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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家乡在苏北的某小镇，大年初二开始，笔者的父母就忙着到要办宴席的亲戚朋友家随礼，春节短短七天假，笔者家就在随礼上花费了3000多元，算上给晚辈包的压岁钱和长辈的红包，笔者家春节期间的人情往来就高达6000多元，相当于当地村民三个月的工资。在笔者的记忆中，90年代的礼金大多在20元、40元，只有至亲才会出50元。而如今，200元以下已经上不了账面，普通的礼金都在200、400元左右，至亲则要出到600甚至800元。

苏北某镇村民2015年70大寿收取礼金的账册

苏北某镇村民2016年40岁寿宴收取礼金现场

高昂的礼金之下，人情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礼金越来越重的现象并不局限于笔者的家乡，甚至可以说是全中国人的普遍经验。腊月刚过了一半，家在河南洛阳农村的刘春玲已经记了好几笔账，“舅舅家儿子结婚，上礼1000元。街坊搬家，送了1000元。腊月十九，又要去吃桌(河南地方话，吃酒席)，还得出1000元。这两年不知怎么回事，农村的礼金噌噌噌地往上涨，婚丧嫁娶、搬家上梁、孝满月、升学入伍，哪一项也少不下来。”刘春玲说到。

大学刚毕业在江苏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张洋，用“压力山大”一词形容回家过年期间的人情往来。“光说压岁钱，外婆家那边有十几个孩子，每个孩子少则打发200多则400、600，给不过来啊！”张洋哀叹。

如今人情往来名目日益增多，范围越来越广：除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以及乔迁之外，开张、工作调动等也都能办事收礼。在笔者的家乡，结婚、升学、孩子满月、一周岁、搬家，都能成为收礼的理由。

礼金越来越厚，情义越来越薄

笔名为十月的作者在《婚礼变迁中的乡村社会》一文中对比了他在四川西部农村搜集的四本礼簿。在1982年的礼簿中数额以2、3、5元为主，3元是邻里之间的随礼，5元是亲朋好友的随礼，10元、20元属于重亲。而1994年礼单上的数额则是10元、20元、100元。2002年礼簿上的数额是20元、30元、50元、100元、200元，其中20、30元是邻里之间的随礼，50元是稍好一点的亲朋，100元和200元是重亲的。另一户2015年结婚的人家随礼数额则以200元、300元、500元居多，1000、2000元属于重亲。

上图1982年和1994年的礼单来自于同一家庭，不难发现10年间他们的礼簿总额增加了10倍左右，具体随礼数额也增加了10倍，然而当地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能否追赶上礼金提高的速度呢？ 实际上，村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这些年农村地区礼金的增长。一项对偏穷的西南省份贵州的学术研究表明，从2005年到2009年，被调查的三个村，平均礼金数额年增长18-45%，而年收入却只增长了10%。礼金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翻了一倍有余（从8%涨到17%），而食品消费在收入中占比下降了，从48%掉到42%。

这些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礼金都在成倍的增加，但是原本体现亲戚、邻居之间守望相助的随礼却变了味儿。在农村，以前亲戚的孩子满月，花五块钱撕四尺花布，孩子长大了还能用；房子上梁，亲戚蒸一笼馒头提过来，匠人们吃饱了好干活。“现在送礼变化太大了，以前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互相表示一下，有那么个意思就行，现在就连亲戚同事之间的礼物也越来越‘讲究’，礼金也越来越高，完全变了味儿！”武汉市的居民王女士说。

“礼物的流动”推进了实际的不平等

早期，在农村地区，因为农业生产中需要互相扶助，某些劳动环节要提高效率以赶天时，亲戚邻居之间随礼是为了构建有利于家庭生存的社会网络，带有重要的互惠功能。然而在日益商品化的时代下，农村地区的婚礼、葬礼、寿宴上的随礼习俗却已然成为农民的负担，大大推进了实际的不平等。由于礼金上的统一，穷人即使没有能力随礼也要硬着头皮送，因为“人情”在农村有更高的优先级。相比富人，穷人花在随礼上的开支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更高。

著有《礼物的流动》一书的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大的送礼关系网（以及送礼要比之前收受的礼金更多的义务）促成了送礼成本迅速上升的增长螺旋，这对穷人来说是毁灭性的。礼金越来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社会模式并未将收入包含在内。

回溯随礼的演变，原本在仪式上祝福性，实物化的随礼现在却已完全货币化、市场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不可避免地变得淡漠和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