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人不可能离开社会实践，“大跃进”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认识经济规律的社会实践。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工业国，不可与“大跃进”时期同日而语，但当时工业领域的“跃进”和现在某些经济实践仍有相似之处。本文作者总结了工业“大跃进”的错误，其核心正是不恰当的放权。毛泽东说：“历史经验很重要，经常回忆和总结历史经验就可以少犯错误。”这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也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破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观点争鸣，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图片来源：CARTIER-BRESSON）
一、 计划管理权不恰当的下放
195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对一九五八年第二本帐的报告》提出：“一、积极增产油料，十分重要。各省、自治区党委应当把增产棉花、增产粮食、增产糖料的劲头和办法，也用到增产油料方面，争取今年油料的生产超过第二本帐规定的指标。”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和保证重点的条件下，对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以下调整和安排的权限：在确保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和安排；在确保完成新增生产能力和重大建设项目计划以及不增加国家投资的条件下，可以对本地区内的建设规模、建设项目、投资使用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
1959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从1957年的300多种减少到215种；按产值计算，仅占全国的58%，另外42%由地方管理；国家财政收入由中央直接征收的比重只占20%，也就是说80%中央财政支出靠地方；中央统管的物资减少132种，减少75%。中央一本账，地方一本账，中央的计划很多就有不切实际的地方，到了地方就更严重。计划权的下放导致基本项目计划与项目失控。按照1958年的规定，中央只审批特大型项目（如年产100万吨以上的钢和年产1000万吨煤的企业、20万千瓦以上的大电站），限额以下的项目，只要地方财政充裕，则丝毫不加限制。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盲目建设数不胜数。1960年，投资损失达150亿元以上。这同时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57-1960年间，轻工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从55%降到33.4%，重工业则增到66.6%。
二、 中央对企业管理权不恰当的下放
1958年6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提出：“轻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四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铁路支线，在情况许可下，地方和厂矿可以自建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铁路支线，在情况许可下，地方和厂矿可以自建。”“邮电部除了保留北京通讯枢纽和通各省的长途通讯干线以及北京通各省的邮政干线的管理权以外，全部下放。”“没有下放的企业、事业单位，如地方要求下放，中央主管部门应该尽可能满足地方要求；如有争执，应该报请中央解决。”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提出：“中央各部委改变管理体制，精简行政机构，把大部分企业、事业和文教单位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管理……”
中央9个工业部所共1165个企业，下放了885个，下放比例为76%。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9.7%降为13.8%。下放比例最大的是纺织部全部下放，轻工业部下放96.2%；化工部91%；机械部民用部分达81.7%，冶金部77.7%；煤炭部74.1%；水利部72.5%，其他部都在60%以上，半个月之内全部下放完毕。特别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铁路、邮电、港口、航空、电网等企业下放，导致地区分割、线路不通、流转不灵。甚至还有将央企下放到街道的，本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被打乱，无法做应有的行业间的协作，导致效率降低。为了单纯追求产量，企业连续开工生产造成机器设备疲劳使用，影响了设备正常的使用年限，同时不管质量如何，国家对国营企业生产产品全部收购使得产品质量下降，废品率大幅度增高。1957年生铁合格率为99.4%，1958年至1960年为74.9%。1961年国营企业亏损103.3亿元，工业企业亏损46.5亿元，可谓乱象从生。中央直属企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从39.7%下降到13.8%。
三、 不恰当的下放财权、税收权，银行信贷管理权
195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把国家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的基层机构，除了为几个公社或者为更大范围服务的以外，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业务管理权限也交给人民公社，由公社负责管理经营。”
1958年6月10日《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凡是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的税收，应当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中央统一的征税条例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权采取减税、免税或者加税的措施”。
从1958年9月开始，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为，“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信贷制度。结果各地方银行纷纷揽储、积极放款，导致银行大量不良贷款。
“一五”期间与“大跃进”时期中央、地方投资额比较
不当的下放财权、税收权直接导致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下降。由于财物管理不健全，导致资金使用分散，浪费严重。以预算外资金为例：1957年为26.33亿元,1958年为55.99亿元，1959年为96.55亿元，1960年117.78亿元。预算外资金增长过快容易导致基建建设膨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税收权下放的结果削弱了中央财力，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1958年财政赤字为21.8亿；1959年65.8亿；1960年81.8亿。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货币，1957年末货币发行量53亿，1959年上升到75亿，1960年再上升到96亿。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61年零售价格比上一年上涨16.2%，集市贸易价格比上一年上涨2.6倍。
不恰当的下放财权、税收权、银行信贷管理权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地方政府大量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财政困难就从银行贷款，甚至直接从银行贷款发工资，不仅造成大量的不良贷款，还进一步加重通货膨胀。甚至还出现了将人民银行下放到公社，有的地方公社私自发行代人民币，地方政府的混乱可想而知。
同时，不恰当的下放企业管理权，导致企业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降低。原本用来技术进步的资金用作基建，导致大量浪费。1961年，工业企业每万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比例比“一五”期间上升了一倍，1957年生铁合格率为99.4%，1958年至1961年为74.9%。1961年国营企业亏损103.2亿，工业亏损46.5亿。
四、 不当的下放劳动招工权、教育管理权
将招工管理权下放到地方，直观后果就是，从1958年到1960年，职工人数共增加2500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有1430万人。必须指出，这也是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幅减少。再加上全面大炼钢铁，造成极大资源浪费，同时产生大量环境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土法炼钢共损失达50亿元。将教育权下放，各地大办高校，同样造成了极大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