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民粹主义？反动的民粹主义？

红色中国时评：反抗的民粹主义？反动的民粹主义？

莫跟随我，我不引导；莫引导我，我不跟随；与我同行，为我诤友。——加缪

     近来一则“D吧出征台湾Facebook”的新闻成为中国网络上的热点。1月20日与21日百度贴吧的李毅吧（俗称：帝吧或D吧）的两千万网络青年（该吧注册用户）用代理翻越中国政府设置的防火长城“远征”台湾民进党、三立、自由时报等有台湾独立倾向的FACEBOOK进行爆吧（有计划的大量发布同样或类似内容的帖子进行刷屏）。如对网络上的青年群体略有了解，其实多少都听说过李毅吧（帝吧），因为现在网络流传的各种“哏”很多都首先来自李毅贴吧。例如“屌丝”一词就是最初其他网络群体嘲笑李毅吧的粉丝为“毅丝”，即其“毅丝多为底层青年卢瑟（LOSER）算个屌”；而李毅吧的网友欣然接受这一称呼用来自嘲与互嘲，之后“屌丝”在网络上和媒体上被广泛使用，而成为网络新词。

       有官方媒体将这网络事件称之为反台独的大有可为青年自发爱国主义的热情，也有官方媒体忧心忡忡担心这股力量公然挑战政府设置的防火墙，自我组织不受控制，反受其害；有自由派将之称为民族主义愤青的暴民大发作，如洪水猛兽如文革红卫兵，但也有所谓反对派人士将之称为暂时被政府洗脑的小粉红，一旦醒悟就成为将来推倒“专制长城”的生力军。在野的左派们对此事件也各有分析，或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赞之，或从其所谓护国思想出发贬之。

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对事件和其中人物趋向的分析往往取决于分析者的立场。但不管进行何种分析，都无法否认这是网络上一股90后青年情绪的反映，也是大量青年中盛行的民粹主义的反映。

对近些年来中国广大青年与网络中蕴含的大量民粹主义情绪早已经成为朝野当局、知识精英与媒体人士共同关注的现象。

2016年1月下《人民论坛》杂志中刊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的《警惕新左派的极左化危险》一文，文中明确提出“代表‘左’的思潮的代表人物将有可能与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民粹左派，里应外合，内外呼应，形成群体性的思想势力。”该文迄今在《人民论坛》的网站上一直在置顶头条的位置。

（http://www.rmlt.com.cn/2016/0126/415996.shtml）

在该期《人民论坛》杂志上同时刊登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孟威写的《民粹主义的网络喧嚣》中明确提出，“2015年，民粹主义在以平民化、草根化、非主流化为特征的亚文化语境之下，表现出对峙精英主义、挑战既有权力结构、极化民意权威、激起群体对立的种种看点，互联网民粹主义影响公民参与行动，加剧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关系的复杂化。”

（http://www.rmlt.com.cn/2016/0122/415159.shtml）

在该期《人民论坛》上还有数篇明确反对左翼民粹主义的文章，例如赵丰所写的《新左派五大发展态势》和伍慧萍所写的《民粹主义日益侵蚀欧洲主流政治》。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份以“人民”为刊名的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下属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核心期刊以极重的篇幅批判民粹主义。

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使得名为“人民民主专政”当局的笔杆子精英们如此警惕。民粹主义一词英文就是populism – 其拉丁文词根 populus，转成英文也就是people/popular人民。民粹主义是一种对普通人民的权力的政治信仰，认为他们有权掌控他们的政府而不是由一小群政治或经济精英掌握政府权利。

原来“人民的论坛”积极口诛笔伐的“民粹主义”就是为人民声张的主义，并希望“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要积极警惕人民试图当家作主的意图。

一个曾经宣誓“为人民牺牲一切”、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依归、通过最广泛动员人民群众而最终实现革命成功与社会改造的昔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竟然在还挂着“人民共和”的招牌执政半世纪后，需要如此警惕（乃至恐惧）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

