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文革时期，人民群众享有“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中群众自办报刊则是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本文介绍了上海文革中四类群众报刊。当时，除了有公开出版的官方报刊、各级群众组织自办报刊以及特定人群自编自印的“地下报刊”，还出现了像“马路新闻”和交易市场等现象。当时文革中群众运动的群众报刊，倒有点像今天的“自媒体”。
一、四类报刊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报刊”，而不是官方（或称“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是力图显明它在缘起上属群众组织或群众创办的报纸。至于为什么不依凭它的性质称为“造反报刊”？那是因为1967年1月以来，《文汇报》、《解放日报》也已属“造反报刊”系列了。
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成立后，随即出版了4开铅印报纸《红卫兵》。这是上海“文革”运动中第一张由群众组织主办发行的报纸。接着，由红革会、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主办的《新闻战士》、上三司（红三司）主办的《革命造反报》、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主办的《革命战斗快报》、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以及由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创办的《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新北大》、《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主办）等纷纷出笼。从表面上看，这些报纸均属某一组织的出版物，宣传上也多留有“声明”、“通告”之类的组织印记。
其实，这些报纸多是所属组织通过造反行动，获得有关部门的批示后，由解放、文汇、晚报及出版局下属工厂代印的，所以有套红、有照片，字迹清晰，版式正规，有的甚至纳入了邮发的渠道。据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报告：因大量印制革命传单和报纸，出版局于1966年12月供应纸张162吨，1967年1月增加到272吨，所用经费已达38.6万元。
与此同时，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或者利用已建立的权威；或者利用已抢占的校内资源，迅速编辑出版了所属的报纸和刊物。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创刊的主要报刊有同济东方红兵团的《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兵团的《反到底》；复旦红革会的《新复旦》以及《新师大》、《新科大》、《二医战报》等。因大学的资源比较丰厚和齐备，这些报刊多是铅印的，且排版等也都很有模样。只是它们一般不通过邮局订阅，多在校内散发和进行大范围的校际交流，但有时也上街外卖。
如果说《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市级群众组织的报刊；《东方红》、《反到底》、《新复旦》等高校红卫兵组织的报刊，确因其组织地位的显要，产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高悬着的舆论风向标。那么，作为“文革”中群众报刊之基础而存在着的，是上百份由区、局系统的造反组织和一般市级组织编发的报刊。例如由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主办的《海运战报》；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主办的《火炬报》；由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主办的《上海学徒》；上海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办的《红色聋人》等。这些报刊因主办方能掌管或调度一定资源，也都是铅印发行的。同时，这些报纸因主办方规模、能力等诸因素的局限，以及政治形势的错综变化，除少量的报刊品质尚佳外，一般均质量平平，发行不正常，有的甚至只发行了几期就夭折了。至于各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所编发的油印小报，在全市估计有数百份。它们在底层共同构筑起了上海“文革”群众报刊的基础。
综上所述，上海“文革”运动中存在着三大类报刊：第一类为《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等公开发行的官方报刊，以及后来由市革委会批准出版的《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第二类为工总司、红代会等市级群众组织和主要高校的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第三类为各区、局系统和广大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编发的报刊。然而，这种格局在 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全国大武斗和全国大批判牵动整个舆论关注起“首长讲话”、“各地消息”、“幕前幕后”的时候，便悄悄地异变出了第四类报刊——由某些人群自发组合编印的“地下报刊”。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曾针对“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对报纸宣传问题作出有关规定。例如地方报纸应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参照《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不许刊载戴高帽子、罚跪的图片和使用“砸烂狗头”、“油炸”的词语等。其实，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且《文汇报》、《解放日报》均是上海“夺权”的急先锋，所以上海两报非但不是告诫的对象，还是各地的样板。当时，上海两报的许多社论被中央转载，例如为配合前述中提及的戚本禹的文章，4月2日《文汇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人民日报》随即转载，并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确实，从全国范围看，上海的“文革”运动不仅是趋前的，而且是独特的。