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系列专题：二、清查“帮派体系” 水陆洲 发表于2013-12-5 12：00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奋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贾启允同志既不按照中央（一九七六）十六号文件办，也不向省委传达华主席对云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对他本人的批评，又另搞一套，捂盖子、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贯落空，所有这些都遭到全省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去年十二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同志批评和斗争，才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始好转。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听取义乌工作汇报并作指示：关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人物, 要统一按照最近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里面所指出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有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等九种人, 要统一口径来讲,来作阶级分析, 这样, 阶级阵营才能分清。 一九七七年年六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冼恒汉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
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1976年九月以后，叶剑英曾经两次指示冼恒汉，让冼给青海的领导人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冼恒汉思想不通：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冼恒汉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他们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赵永夫获释时间不详，平反结论说：他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9日逝世。）
一九七七年年六月七日、八日和九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冼恒汉的批评。 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冼恒汉、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６月７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冼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６月９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冼恒汉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 （冼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
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
（冼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
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 （冼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
（冼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
（冼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
（冼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
（冼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 （冼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
……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
（冼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
（冼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 （冼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冼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５０４厂”、“４０４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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