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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2016-2-5 22:0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069| 评论: 11|原作者: 老田|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文革作为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并不是现在主流舆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愚昧、混乱和毫无逻辑的历史过程。作为国内研究文革运动的最著名学者之一,老田根据造反派和保守派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将文革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全面地分析了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 ... ...

第五回合:清队和反复旧

1968年开始还有“三反一粉碎”和“反多中心”的小波折,但是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和当权派的博弈。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账”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被引用到全国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充分利用民众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依然体现的是当权派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毛泽东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却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去“迎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精明。竞争现在变成争夺“毛泽东旗帜”,而造反派却完全疏于应对。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断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和夺走毛泽东旗帜,是一个最严重的“权力”被剥夺过程。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造反派本来就不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唯一的凭借是“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的文化身份,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风险,也是他们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凭借。在“忠字舞”兴起之后,造反派这个文化地位也丧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账”的份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一败涂地。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权派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以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同时还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基层革委会中间所获得的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还是群众运动方式去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武汉等地的造反派发起有一定声势的“反复旧”运动,以表示对当权派的不满。这是文革的第五个回合。

第六回合:清理五一六和批林批孔

一九六九年九大之后,武汉“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央关注,周恩来通知武汉参加省市结合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希望通过隔离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方式,使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结果未能奏效。期间,周恩来接见了五次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五二七指示”,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政治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五二七指示”硬派是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本质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力。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言,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向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为了继续压制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中央下达“九二七指示”指斥武汉的“北决扬”是历史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并部署了对“北决扬”所代表的老造反派不满情绪进行打击,这是承接五二七指示的调整方向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挑选去“北京学习班”的人选名单,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再一次实现了领导骨干与造反派群众的隔离。陈伯达四次去“湖北班”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就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在造反派骨干集中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武汉的当权派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安排,大量的保守派被补充进各级革委会了。当权派进行舆论动员的效果是很好的,造反派头头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当权派和保守派制造舆论说这些人已经被押到河南兰考去劳改去了,武汉国棉一厂的保守派甚至造舆论说本厂的王某是暗通苏联的特务;清队时期报章上则把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逃跑时被公安局击毙)被当作英雄来宣传,一造反派头头在参加周恩来接见的时候报怨说“好像做保守派还光荣些似的”,周恩来反问“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执行公务时击毙汤忠云的干警王,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在判决后释放时他已经实际蹲了九年大牢。

按照武汉造反派在反复旧时期的说法,清队的结果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反夺权是通过三部曲完成的,先是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忠字舞”等形式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割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接着是在舆论上把造反派妖魔化;决定性的步骤是通过革委会扩大方式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了。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之后就发现,革委会大变样了。湖北省革委会在1970年召开两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两次“积代会”的基调,都是“调动工农来反学生”这一政治智慧的翻版,一个来自天门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金琼珥在大会上按照布置控诉造反派打人说“一脚踢穿三层裤子”,这个事情许多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在湖北省二招办学习班,并准备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十八人进行“杀关管”,不仅仅满足于象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份子。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级当权派的注意力,确实是过分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上。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一九七五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二十年。

1973年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由此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支左期间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瓦解了原来当权派共同对付造反派的政治联盟,造反派所面对的政治压力骤然减轻。一九七三年各地成立新的工会,武汉新成立的工会不承认1967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代会”的合法性。十大之后的武汉造反派,利用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说是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

一九七三年,经过许多次打击和磨砺,造反派已经相对成熟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派”的争执,甚至还曾经预备和百万雄师联合进行批林批孔。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反抗手段的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集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谢妙福等还组织了数百人去北京上访,还曾经到京西宾馆门口静坐示威;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有些人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用已经取得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大体上是相互配合并梯次展开,对当权派则形成共同的政治压力。造反派这个时候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武汉的胡厚民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在“批林批孔”时期,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礼治”这种最久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在选择突破口上,各地造反派选择了一个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题目――批判“走后门”,由于造反派本身初期受当权派打击,在这一个方面显得“非常干净”而对立面却“十分肮脏”,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在造反派的舆论攻势之下,贴大字报或者在大字报后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后门进去的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而且当权派也难以组织百万雄师了,出于相对虚弱的时期。武钢党委还发布造反公告。湖北省委“认真”准备给造反派补台,主要是准备把造反派塞进团省委和省总工会。

