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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世界工厂危机”与新自由主义——与卢荻先生商榷

2016-1-28 01:3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063| 评论: 1|原作者: 潘毅|来自: 破土网

摘要: 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走过高峰,已经到达强弩之末,在这个过程,吊诡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俨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新自由主义做出莫大的贡献。如何抵抗新自由主义?打破资本垄断和媒体垄断依靠还是工人本身。

潘毅:再论“世界工厂危机”与新自由主义——与卢荻先生商榷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来源:破土首发  2016-01-25 11:05   点击:753次 

【破土编者按】最近,关于中国是否处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在经济学、社会学界引起了争议。针对破土前日所发潘毅教授的文章《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卢荻教授撰文讨论,认为应该看到中国国有经济对于世界新自由主义的抵抗。针对这点,潘毅教授再次撰文,与卢荻教授商榷,用一系列详实的数据说明,是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不能僵化教条的只看其资本性质,而更多的要看地方或企业的发展,到底是以什么为导向,是以经济效益、企业家利润的提升为核心,还是要保障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破土倡导开放与多元,如有讨论,可来稿groundbreaking@126.com

潘毅:再论“世界工厂危机”与新自由主义——与卢荻先生商榷

三十余年了,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走过高峰,已经到达强弩之末,在这个过程,吊诡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俨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新自由主义做出莫大的贡献。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卢荻先生看起来不太弄得清楚。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三十多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方面把原有的社会主义国企改制,改变企业产权结构,大量工人下岗,在岗职工福利保障遭到削减,除了一部分的管理和核心工人外,大量的派遣工出现,国企不管是壮大还是合并,今天,它们的劳动关系都属于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政府鼓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纵容其灵活、甚至是非法的用工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和集体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及至2008年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2012年这一数值仅为约20%。2014年,国有企业的资产总计为6.70万亿,而私营企业为21.31万亿,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为19.75万亿元,从企业数量来看,2014年, 全国有超过1千万的企业,其中,国有控股的企业有26.33 万,集体控股企业24.82万,而私人控股有902.77万,港澳台商控股企业9.87万,外商控股9.78万。如果就业人数来看,2014年全国国企为6312万,而在私营企业为9857万,还有2955万人在港台商、外商企业中就业。由此看来,无论从工业产值比重、资产总计、企业数量、用工人数上,国有企业都无法与私营、港澳台商及外商企业相抗衡。在这整个数据中,我们看不到卢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更看不到工人权益的提升。

这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方案,由国家开启,资本市场在中国欣欣向荣,使得整个利益集团实力庞大,中国社会重新市场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职能出现了本质上的改变——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为“为人民币服务”的企业家。由于国家本身就是企业主,一切的政策考量、行为模式和社会治理,采用的都是市场逻辑,以资本发展主义(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上。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

 

世界工厂危机=新自由主义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打造了一个世界工厂,它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没有国家的带动,全球资本如何快速进入中国,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全国各地的农民如何快速涌到沿海地区的工厂中,成为主要劳动力。庞大的富士康帝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世界工厂快速发展,必然积累大量矛盾。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工厂的危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一种体现。新自由主义发展伴随的是资本极速扩张,生产力大量过剩,工业资本内部的恶性竞争——这种竞争包含着国外和国内的,国内的包括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带来了严重的矛盾,也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在电商的时代,资本的恶性竞争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作为新的垄断资本,底下却充斥着千千万万个梦想“成功”的小企业家:中国打工者会幻想自己当老板,辛苦通过十年的打工累积,加上朋友筹资,开个小工厂,挤到订单,凭借价格战来相互撕逼。他们壮大了这个行业,同时又知道随时被抛出的命运。小的资本由于电商的出现,成功欲和消费欲双双膨胀,在一片狂热之中,大家纷纷去参与一个摆明是会被淘汰的游戏。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卖家倒下,又有许许多多新的小老板出现。他们的死与生,对于大的垄断商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所以,虽然充满了创业成功或失败的欢笑或眼泪,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运转,泰然无常,大资本坐收其利,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而已,拆了再补,GDP可就进了“新常态”。

 

资本家的奶酪被谁动了?

因而,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作为暴发户的富士康,2014年已经挺进世界500强的前30了,这是个奇迹,却也是世界工厂的华丽尾声——任凭成功学书籍里再怎么炫耀,被富士康垄断和挤压的市场,又有多少空间容忍第二个富士康的出现呢?

