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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2011-11-23 09:42| 发布者: iibfmiyt| 查看: 739| 评论: 0|原作者: 水陆洲|来自: 自创

摘要: 第二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四点: 第一,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 ...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四点:

第一,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第二,现在好像不要平衡,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第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四,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通过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坚持普遍真理与发扬独创精神的辩证关系。他的结论是: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攻击最多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

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

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以后提出来的。在中国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个人崇拜;另一种是反对个人迷信。后来,在文章中还是使用了反对个人崇拜这种说法。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两种个人崇拜,其中第二种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其实,就是个人迷信。我们不应该反对个人崇拜,只能反对个人迷信。

有人说,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就是鼓吹个人崇拜。要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分开,我们只能崇拜真理,不能崇拜个人。某个真理总是由某个人提出来的,真理与个人能绝然分开吗?当然,真理与个人也不能绝对等同,不能因某个人提出了某个真理,这个人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其实,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精英们才是真正的个人崇拜主义者。在中国,各种纪念个人的旧居、碑亭、塑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讲话都封为理论、重要思想。成天要人们高举这些旗帜,而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指出了对一九五六年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存在的偏差。这是以后中央领导层产生一系列分歧的基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阐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四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建设速度问题。

关于对立统一观点,

他说: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要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

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

他说:现在仍然存在着四个阶级: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敌我性质。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性质。

第三个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

第四个是农民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集体所有制。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他说: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

关于建设速度

他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了相当完整、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分析为基础,已经开始形成,但尚不完备。能做到自觉拥护的人不多,而出自本能反对的的人不少。总路线的灵魂、实质是建设速度问题,但对速度一定要辩证地来看,不能刮风。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中心就是鼓励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树立起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滕代远的信。

指出:“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虽然反复强调要反保守,但同时他又非常冷静,反复教育干部要注意每一个建设项目是否必要和可能。绝不是像有些人攻击污蔑的那样,只是一味的头脑发热,盲目冒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一个批语。

指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消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消灭掉了。”3

这里提出了“兴无灭资”的口号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会议发言

他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的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确没有这样的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重点是总结反冒进在思想方法上的教训。但同时又强调了另一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

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

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

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变成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重点还是分析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从这些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阶级关系问题的重视。因为它是党制订政治路线的基础。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理论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贡献有以下几点:

1)提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问题

(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3)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4)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毛泽东的讲话的确十分精彩,十分具有鼓动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能说不正确。问题是,无论毛泽东本人怎么想,客观上,在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压力下,在人们渴望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的支配下,人们就是把科学、把客观规律统统当作教条,当作迷信。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行其道。

毛泽东把个人崇拜与真理崇拜混同起来,主张如果真理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应该崇拜,其含义就是他自己就代表真理,这就明显地表现毛泽东过于自信。尤其当他的意见和中央集体不一致时,他更需要借助党内民主之外的东西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张,是天理与人欲并存。

成都会议,就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而言,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南宁会议。“大跃进”中的各项主要错误,成都会议都已基本存在或初具雏形。

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它的这种攻击可以说没有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但确实代表了党内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心声。

    二、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汉口会议,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参加。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义上指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九五七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一九五七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内外情况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顾不上开会;我(那时是采取防御的,以后才逐步恢复三个口号。”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地强调了两点:

第一,大跃进要留有余地。

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

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

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第二,阶级斗争要注意反复。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

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

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

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谁敢贴大字报。

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

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从来都是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虑的。在生产斗争斗争领域,他一方面发动大跃进,另一方面,又时刻提醒干部要保持冷静、留有余地。在阶级斗争领域,他一方面指出在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要冷一冷、放一放,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毛泽东讲话: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问题,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十一日,毛泽东与吴冷西、田家英谈

毛泽东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那个很多。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一个,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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