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1970年访华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医疗革命》
（——可以与关于医院票贩子的文章对照着读 ）
（意大利《时代》周刊编者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自北京的通讯向《时代》杂志的读者介绍了中国的保健组织的作用。谈到了古老的针灸和大规模的节制生育运动。）
在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一个医院的诊室。一个妇女正准备流产。她是个年轻工人，微笑着欢迎我们。他们没有给他麻醉，只是在耳轮上扎了两根针，这是一种新的针灸无痛疗法。
身体瘦小的林大夫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她仍然精力充沛。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成员，北京一个高等医学院的教师，现在，她每天都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四到六个小时。文化革命期间这所医院正式改名为“反帝医院”。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护士、职工，百分之六十是女的。在产房和妇科，女的占百分之九十。“反帝医学院”的学生是男女各半。
病人很高兴地允许我把流产手术的情况拍摄下来。脚踏开关一开，电吸引器就开动起来。这种方法已在中国的七千万个农村公社的诊疗所里正式使用。林大夫解释说：“这是一种简便的方法，实际上也不痛，而且不出血，不会产生副作用。”
手术进行过程中，这位怀孕的妇女告诉我说，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在中国，劝告人们最多要两个孩子，结婚的理想年龄是女二十五岁，男二十八岁。这种“劝告”尚未被所有的人接受，但是，谁要是不接受这种“劝告”，人们就会以不赞同的眼光来看待他。
我用汉语问她：“疼吗？”病人摇摇头，微笑着。她说，要靠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到十分钟，她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几天之后，我的妻子和我又到这里来看另一次流产。这次是给一个二十九岁的妇女做流产手术，她是一个电子管厂的工人，已有一个六岁的男孩。这次仍然是用针灸来麻醉。这个妇女的样子象是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人们告诉她手术做完了，她也感到吃惊。她坐起来说：“现在我可以休息两周，也不扣工资，但是，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感觉很好。厂里需要我。”林大夫要她至少躺下休息半小时，然后再回去工作。
“文化革命”使人口增长率上升
流产是免费的，而且只要女方提出要求就可以。避孕药也是免费供应的，从一九六八年起，在中国很流行的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的方法越来越代替了避孕环和其它的避孕办法。所有的医疗组织，从巡回医疗队到“赤脚医生”，到军医，都宣传节制生育，散发避孕药。避孕药的需求超过了目前的生产水平.
我们仍由林大夫陪同下参观了产房，看了看在婴儿室内正在熟睡的婴儿（在中国，百分之九十是顺产，难产时就用针灸或者别的麻醉办法）。接着我们来到癌症病房。林大夫解释说：“过去，绒毛膜上皮癌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但是现在，我们使用了一种新的化学疗法，大约百分之六十的患者得救了，其中包括癌扩散到胸和别的器官的病人。”
林大夫作为志愿到农村巡回医疗的医生，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度过了六个月，不久前刚回来。她在那里培训了一些接生员和“赤脚医生”。大多数城市医务人员都要到内地的各省去，在农村的公社进行医疗，教会农村的年青的“赤脚医生”进行几乎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人所能进行的医疗工作。这些“赤脚医生”同农民一起劳动，培训她们所用的费用由公社的大队支出。
林大夫说：“农民更愿意要“赤脚医生””，而不愿意到医院或巡回医疗队去。当然，哪一种都是需要的，但如果是小病和轻伤，需要的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还是计划生育方面的主要教员。”
在中国的一个医院的这次参观看到了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的两个方面：大量推广和使用节育的一切实用办法；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去，以便“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实际上现在是遵循毛泽东向医务工作者指出的四个指导原则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不管他们在哪里；第三、通过医疗实践把农村的保健事业同城市的保健事业结合起来；第四、传统的中医（针灸和草药）同西医相结合。
“ 预防为主”不仅是指的计划生育。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谈几句。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对我说，他的政府还希望，从一九七零年起，人口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时，权威人士告诉我说，一九六六年的增长率就降到了百分之二以下，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又增长了。学校重现开学，重整纪律，再加推广了避孕药，现在，人们认为，人口增长率又重新降下去了。
二〇〇〇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十亿
林大夫告诉我，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那种避孕丸没有任何副作用。如果（二十二天里）每天都吃的话，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是，绝大多数妇女仍然不够经心。所以现在在继续研究一种一个月只吃一次的理想避孕丸。据林大夫说，从一九六九年起，全中国的劳动者就在试验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在北京就有五千人在节制生育方面进行试验，其中有医生、研究人员及其家属。“一月吃一次的避孕丸”现在经鉴定是完全有效的，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的内部器官不能适应这种药。
林大夫对我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叫作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新的长期避孕方法。我们还在试验一种三个月吃一次的避孕药，我们还想搞一种有效期为一年的避孕丸或着注射剂。”同时，他们也在试验男女都可用来避孕的草药注射剂。
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是受鼓励的，是自由的，但并不流行。在北京，大约百分之七十生育年龄的妇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服用避孕丸。在首都周围的农村，一百个成年妇女中有四十个服用避孕丸。