“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的牌坊还竖立在哪里，已经开始要积极推行建立精英乡绅制度；一边死乞白赖地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边却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民粹主义害死人啊。当然民粹主义反映的是民众直接的原始的诉求和主张，其反应的是群众运动存在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的意识与其运动总是必然趋向进步或者正确的方向。

很多左派都极为痛心的前苏联解体即是一例。十月革命的光辉产物、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超级大国苏联，曾经历经二十年艰辛革命而执政达71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竟然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而两千万苏共党员竟然没有进行哪怕稍微的抵抗，以致有人叹息“竟然无一是男儿”。

当时苏联的青年在哪里？假如我们看到当时那张极具象征意义的照片，我们就找到了答案。当“苏联的送葬者”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时，站在他前后周围都是些青年，而这些青年在当时已经做出了自己选择。无论这其中有多少青年在此后的十数年内是否和有多少懊悔与反思，但历史已经在当时改写。

在更早的二战前1930年代危机重重的德国，当时的左翼无论是德国共产党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力量都大于崛起中的德国纳粹，但是相当多数（数以百万计）的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青年最后还是跟随着纳粹主义的鬼魅哨声而走向了极端反动的黑暗之夜乃至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且即使在纳粹上台全面禁绝其他政党和工人组织时，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历史最悠久、最强大和最组织化的两个工人政党也没有任何像样的抵抗而输的一败涂地。

这恐怕不能简单用“群众总是愚昧的”来解释，就如同不能简单用“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的来解释群众运动支持左派或进步运动。

在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执政道路也似曾相识，当1976年10月6日，邓小平与叶剑英为首的党内走资派集团发动军事政变之时，曾经在文革中被广泛动员的青年与工人并没有坚定地捍卫继续无产阶级革命，相反相当多数人反而走上街头欢呼；而体制内外的造反派力量也几乎无所应对，基本束手就擒。事实上早在10月6日的半年前，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已经见到了相当数量的青年站到了另一边——历史的另一边。而在13年后，随着党的日益堕落与反动，更多的青年再次回到这个广场上，他们的愤怒、热情与期盼，血与泪、在十周中也抛洒在这广场上，统治集团发生了严重分裂，而党国体制遭遇了其执政以来最危险的挑战。

列宁曾经引用过恩格斯一段著名的话：“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

这段话既反映了青年的特质，也同时反映了恩格斯与列宁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但这段话其实也反映了左派能赢得青年的几个前提条件，即“要代表未来”，要“本身成为革新者”，要“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些前提条件，也就谈不上青年必然会跟随着左派或者进步力量。

今天，在左派中，无论何种主张与路线，都存在一种四面受敌但四肢无力的感觉，并由此带来普遍的焦躁感，群众为什么不跟我们走，青年为什么还没起来？

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在当初的1990年代彻底走向迹近寂灭的状态。这自然受到所谓国内外政治大气候影响，但假如我们承认内因决定外因的话，那么根本原因是否还在于社会主义执政与建设其内在的机制性的弱点。这也反映了所有历史上革命曾经遭遇的困境和历史对现实提出的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如何继续进行革命，如何保证革命的胜利果实，如何维持革命本身具有的活力？

一个没有活力和新鲜血液的基层架构，无论其上层建筑看似多么强大与牢不可破，但就如同离开了大地母亲的泰坦巨人一样，因为失去了力量的源泉而无力反抗。曾经的变革性力量成为掌握政权与资源的主导者时，往往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来自于反抗压迫体制的生命力也就开始衰退了。除非有某种外在的力量与剧变震荡促使其新生，否则只能按照规律走向衰亡。

当自上而下的集中而稳定的体制建立后为实现内部架构的刚性稳定，最省事的方法也就是管理一群松散无活力而缺乏内在组织的原子。但是当这群原子容易接受既有的刚性管理时，也根本无法对抗来自外界的压力与侵袭。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权帝制时代，被严密组织和管理起来的农耕的中央王朝的子民总是无法抗衡来自荒原的松散而相对自由发挥游牧民族的一个原因。即使前者在人数、技术和财力上远远优于后者，但其政治组织系统早已彻底摧毁其内在活力，如果下层可以驯服地接受来自原有上层的指令和奴役同时，也自然会驯服地接受任何来自其他暴力或者机制的奴役。它早已被夺走自我，一切均已被代表，失去灵魂，一旦上层的精神中枢被催毁去，则整个机体就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彻底瘫痪。