具体表现在新闻管理方面，在全国按照中央意见开展整肃群众报刊的时候，上海却同时指示《文汇报》、《解放日报》要重视向红卫兵小报学习。1967年8月14日，姚文元还专程从北京写信，再次强调上海两报“要重视广大群众中的新事物，要看红卫兵的报纸”。于是，报社制订计划，开展了“搜集、阅读、运用革命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小报的工作”。《解放日报》指定专人与上海的群众报刊联系，并指派2人赴京，与北京的群众报刊挂钩；《文汇报》除了对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动员外，还邀请部分红卫兵报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报的宣传打算，并于9月7日起增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文摘”的专栏。
看来，上海方面在某个时段中，是有目的地维护红卫兵类群众报刊的独立位置和发展空间的。因为正是此类报刊代表着某些群众组织的利益和观点，才能时时表现出“革命性”和“造反性”，才能不断地与《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形成互动和互补。这即是说，一方面群众报刊可以显露造反派的锋芒，并给予官方报刊以造反派的鞭策和补苴；二方面官方报刊不便声张的消息（例如查封沪办“12·7、12·8”行动等），则可通过群众报刊进行宣传和报道。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不仅证实当时的第一类报刊和第二类报刊是相互沟通的，确实也是上海“文革”期间新闻管理的重要特色。
三、对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意见》肯定了群众报刊在“文革”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出了现在这类报刊“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进意见”：1.一律不许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及中央内部文件；2.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3.必须迅速制止群众报刊的泄密现象；着重从政治上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搞“黄色新闻”、“马路新闻”等。
在此，将中央的《意见》与同期上海的《报告》、《意见》等比照辨析，可发现中央的《意见》主要强调了群众报刊宣传中的失误，所以要进行“改正”；上海方面的文件则着重申明资源紧张，所以要进行“压缩”。那么，是否上海的群众报刊不存在中央《意见》中所指出的“失误”呢？上海从来不是一块净土，只是当时政宣组的着眼点在于压缩第二类群众报刊，而暂缓了对丛生于基层的第三类报刊的整肃。考察上海的群众报刊，中央《意见》指出的“失误”确实广泛、庞杂地存在于第三类报刊中。不久，市革委会政宣组便根据中央《意见》的精神，对各群众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
据1967年7月10日政宣组披露的检查情况称：1.有的报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例如工总司纺织系统翻印的宣传资料中出现了“红太阳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中漏字、漏句。2.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经核实，未经公开发表的指示、讲话。例如《新上医战报》刊登了“毛主席对批判刘少奇的几点意见”。3.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未公开的中央文件。例如同济《东方红》通讯、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等刊登“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等。4.有的报刊传布各地“揪叛徒”的情况。例如交大《反到底通讯》刊印了“安子文叛徒集团简介”，公布了有关人员的姓名和职务。有的报刊渲染各地武斗的残酷景象。例如《交大通讯》称“西南师范学院策划惨绝人寰的大血案”，“刺刀将两名因伤女战士活活挑死，二百多人高呼‘毛主席万岁’全部跳楼，大多壮烈牺牲”。6.有的报刊传布政治谣言“为美蒋张目”。例如《文革通讯》称“美国派遣2～3千间谍抵香港，专门窃取我文化大革命情报”；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称“台湾消息：蒋匪一雷达系统设施移至我沿海”。有的报刊编写马路新闻“迎合低级趣味”。例如有“刘亚楼之死”、“陈丕显与雪茄烟”等。看来，上海的第三类报刊编织各路“小道消息”的渠道和功能，不仅是通畅的，而且是齐备的。政宣组在分析原因时，承认“缺乏对群众报刊工作的领导”；各群众组织负责人没有“认真重视，放任自流”；编辑人员“受资产阶级新闻观影响”，并坦言出现了“同人办报”的情况。
其实，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这第三类报刊在不断编造出笼的同时，还因其披露了传言和内幕，充斥着新奇和刺激，以致既符合人们关心运动发展的探求需要，又迎合人们搜罗“齐东野语”的猎奇心态，而不断地流传于社会，最终形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市场。有意味的是，5月14日中央《意见》下达后，最先对此作出反应的不是政宣组，也不是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而是正处于被“压缩”中的第二类群众报刊：
1967年6月1日《赤卫军》文章《狠狠打击交换材料黑市场》:“继取缔纪念章交易的黑市场以后，最近又出现了一股材料交换的歪风。在市区内比较集中的交换场所有好几处。”“在马路上，三五成群，东一堆，西一堆，挤得满满的，连交通都堵塞了。少数坏人还利用人多拥挤，进行偷扒、盗窃、诈骗、流氓阿飞活动。”
1967年7月4日《体育战报》革命群众来信《坚决抵制交换材料这股歪风》：近来在静安寺、上海美术馆隔壁弄堂等地，我们经常看到聚集着人群，他们带着各种材料、文件、报刊在交换。他们有的拿在手中叫换，有的放在自行车后垫上等换，有的干脆铺在地上摆书摊。他们不仅互相调换，有的甚至做起买卖，最盛行的是一种搭货法。”“交换材料的大多数是青少年。在交换场所中，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从中牟利等种种资产阶级手段都有——有的职工也迷恋于换材料。”该报《编者按》指出这次调换材料歪风，比调换纪念章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配合公安部门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交换材料场所，严办投机倒把分子。”