没有公布过全国的人口增长统计数字，而各地的数字又因地而异。比如，一九六九年，“大北京”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六。现在，中国的人口在七亿五到八亿之间，因此，就是百分之一的增长率也会使中国的人口在二〇〇〇年增加到十亿。
周恩来总理向我提供的中国全国生产数字表明，人口的大量增长还是在令人担心的界限之内的。但是，这一增长率如果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话，这样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就会大大增加。
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地方。这是另一个大医院，有六百个床位，十三个科，每天接待三千多病人。这个医院过去是由俄国人建立和领导的，那时叫作“友谊医院”，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改为“反修医院”了。在参观各科之前，我们先在一个长桌边坐了下来，同时就座的还有北京市卫生局革委会的一名代表王康久，人民解放军驻医院宣传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以及我以前就认识的著名儿科专家张炜逊，他现在在很远的一个公社的“贫下中农”组成的生产队里进行体力劳动（他们让他回来休息几天），另外还有十一个人，有的是革委会成员，有的是医务人员。
王康久在卫生局给我搞来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数字。北京这个“特别行政区”有六百万人口，十七个市级大医院，三十个县级医院，总共有两万九千个床位，包括公社医院和工厂医院的床位。有八千六百名西医医师（比一九六零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大约有两千名实践锻炼出来的中医。
（今天，中国可能有十五万大学毕业的医生，其学习年限是六年，也许有四十万“中级医士”，其学习年限是二到四年。）
苍蝇和蚊子差不多绝迹了
自一九六〇年以来，大部分流行病和传染病已被消灭或被控制住了。由于群众的合作，在完全清除了卖淫现象之后，性病已经绝迹。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等疾病也已经用疫苗和一些卫生措施预防住了。苍蝇和蚊子差不多绝迹了。这些都是真事。
王康久现在向我谈了最近的“革命的变化”。他说：“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曾经说过：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具体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最近三年里，我们已经把北京的三千六百名医务工作者下放到了农村。我们还组织了六千人的四百三十个巡回医疗队到四川和内蒙进行医疗。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轮流参加这一工作。”
王康久继续说：“北京有一万三千‘赤脚医生’。”
除了“赤脚医生”以外，各医院还培训“红卫医”，他们被分到郊区或工厂的卫生所去工作，另外还为人民解放军培训“卫生员”。
“去年，这个医院有九十六名医务工作者下放到农村，他们在那里扎下根来。我们有三分之一的人分批在外面巡回医疗。巡回医疗队有四个任务：直接为群众治病；培训医务人员；培养医务工作者的革命思想；同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一起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社员有医疗费来医治疾病。在城市，医院在国家帮助下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医疗合同。劳动者只付饭费（每天是一百三十到一百九十里拉），住院期间的其余费用都不要付。
我转向从农村回来的张炜逊，他有一点驼背，古铜色的皮肤，两颊深陷。三十年前我就认识他，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是一个激进的学生。他出生在国外，曾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参加工作。我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老张”，我问他，“你从北京带了什么东西去？”
“我是我们医院下放到公社的九十六名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名”，他用英语回答说，“现在，我在大兴县采育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工作。我们这个生产队有八百人。”
“我知道我是反动的”
“是谁让你去的？”
“谁也没有让我去。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以便同农民相结合，改造思想。以前，我是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和副院长。直到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我是反动的。在巡回医疗队工作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我是下去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农民知道了我是一个医生后都来找我治病。最初他们叫我先生，把我当知识分子对待。当他们要我治病时就说“请您”。我白天黑夜的同他们一起播种和收获。现在他们叫我老张，这是大家都一样的称呼。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好，我决心再也不离开他们了。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不会针灸，不懂中医，现在我会了，而且很顶用。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城市生活我一点也不留恋了。我培养了一些全是当地的人们很需要的医务工作者。在农村有很多事要做。”
我所说的这些只是我同医生、护士、病人和革命委员会委员进行的谈话的很少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仅这些就足以使人了解，在中国，在医疗从主要为城市服务和个人成名成家转为面向广大的市镇和内地农村的时代，医疗卫生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气。这些地方的人口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这些人给的。
老张说：“农民们都无限热爱毛主席。”在我访问过的十多个公社，我没有听到同老张所说的相反的话，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已成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者，毛本人对农民在思想深处已经抛弃了变成资本家的愿望不抱任何幻想。关于这一点以及有关公社的其它问题，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再谈。
（节译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意大利《时代》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