这种情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无论是中国历朝历代成王败寇的农民起义，还是西方的各种政治、社会与宗教运动。譬如曾经被恩格斯称为历史上最为革命的宗教运动——属于奴隶的基督教，后来则成为禁锢整个欧洲留在黑暗的封建的中世纪中的精神铁牢笼，直到新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从实践中生长出来。

对一个民族如此、对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一种思潮、一场运动乃至一个政党都是如此。没有老年人，没有传统继承，没有青年人，则没有未来开拓；没有上层领导者，没有整体运动的方向与目标，没有基层活跃者，则没有活力与内在的创新。

两者确实缺一不可，但是青年才是其中真正的创新力量，基层才是决定创新与活力所在。当青年只知服从于长者，基层只知服从上层时，这种新集权管理本身也在扼杀新体制的内在生命力。新成员的加入更多是因为利益、事务主义而屈从的时候，信仰与活力则被来自于上层决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服从所取代，只懂得按照命令行事，过度的政治形式化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思考恰恰扼杀了自我组织与反抗的力量。当新的体制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时也就开始宣告其自身走向衰亡的开始。

五十年前，中共前主席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动员广大青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正在此，希冀利用来自青年与基层的力量震荡与洗刷渐已尾大不掉自我固化与利益化的党国体制，避免新生的社会主义与共和国重蹈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之官僚体制弊端而导致积重难返。

“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时代局限性的悲剧性也在于此，无论主观意识上的认识如何，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人的局限性也决定了这一伟大尝试的失败。文革造反派的“奉旨造反”的悲剧性也就在于，一方面这些青年与基层被寄望是反抗体制的维持继续革命的新动力，但无论如何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变革又不能超越彻底颠覆体制的界限；另一方面，即使旧的党国官僚体制的已经日渐表现出其反动性与走向没落腐朽，但是要维持共和国的运作与架构又无法根本性地抛弃这一党国官僚体制。于是，无论三年文革也罢还是十年文革也罢，总是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拉锯战中反复震荡，直到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也意味着“奉旨造反”的造反派们的丧钟，他们失去了在国家体制内的残存地位的最后法理依据，同时又失去了自己的原动力，他们不是起来革命，而是起来被领导参与革命。一旦“圣旨”不在，则不知如何应对，这也成为整个造反派群体最为关键的弱点。等待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旨意，结果是等来了作为革命党与国家体制的内在革新力量的自己被彻底清理退出历史舞台，而曾经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内左翼力量的希冀——通过自我革命以确保党与国家活力保持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就彻底葬送。造反派的倒下也就意味着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此一路绿灯。

也正是因为这次党国体制内部的基层革新力量的葬送，和此前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和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耗竭民力导致在文革结束后的数十年内在社会中（尤其是青年中）出现的普遍“政治空洞化”（当然其中也是由于邓为首的新统治集团蓄意的“去政治化”），也使得广大的普通民众对于资本主义复辟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甚至到准备抵抗时也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与组织准备。

中国的左派力量重新复苏与活跃（远谈不上复兴）也是直到21世纪初才出现的现象，而那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问鼎权力走向成熟之时重新唤醒的幽灵。

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保证革命政党和左派群众运动内部存有自下而上的相对独立的运作与组织空间，虽然未必能从根本上阻碍资本主义复辟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败，但至少在现实政治中仍然有节节抵抗、保存基础、重新组织乃至待机复苏的可能性。这样的正反案例在国际社会中也不乏。

