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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2016-2-5 22:0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071| 评论: 11|原作者: 老田|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文革作为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并不是现在主流舆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愚昧、混乱和毫无逻辑的历史过程。作为国内研究文革运动的最著名学者之一,老田根据造反派和保守派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将文革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全面地分析了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 ... ...

 

【破土编者按】文革作为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并不是现在主流舆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愚昧、混乱和毫无逻辑的历史过程。作为国内研究文革运动的最著名学者之一,老田根据造反派和保守派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将文革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全面地分析了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

老田: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作为文革标志的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始终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系列过程。根据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文革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称为一个回合。

也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依据的;笔者以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弈过程,不仅仍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弈纳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

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因此这一运动方向受到竭尽全力的歪曲,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受到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作出的社会舆论动员过程,这是文革的文斗阶段。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于一九六六年年六月十日前后(根据王任重的笔记),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向下横扫,这被毛泽东称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不仅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模式:对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造反派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叙述所继承,并内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文革结束后的大审判中间,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造反派头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说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右派翻天”和反革命,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作为压制造反派的主要舆论模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二十一日的中央军委文件和公安部连续发布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和公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指为去寻求新的力量,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运动群众”或者建设“左派队伍”,多数派(早期保守派)由此而产生。

多数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先是转移运动方向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后是竭力进行“破四旧”和抄家等方式去整“黑五类”(撤销工作组之后)和牛鬼蛇神。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革命的对象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相捆绑。造反派则在陶铸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文化革命还被解释为“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标始终服务于扭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利益的体现。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

多数派的强大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的表现,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普遍受到压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

当时中央一级政府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力度,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央文件形式,反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许多南下点火的学生都是周恩来委派并亲自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敢于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这远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 “矫枉”看来常常需要“过正”,不管怎么说,南下学生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黑五类”“牛鬼蛇神”身上转移到当权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发起“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湖北省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改行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长;南京市委紧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论。

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的政治博弈方式,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率先表现出来的武斗趋向,是一九六七年年中大武斗压制造反派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资反路线为止,中间“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这一过程延续五个月左右。

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群之间的对立,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起而造反组织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承认。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去上海安亭,在现场张春桥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之间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人以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力;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议持续了二十天。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障”,同时“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随刘邓的“反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在群众中间“横扫”的路线,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推卸政治责任更为困难,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择自杀的。

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罢工相要挟,湖北的张体学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来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的“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说到这里特地强调说:不是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东也反复重申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进这一有限目标上。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进了,而是必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进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朱永嘉认为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革的“拐点”。上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示;而一月八日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反击“资反路线新反扑”,要挫败保守派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元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依据成为支持造反目标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转折受到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革命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现。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元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了造反派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

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作出贡献;解放军是党政系统之外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结合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三停”,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文革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而产生的各种“指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间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下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和被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都可以进行表述,所谓“不平则鸣”。而文革目标调整到应对干部罢工局势,升级到双元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风险成本为零以及此时必然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高强度的政治整合。造反派在政治整合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反复出现的分裂,这是政治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攻讦,革委会成立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中体现。

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东选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由于军队要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出山,同时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的“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权派借此去规避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恶劣)的例子是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近两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

所谓的“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主流文革叙述就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

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造反派原来被资反路线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因此提高了其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的优势。当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出现了领先。

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

一九六七年中央三二七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的是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这三者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上起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下迄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第四回合:武斗和撤退

“军委十条”重新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是无法终结当权派捍卫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意志,当权派现在又得在国家机器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了。

最典型体现在武汉市,由人武部下文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开始新一轮的压制造反派运动。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根本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套,他们在武汉东湖宾馆开会,布置了很多“扫平计划”,先是计划要“扫平”汉阳,在汉口则一条大街一条大街地逐步“扫平”,对于造反派相对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据点,则通过武斗拔除。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之后,往往获得各地市民的广泛同情。各地当权派在抓捕造反派之后进行的舆论动员过程,工作粗糙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武汉军区在三一七抓捕“钢工总”总部和二级单位头头近五百人之后,在舆论宣传上把武汉“钢工总”宣传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完全站不住脚。造反派则借机进行反向舆论动员,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武汉军区完全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之后,百万雄师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武力进攻;从一九六七年六一三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开始,中间的大型武斗事件有六一七――六一九六渡桥武斗(围攻造反派设置在民众乐园的宣传据点),六二三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六二四围攻汉阳轧钢厂和汉口刘少奇纪念馆(造反派“工造总司”总部),直到中央六二六通令下来之后,武斗才告一段落,百万雄师也按照中央通令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学生。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最后一次武斗,是在七二四围攻武汉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跳下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起来后满身都是蚂蟥。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一九八四年郑州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彻底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文革进入一九六七年中期之后,当权派早已走出一月夺权前的虚弱态势,相对于造反派的舆论动员优势,在组织上形成了广泛的动员,把自身的优势转换成为实在的力量优势特别是武力,这一武力优势已经不是中央政策和舆论所能够调处的了。

1967年年中,文革主要体现为武斗,这是造反派的劣势和当权派优势所在,是强势群体按照自身优势所选择的政治博弈模式。武汉的造反派中间,曾经辩论过“文攻武攻”、“文攻武卫”和“文攻武守”三个口号,最激进的策略是“文攻武攻”,最保守的是“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是中间派主张。但是现实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军队扶持的百万雄师,多数造反派选择逃离武汉,许多人避居到上海北京等地。