1967年9月20日《工人造反报》赵毛头等造反队员来信《坚决取缔买卖非法印刷品的自由市场》：近来，在南京路市中心一带，叫卖自编自印的所谓‘动态’、‘消息’、‘资料’等小报小刊的越来越多”，“看到他们席地而坐、沿街叫卖，一些老工人尖锐地说：这‘同旧社会的黄色小报有什么两样呢？这种沿街叫卖的样子就像卖《大美晚报》一样。’该报《短评》指出：新闻工作是一场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有些同志天真地以为，这样抄抄写写，搞这么一份小报刊，就是在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贡献’，殊不知正好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还有些组织搞一份小报小刊，据说是为了赚一些钱，解决一些组织经费。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在你的头脑里找到了‘根据地’。”
1967年9月21日《上海红卫兵》读者来信《立刻制止买卖“小道消息”》：最近一个时期，在南京路等地，每天有一堆一堆卖小报的人，从早到晚，风雨无阻，热闹非常，真可谓成了买卖小报的市场”，“小报出售的价钱很贵，这些小报的大小只有晚报的一半，照理只应收一分，可一般都要收二分一份。”该报《编者按》指出：这些“小道消息违背大方向，混淆革命群众的阶级视线，有的则不知不觉当了阶级敌人、美蒋特务的情报员，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1967年9月11日，张春桥指示整肃上海小报、印刷品交易的混乱状况。第二天，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即对所属基层厂下发“紧急通知”，宣布“未经市政宣组印刷接待站或本部同意，不得擅自承印各群众组织、各单位的印件”，并一律严禁印制“动态、简讯、通讯等一类小报”和“描述武斗，有死伤、打砸等照片的内战传单”。政宣组也通过《简报》反映情况，积极筹划整肃行动。9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通告》。《通告》严厉指出：最近本市街头出现的各种简讯、动态、资料等“种类繁多，问题很大”，“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危害”。故特此规定：简讯、动态、资料、传单等宣传品，“一律停止出版，进行整顿和清理”；经批准同意出版的刊物，“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和进行非法交换活动”；利用简讯等宣传品造谣惑众、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加惩处”等。与此同时，政宣组和工总司等群众组织也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印刷宣传品的暂行规定》和《紧急声明》，连同市革委会的《通告》一起张贴在大街上，各主要街道上的有线广播和游动的宣传车则开足马力，大造声势，构成了强力的整肃态势。
9月23日晚，在政宣组的部署下，黄浦区出动了由区革委会干部、市场管理所干部、中小学教师、中学红卫兵等三百多人组成的突击检查队（注意：这支队伍的身份构成已不同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了），对南京路闹市地段（从浙江路到西藏路）的小报“交易市场”进行了冲击，当场取缔交易摊头30个，没收全部交易品24个种类，其中有上海文艺界音舞批联站编印的《音舞简讯》第8期（刊登中央文件）；红反会和各省驻沪办事处联络站合编的《文革通讯》第92期（刊登首长讲话），以及外地刊物《常州红卫兵》第13期、《浙江通讯》第8 期（刊登武斗和部队调动等消息）等。交易人则经教育后当场释放。在这次试点性的行动中，检查队与红三司所设的摊头发生争执。当时，红三司正设摊叫卖《反逆流战报》，并强调该报是经市革委会同意出版的。后经检查队“讲清道理”，才“勉强同意”将报刊留下（后发还）。
9月24日下午，全市十个区采取统一行动（卢湾区上午已开始），共出动由干部、教师、红卫兵等组成的1 500多人规模的检杳队，在南京路、淮海路、两藏路、外滩、静安寺、北站、曹家渡、徐家汇、中山公园等处，取缔小报“交易市场”。据统计，当天共清除交易摊点55个。因联合行动“声势强大”，这次“取缔贩卖宣传品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只发生了三四起争执事件。其中有同济东方红兵团在曹家渡等地出售《东方红》报，屯场管理干部和红卫兵上前检查时，他们竟出示了王少庸（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朱锡琪（时任市革委会政宣组负责人）签名同意印制的信件。检查人判断“他们是有意携带这份信件的”。后经反复宣传《通告》内容“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他们才同意留下报刊（后发还）。同时，23 日晚遭查处的红三司又派出几个小组在闹市地区叫卖《反逆流战报》，并与检查队发生冲突。据了解，红三司尚有10万份报纸未脱手，他们着急地在沿街吆喝：“要买《反逆流战报》，请到吴江路54号！”
为了巩固9月23-24日行动的成果，市政宣组联合市财务监督清理小组、市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分别于11月14日、12月1日发出了《关于处理停止出版的宣传品和非法宣传品若干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若干实施细则》。这两个文件主要强调各群众报刊停刊后，“应立即清点账目、财产，主动报所在区（县）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进行清理”；“对存放在仓库或加工单位的成品、半成品、原料、纸型、铜版、锌版、模子等，进行收缴封存，或就地封存”。应该承认，这两个追加的属善后性质的文件是及时而有力的，比如对由交大反到底兵团主办的《反到底》报（属第二类报刊）派生出的《反到底通讯》（属第三类报刊）进行清理，发现该小报共发行55期，均在校内外出售，收入49987.19元，加印收入1696.42元，总计51683.61元。但总支出为54257. 03元，银行存款及现金结余共811. 19元，显然与账目不符。支付款项中存在问题的有赠送纪念章400元；未发“兵团成立一周年”纪念章万枚共800元；为同学购买戏票暂借款（估计不能收回）；兵团驻北京、汉口、宁波联络站报销的经费（全部白条）等。同时，交大反到底兵团还有印售《马恩列斯语录》、《成语典故》等其他收入。情况明了，收缴措施到位，《反到底通讯》只能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