例如，当英国新工党早遭遇历史性挫败之时，以科尔宾为代表的老工党的幽灵被唤醒，虽然这样一个新的老工党远远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且老工党仍然在重整中，但大量的新鲜血液对于底层的补充，使其基层支部得以重新焕发生机。抄录来自英国《卫报》的几段采访，几乎几周内，不少工党本来已经垂死的支部又开始长出新苗，大量甚至成倍的青年人涌入本来只有中年乃至老年人的支部中，支部的平均年龄几乎减少一半，新成员与回归者要求不再在酒吧或哪个体面的成员家中喝着红酒开会，他们要求开会时悬挂党旗，成员间互称同志，会议应该决定的是在哪里集会与宣传，而不是节假日的旅游与传达上级支部的指示。也许《卫报》的描述有夸张之处。

但在地球的另一端的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我们也可以看到更为尖锐与现实的案例。查韦斯就任总统后，2002年曾经因为右派军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而遭到监禁。解救查韦斯的并非主要依靠来自其政府与党内的体制力量，还是依靠支持数十万有组织的群众对总统府的围困和在街头示威，最终导致亲查韦斯的少数军队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将查韦斯救出。

在去年年底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作为查韦斯继任者的马杜罗率领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惨败于右派反对派，马杜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上街头面对群众承认党的失败与腐化，重新动员群众自我革命，现在统一社会主义党依靠其在广大基层社区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和众多贫民支持仍然能维持政权基本运作，并为未来重新的执政进行党的自我改造创造了条件。

所以，对于一个左翼运动与力量而言，如何能够建立真正具有活力且以青年为主的广泛基层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没有这样一种自我组织化的青年主力军，左翼运动的复苏与兴盛是不可想象的。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社会中青年（与群众）并不必然跟随最进步的力量，并不一定先定的成为的左翼的基础，其到底会跟随谁取决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谁能倾听青年的所思所想，谁才能真正了解青年，谁能真正了解青年，谁才能谈得上引导青年。这绝不是单靠所谓拥有高度觉悟和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意志贯彻所能实现的，也不是所谓自诩高度自律的阶级先锋队所能替代的。

    同时要允许青年与群众自己思考，哪怕这种思考是如何不靠谱；允许青年与群众自己犯错误，他们才可能在运动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寻找到正确的立场，要善于用青年人与群众习惯的话语体系和交流方式与青年人和群众进行交流，否则只会使自己远离青年，如果认为简单地通过“正确的政治经验、思想权威和理论认识”来进行灌输与指导，往往会适得其反。

列宁曾经说过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才能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会变成废话。

十数年来，从PX项目抗议到各种网络热点的发酵，从中我们能看到数百万乃至数千万青年群众中蕴含的愤怒、激情与思考。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中挑出一千条一万条毛病，也可以大加谴责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放任、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但归根结底这其中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对即成体制的批判，而这种力量不是靠理论批判所消灭，也不是视而不见就会消失的。

哪怕是混账的思考也好过没有思考的混账，只有痛苦的屌丝才能理解屌丝的痛苦。

左翼们要避免跟着某些理论精英和即成概念的指挥棒跳舞，不分立场的对民粹主义大加鞭笞。确实，民粹主义者未必一定会成为革命者，甚至他们可能会成为反革命者，但真正的革命者往往首先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背景，无论是俄国革命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陈独秀与毛泽东、还是古巴革命的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等人，他们的革命之初道路都起始于民粹主义的原动力。

我们生活在千里冰封的时代，一切英雄都已死去，社会尤如僵死般没有生气；我们生活在冰消雪融的时代，一切新生都在孕育，生活包含无数变化的可能性。

在欧洲革命失败而沉寂的1854年，拉萨尔给马克思的复信，（您所说的）至于现今的消沉无法靠理论来克服，这一点你完全正确。我甚至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任何时候都没有单靠理论战胜过消沉，也就是说，靠理论克服这种消沉虽然产生过信徒和宗派或不成功的实际运动，但从未引起过现实的世界运动或普遍的群众性的思想运动。群众只有受实际事态的沸腾的力量的吸引，才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精神上投身于运动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