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舆论形势,是毛泽东自己出来终结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文革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反对单纯批判“经验主义”,反对“三箭齐发”,还说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造反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怎么成了好坏人的问题呢?毛主席没有了当年的气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对武汉反抗最激烈的“街头派”的镇压,是武汉市委书记王和省委书记赵商议后去北京请示邓,邓在北京给他们30个抓人指标,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1967年不同了,当权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批林批孔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1967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六回合是接着第五个回合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时间是从九大之后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初为止。

第七回合:整顿和批邓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启允、赵紫阳私下谈话,要他们下

去发起“批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在政治代表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定“股份”只能是来自人民,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始终认定“股份”来自干部,斯大林也有与刘邓接近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共产党内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毛泽东的“人民决定论”观点,看来只能在长的历史阶段和最终阶段得到检验;而刘邓的“精英决定论”观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倒是符合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体现的也是“官员决定论”观点,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这个纪要是典型的“复辟派纲领”。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各地当权派把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积累经验;四人帮则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许多人说邓小平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一九七五年纪登奎到河南驻马店水灾地区慰问,警告河南的造反派头头不要怕右了,说是现在“要向右向右再向右”,这体现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反正肯定是活不长了,这在干部队伍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理性选择: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格局中间站稳,争相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和意愿保持距离。“评水浒、批宋江”的宣传攻势中间,人们看到有些人就算是参加或者支持造反,其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象宋江那样“要博个封妻荫子”的,贫苦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就没有这样的诉求,端视这些人的现实地位和预期利益而决定,“影射史学”也是能提高人们识别能力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格局竞争中间的“个人筹码”太重,无论在党内政治格局还是在文革群众大民主运动中间都是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的超强地位始终无法被替代。毛泽东退出支持者位置,往往带来政治格局的严重失衡;文革前他撤回对党内弱势群体刘少奇等的支持,结果党内政治竞争的平衡局面就不存在了,党内强势群体找弱势群体的岔子把他们整下去,结果引发文革中间最大的冤案,后来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头上,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冤案的发生只与毛泽东撤回支持的事实“客观上相关”。现在毛泽东眼看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各路诸侯无不纷纷“死整造反派”以捍卫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阶级利益,为自己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间谋个好出身,而大量“开后门”何尝不是照顾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毛泽东筹码的分量之重,广为人们所知,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应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间来而已,文革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金保,安慰她的一个晚辈子侄说:“只要毛泽东在,你们起来造反不要紧,是吃不了大亏的。”这位青年反过来担心:“如果毛主席不在了呢?”张老老实实回答说:“那就不好说了。”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七个回合。

