪流。这股滚滚洪流在无情地冲击中共的官僚机构的时候，也猛烈地动摇了中共的统治根基。所以，中共的新老官僚们一回忆起这个噩梦，就冷汗直流， 浑身发抖，咬牙切齿，痛恨不已。因为中共的独裁专制，也就是他们的特权和暴利，差一点就葬身于这滚滚洪流之中。

    （六）这股滚滚洪流，希哲，郑义，国凯诸兄将它称为“人民文革”，极富创意，何错之有？本人作为一个“官方文革”的受害者，作为一个“人民文革”的参与 者，对给群众带来痛苦与伤害的“官方文革”，持否定贬斥的立场。对给官僚带来羞辱与损失的“人民文革”，持肯定褒扬的立场。“官方文革”造成“十年动 乱”，“人民文革”始于“三年造反”。也就是说，中共官僚集团必须为它所造成的十年动乱负责。“三年造反”中的“人民文革”，没有任何理由去分担十年动乱 的责任。

    所以，笔者的文革观是“十年动乱，三年造反。十年动乱必须否定，三年造反引发的人民文革不可否定。”

   　 十年动乱终于在毛的彻底失败中结束。如果没有代表小农经济的毛垂死前特别顽固和极为残忍的反抗，中国大陆社会的工业化会顺利得多，不至于付出十年动乱的惨重代价。

    在十年动乱中，不论是统治者或是被统治者，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损害。十年动乱后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步伐。如果人民群众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 现自己得到的利益，大大小于统治者集团得到的利益，不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总会找到应对的办法。四十年前的“全红总”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

    因此，研究四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中国大陆社会的各利益集团能在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理性地化解彼此的冲突，中国大 陆社会的变革必将大大降低成本，那就没有必要再来一次“文革”了，不论是“官方文革”，还是“人民文革”。

   二零零六年年五月十六日，堪培拉

    注释：

   1：贵阳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八八号刑事判决书的判语。

   2：指中共五四年制定的《宪法》。

   3：唐少杰：《解读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中国研究》月刊，日本，九六年八月号，第五五页。

   4、14、15：钟华敏：《江青正传》，香港，六七年十一月初版，第一三六~一四零页。

   5、6、7、11、16、21：《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民国六十二年四月初版，第三八，八九，九四页。

   8、1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五六，一五七页。

   9：严家其，高皋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香港潮流出版社最新增订版，第七一，一四七页。

   10：《红卫兵资料》（一）（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Washington, D.C. 1980）第四零二五页。

   12：“国际左派座谈会”又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六七年元月八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

   13：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江青唆使首部一，二，三司红卫兵砸‘全红总’设于全国总工会的总部，又称‘一二三事件’。

   18、19、22：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出版日期不祥，第一三一页。

   20：《江青同志的讲话》，《红卫兵》（首都一司宣传部主办）六七年元月十九日第一九号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