如今,在这片竞争浪潮中,产能过剩、利润率降低,工业资本的暴利年代已经过去,大资本赚钱越来越少。在这样情势中,资本家的奶酪被谁动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主导着舆论声音,天天叫嚣着危机的到来,却不愿反思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反过来指着工人说:你们的工资太高了——现在中国工人的薪资提高了,依据经生产力调整后的工资水平,从2004年的4.35美元时薪涨到2014年的12.47美元,涨幅达187%。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丧失!这点上,新华社、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具有报道[i],似乎成了大家的普遍认识。

这个说法合不合理呢?我们可以先来计算一下,以国家统计局去年公布的《2014农民工检测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那么农民工每小时平均收入应为12.86元,折约2美元,远低于媒体所指的工资。以目前的汇率来算,12.47美元约合人民币81.05元,一个月下来就是18,045元。这简直就是高管工资呀!

同时,根据2014沃纳国际劳动成本的报告(以纺织业劳工为对象),美国工人每小时收入是17.71美元,中国的是2.65美元,也可看出工人收入的真实水平。媒体为何会配合资本,做出如此不专业、无常识的报道?不得而知。

 

世界工厂的危情时刻

今天中国大部分行业所面临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基本上是由恶性竞争所导致,而不是工人工资的问题。但是企业家天天在叫嚣,呐喊利润率下降、成本上升,但是他们指马为鹿,把成本上升主要指向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今,世界工厂的危机已经有迹象,但不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问题——会哭的小孩有奶喝。中国的劳动者,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工,连当小孩的资格都没有。就算当了小孩,哭出来的声音也没人听,反而成了资本转移经济危机的代罪羔羊。

世界工厂当下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如果从工业产值总量来看,2008年的接近13万亿,年年攀升,到了2014年已近23万亿,同时出口总额从2009年起也逐年递增,从8.2万亿到了2014年的14万亿。而制造业企业家们最关注的利润总额情况来看,2014年的利润总额是2008年的三倍,然而2015年却迎来了第一个冬天,发展放缓。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从电子行业和制衣行业来看,情况也类似, 如图表所示。

潘毅:再论“世界工厂危机”与新自由主义——与卢荻先生商榷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从就业人数来讲,目前是看不到就业危机。从总量来看,2008年到2013年的就业人口持续上升,2013到2014年减少十来万。

潘毅:再论“世界工厂危机”与新自由主义——与卢荻先生商榷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消失”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同时,与工人的期待相左,工资难得提升。于是近几年来,劳动关系问题冲突不断。官方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3年,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一直高达从每年60万以上,当事人数达80万甚至更多,案件主要涉及工资支付、保险缴纳、非法解雇、赔偿金过低。另外,根据我们的田野观察,工人集体抗议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在平均规模、社会范围、组织程度上也有所提高。这一趋势从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

 

劳资之间的贴身肉搏

作为改革的排头兵,东南沿海地区是制造业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也酝酿着最多的劳资矛盾。而如今这一地区的抗争,大多为关厂、搬厂等抗争。因为深圳等沿海的最低工资标准比中西部地区高,许许多多的薄利制造业工厂开始向西迁移。但搬厂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年轻的工人,不满意于工资下降到同家乡工资一样的水平;而年龄较大的工人,更多的是争取补缴城市社保,因为农村的土地已经流转,根本回不去了。

工厂搬迁实际上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转嫁,把制造业的危机转嫁到了其他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发展的矛盾也集中爆发出来。这种矛盾包括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横向矛盾,也包括所谓“升级”的产业和“落后”产业不平衡所爆发的纵向矛盾——例如一些地区如东莞,地方政府不惜重金资助企业开发机器人,宁愿大批工人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提高最低工资,以此来促进高新产业的发展,如此的产业升级却愈发加深了工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在这个时候,有媒体跳出来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高;又有一些经济学者来理论,说中国还有较强大的国有资本,还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形态,都是对工人命运的不负责任。是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并不仅仅由资本性质所决定。更多的要看地方或企业的发展,到底是以什么为导向,是以经济效益、企业家利润的提升为核心,还是要保障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要对工人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那又如何解释对“工人工资太高”的表述的纵容,如何理解地方政府对资本西迁的欢欣鼓舞,如何看待劳资矛盾爆发的时候地方政府对资本的维护。

看来,如何抵抗新自由主义?打破资本垄断和媒体垄断依靠还是工人本身。如果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卢荻先生,还是认为,向上看才是经济和现实,向下看只不过是道德和政治,我们也是心醉了。

[i]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1936;

http://news.xinhuanet.com/fashion/2015-12/15/c_11172097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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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6-1-26 10:43
写得好,但是我觉得对于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论述的并不能说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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