粉碎四人帮之后,造反派头头们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进入监狱,文革的群众运动及其引致的“造反派-当权派”矛盾对抗至此结束。而文化和思想上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文化战役”,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这集中体现在三本官方文革史和各种主流精英们建立的文革叙述中间。这一次只有胜利者在文化上实施的清算,而缺乏造反派的反扑,因此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弈回合。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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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子_云 2016-2-5 13:10
红山石: 此文初稿,我在2006年就看过。我当时就基本认同此文。老田在研究文革,几乎跑遍全国,采访了几乎所有重要当事人,我所认识的文革研究者没有谁对文革的情况比老田 ...
此文的问题就在于反文革,如果你认为他不反文革,请写出理由和证据(比如你看到的06年的文章与现在这一篇的对比)。老田以前的表现,我们虽然知道不多,但也与过去半年有明显区别。是否“毛粉”,和肯定文革、反文革没有直接关系。比如成都周军双石,现在就口口声声说主席是它的“吾师”,这也不妨碍它公开反对文革。郭松民李北方八月那两次活动,看起来像是“肯定文革”,实质是否定文革。蒯大富是老造反派,但他现在也否定文革,所以,你说的两个“无可置疑”其实在此文都是很可疑的。
引用 zxt 2016-2-5 09:53
老田这一篇文章是写的不大好,有点以偏概全,实际上从七四年开始就是抓促派占了上风,造反派成了花瓶子
所谓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打击投机倒把与做过小生意不是一个概念,而且一打三反的矛头并不是造反派
引用 红山石 2016-2-5 08:25
此文初稿,我在2006年就看过。我当时就基本认同此文。老田在研究文革,几乎跑遍全国,采访了几乎所有重要当事人,我所认识的文革研究者没有谁对文革的情况比老田掌握的多。老田是坚定的毛粉,在肯定文革和造反派上无可置疑。我认为,此文什么地方有问题,可以讨论,不应轻率地给人扣“反文革”的帽子。
引用 子_云 2016-2-5 01:21
1、文革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不以“英雄人物”的存在为前提/必要条件的;因此是会再次发生的!

2、刘邓是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三十几年中国私有化的历史;无数工农被压迫/剥削的事实;每年几十万血淋淋的工人断肢、童工;几百万的卖淫为生的妇女、每年上千万流产的婴儿,与极少数大官僚、大资本家、大教授的天文数字的财富、荒淫无耻的生活的对比。这一切证明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刘邓修正主义集团,是无产阶级及99%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是不可否认的。

3、未来发生的文革,在先锋队掌握了“历史规律”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以此观之,老田此文属于反文革的
引用 子_云 2016-2-4 07:39
林林: 这实质是一篇反文革的文章!假所谓造反派的口攻击毛主席抛弃造反派。请问楼主,你凭什麽这麽说?你眼里只看湖北局部,不看全国形势在这里想干什麽?没有错,有一 ...
是,老田上一篇文章也是反文革的,其中夹杂的私货很阴,可能正如此才能在红歌会等网站广泛传播。此文中:一方面当权/保守派似乎强大得无以复加,一方面说刘少奇是党内弱势群体,逻辑不通也顾不上了。此立场与郭松民等称刘为“同志”的立场一致,很可能他被收买,也是在此后才“爆出”他和老项在洛阳会议争论的文章(也许是自白、也许是投名状),老项不反驳也可能与此有关。
引用 林林 2016-2-3 23:56
这实质是一篇反文革的文章!假所谓造反派的口攻击毛主席抛弃造反派。请问楼主,你凭什麽这麽说?你眼里只看湖北局部,不看全国形势在这里想干什麽?没有错,有一些所谓的“造反派”不“抓革命促生产”,到处在外面,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不知搞什麽?这样的人能代表造反派吗?文革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不听中央指挥能行吗?就像在战场上,你能不服从命令吗?有一些“造反派”个人自我膨胀,不顾中央指示,自以为是,有的人被走资派所利用或为走资派散布攻击党中央,如周总理,江青的传言,达到挑拨的作用,而且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人能代表造反派吗?比如抢档案一事,到底谁指示干的?
这楼主无视许多事实,混淆是非。把矛头又指向毛主席,你到底想干什麽?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6-2-3 14:05
我想知道文革什么时候结束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打压的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6-2-3 14:00
第六回合,毛的本性体现出来了
从世界大势来看,60年代出现了社会政治革命的要求,在斯大林主义国家出现了政治革命要求
这个政治革命如果成功,会结束斯大林官僚主义体制
从第六回合的来看,文革是毛预谋的抵消这种政治革命要求,毛的方式是改良主义。
否则,毛一应该再整个文革期间积极地地创造制度支持,其次不应该在第六回合放弃对造反派的支持。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6-2-3 13:39
从该文,毛玩的太极太厉害了
引用 林林 2016-2-3 11:23
文中谈湖北的事太多,湖北能够代表全国的形势吗?楼主举的毛主席讲话来自何处,请讲清楚。
引用 燧鸣 2016-2-3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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