造反派方面的舆论优势,所赢得的市民广泛同情,都无法挽回和抵消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这是毛泽东开始准备“战略撤退”的客观力量对比。据说毛泽东七月中旬去武汉之前说过“到武汉保陈再道去”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陈再道对武汉武斗期间死伤数百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保”字,乃是力量对比不足下的策略体现。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挥文革转入实质性的退却,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造反派自从文革起始就受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治威胁,中央的表态承认造反派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使得造反派在精神得到很大的解脱,造反派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感觉。在后来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间,一些造反派头头还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这是文革的第四个回合,时间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开始,中间经过成立革委会,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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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子_云 2016-2-5 13:10
红山石: 此文初稿,我在2006年就看过。我当时就基本认同此文。老田在研究文革,几乎跑遍全国,采访了几乎所有重要当事人,我所认识的文革研究者没有谁对文革的情况比老田 ...
此文的问题就在于反文革,如果你认为他不反文革,请写出理由和证据(比如你看到的06年的文章与现在这一篇的对比)。老田以前的表现,我们虽然知道不多,但也与过去半年有明显区别。是否“毛粉”,和肯定文革、反文革没有直接关系。比如成都周军双石,现在就口口声声说主席是它的“吾师”,这也不妨碍它公开反对文革。郭松民李北方八月那两次活动,看起来像是“肯定文革”,实质是否定文革。蒯大富是老造反派,但他现在也否定文革,所以,你说的两个“无可置疑”其实在此文都是很可疑的。
引用 zxt 2016-2-5 09:53
老田这一篇文章是写的不大好,有点以偏概全,实际上从七四年开始就是抓促派占了上风,造反派成了花瓶子
所谓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打击投机倒把与做过小生意不是一个概念,而且一打三反的矛头并不是造反派
引用 红山石 2016-2-5 08:25
此文初稿,我在2006年就看过。我当时就基本认同此文。老田在研究文革,几乎跑遍全国,采访了几乎所有重要当事人,我所认识的文革研究者没有谁对文革的情况比老田掌握的多。老田是坚定的毛粉,在肯定文革和造反派上无可置疑。我认为,此文什么地方有问题,可以讨论,不应轻率地给人扣“反文革”的帽子。
引用 子_云 2016-2-5 01:21
1、文革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不以“英雄人物”的存在为前提/必要条件的;因此是会再次发生的!

2、刘邓是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三十几年中国私有化的历史;无数工农被压迫/剥削的事实;每年几十万血淋淋的工人断肢、童工;几百万的卖淫为生的妇女、每年上千万流产的婴儿,与极少数大官僚、大资本家、大教授的天文数字的财富、荒淫无耻的生活的对比。这一切证明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刘邓修正主义集团,是无产阶级及99%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是不可否认的。

3、未来发生的文革,在先锋队掌握了“历史规律”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以此观之,老田此文属于反文革的
引用 子_云 2016-2-4 07:39
林林: 这实质是一篇反文革的文章!假所谓造反派的口攻击毛主席抛弃造反派。请问楼主,你凭什麽这麽说?你眼里只看湖北局部,不看全国形势在这里想干什麽?没有错,有一 ...
是,老田上一篇文章也是反文革的,其中夹杂的私货很阴,可能正如此才能在红歌会等网站广泛传播。此文中:一方面当权/保守派似乎强大得无以复加,一方面说刘少奇是党内弱势群体,逻辑不通也顾不上了。此立场与郭松民等称刘为“同志”的立场一致,很可能他被收买,也是在此后才“爆出”他和老项在洛阳会议争论的文章(也许是自白、也许是投名状),老项不反驳也可能与此有关。
引用 林林 2016-2-3 23:56
这实质是一篇反文革的文章!假所谓造反派的口攻击毛主席抛弃造反派。请问楼主,你凭什麽这麽说?你眼里只看湖北局部,不看全国形势在这里想干什麽?没有错,有一些所谓的“造反派”不“抓革命促生产”,到处在外面,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不知搞什麽?这样的人能代表造反派吗?文革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不听中央指挥能行吗?就像在战场上,你能不服从命令吗?有一些“造反派”个人自我膨胀,不顾中央指示,自以为是,有的人被走资派所利用或为走资派散布攻击党中央,如周总理,江青的传言,达到挑拨的作用,而且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人能代表造反派吗?比如抢档案一事,到底谁指示干的?
这楼主无视许多事实,混淆是非。把矛头又指向毛主席,你到底想干什麽?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6-2-3 14:05
我想知道文革什么时候结束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打压的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6-2-3 14:00
第六回合,毛的本性体现出来了
从世界大势来看,60年代出现了社会政治革命的要求,在斯大林主义国家出现了政治革命要求
这个政治革命如果成功,会结束斯大林官僚主义体制
从第六回合的来看,文革是毛预谋的抵消这种政治革命要求,毛的方式是改良主义。
否则,毛一应该再整个文革期间积极地地创造制度支持,其次不应该在第六回合放弃对造反派的支持。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6-2-3 13:39
从该文,毛玩的太极太厉害了
引用 林林 2016-2-3 11:23
文中谈湖北的事太多,湖北能够代表全国的形势吗?楼主举的毛主席讲话来自何处,请讲清楚。
引用 燧鸣 2016-2-3 08:26
责编: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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