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一、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阶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经八个月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回到韶山

他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毛泽东《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第一个问题，读书。

“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

第二个问题，形势问题。

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

第四个问题，明年任务，

第五个问题，四年任务，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第六个问题，宣传问题。

“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

第七个问题，综合平衡问题。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第八个问题，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第九个问题，工业管理问题。

“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第十个问题，体制问题。

“‘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第十一个问题，协作关系。

“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第十二个问题，公共食堂。

“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

第十三个问题，学会过日子。

“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第十四个问题，三定政策。

“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第十五个问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第十六个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第十七个问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第十八个问题，团结问题。

“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八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

这十八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毛泽东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

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

七月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第二阶段——毛泽东回答彭德怀给他的信

彭德怀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彭德怀的信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对他触动很大。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 “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