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在这个既苍白又失语的雾霾年代，破土执意要为大家的生活添上一点颜色——红白黑。红白黑，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差异的身份和错位的时空，编码着新生代的情与欲、去与留，个性与自由的纠结和矛盾。这一次，小红来到了小黑喜欢的上海，拜访了一位原国营棉纺织厂的总工程师。90岁的袁老精神矍铄，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上海解放记忆犹新。解放前的纺织厂是什么样子的？上海解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土共”靠什么，折服了上海老百姓的心？当我们埋怨教科书和主流舆论的千篇一律时，当事人活灵活现的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从另面理解属于普通人的“历史”。
小黑:
我来到上海，一个你曾经喜欢的地方。在你心中，上海一度代表着自由、前卫和气派，是中国让你最有好感的地方。为了进一步理解你，我跑到上海来，到你喜欢去的音乐厅、书店和咖啡馆到处看看。小黑，关于上海，我觉得你看到的，只是它很小，也很表面的一部分。这个有质感的城市，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你忽略了。上海的历史其实非常复杂，她曾是殖民地，却孕育了一个反殖、反资、反封建的政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这里。解放后，它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文革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共和国的历史舞台，创办了“上海人民公社”。尽管它只存活了短短19天，它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的意义将会有一天重新浮出水面的。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它只能默默地沉在历史的地表下。
2015年6月25日，上海下着毛毛雨。通过罗老师，我第一次见到了袁先福老工程师。袁老1925年在上海出生，今年91岁了，让人惊呆的是他满口英语。当我听不懂上海话和他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他并没有嫌弃我，而是用英语与我交流。他很自豪地说，“我有两个英文名字，一个是Foch，法国有一个将军叫Foch，另一个叫Sheaffer，西华名牌金笔名，都是谐音。”
袁老一辈子在上海国棉31厂工作，经历了工厂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国营三个阶段的转变。1947年， 22岁的袁老入职申新五厂（上海国棉31厂的前身），一直干到1991年底退休。他的一生，就是共和国工业史的活字典。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经历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峥嵘岁月。
申新五厂的新职员
解放前，上海已经占据了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半壁江山。申新五厂是荣家的工厂。荣家办有一个China Textile Institute，袁老从这个职业学校毕业后分配进厂。这个学校的学生，不缴学费和伙食课本费用，还能免费得到两套制服。学校的老师来自交大，在这里兼课。袁老在这个学校修了两年半的课，最后半年到厂里实习，加起来学习了三年。他一进厂，就从副班（工厂最低级的管理人员）做起。看起来，袁老对这个学校颇有感情。
袁老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刚进厂的情况：“我是1947年2月进厂的。当时厂里的结构是这样：上面是厂长。厂长下面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一个是事务主任，管仓库和财务等等。工程师下面有三个技师，一个是管运转生产；一个是管设备和机修车间，像车床这些；一个是管检验和培训。另外，运转技师下面有两个考工，一个管甲班，另一个一个管乙班。”
从1947年2到8月，袁老总计实习了半年，工资80块钱一个月。当时发的是法币，80元是底薪。实习期满，袁老升作助理技术员，月薪100块。当时的工资是按生活指数（即定价依据）来计算的。生活指数包括四样东西：米、油、煤球、龙头细布（指棉纺织厂的本色白布）。工资等于物价生活指数再乘上底薪。当时厂里各级职工的薪金层级是这样的：公司老板荣毅仁，2000元一个月；公司的总工程师，月薪1200元；我们申新五厂的厂长，月薪1100元。袁老作为助理技术员，月薪100块。普通的女工月薪40、50块，袁老的工资，是她们的两倍。
当时的工厂实行两班制。厂里分前纺，细纱，加工三个工段，每个工段的头头叫领班。领班下面一个助手，是副班，袁老就是从副班做起的。先做加工，后做细纱，后来做到技术检查科室——工厂整一个生产流程，袁老都做过。而副班的主要工作如下：第一是每天都要结工资，因为当时工人工资按日结算；第二是要看看工人有没有违反操作法；第三就是管工人的请假事宜。
当时有一种“挨停工”的现象——工人家里有事，要请假，那袁老就帮人“挨停工”。比如，共有100个工人，实际运作只要90个， 10个人要“挨停工”。这十个人，相当于预备工，就是万一有人有事了，你去顶上去。“如果家里有事，就和我来商量。我可以让你‘挨停工’。‘挨停工’拿半工工资。另外，当时厂门口会有很多人等着。如果缺人，我们就喊厂门口等着的人。”说到这里，不禁动容。小黑，我脑海里马上浮现了一幅“资本的后备军”图景，多么触目惊心啊！
解放前的申五工人和“拿摩温”
袁老回忆，解放前的上海，工人多，岗位少，所以工人觉得，能做一天是一天，做一天也好的。当时工人的日工资最低8毛5，一般是1.3元左右。工人每周做5个日工，7个夜工。解放前，申五工人是12小时工作制，后来改为10个半小时：早班是早上7点到下午5点半，晚班是晚上8点半到早上7点，中间休息半小时。每周7个夜班，做满可以升1.5工半，即做满7个夜班可以算作8.5工。每个夜班有夜班费0.15元；每周6个日班,做满可以升1工，即做满6个日班可以算作7工。因此，工人一般不太愿意请假。
解放前的袁老虽然是副班，但他不直接管工人。工厂当时由“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的谐音，解放前为工厂工头的别称）直接招募和管理工人。他的加工车间有三个“拿摩温”。平日，工人需要和拿摩温搞好关系。一般来说，招募来的工人年纪比较大，都是已经成家的；养成工就是考进来的小姑娘，考进来后住在厂里，进入半年的时间培训期，工资非常低。对此，袁老有自己的观察：
“招来的人和拿摩温有关系，所以工人中出现了扬州帮、安徽帮等等。养成工通过培训期后，就和正式工人一样了。但老板也是要对她的工资打折，开始是打八折，后来打九折，最后才是百分百，这就是老板的剥削手段……”
“拿摩温”也不简单，她们的丈夫就是当地的游手好闲的无业流氓，即上海话中的“白相人”。小黑，不说不知，原来上海工厂里的拿摩温是女的居多。这些“白相人”穿的衣服活像“斧头帮”，胸前门襟有纽扣，是用中式布衣的布条盘成，很威风的样子。如果“拿摩温”要钱用，就把工人喊道一块儿，说我要一千块钱用，大家就要出钱给她，她就这样敛财。罗老师向我解释，这种做法就像标会一样，每个人出份子，大家轮流。“今年你拿，明年他拿，后年他拿，出份子大家一起出，先拿的人这个货币还值钱，越到后来货币贬值，拿到手不值钱了。”但在管的过程中，“拿摩温”自己就可以用这笔钱，而每个工人都被迫要出份子钱。“拿摩温”就是这样欺负工人过日子的，袁老说。一直到解放那一天。
神秘的地下党
对于解放前的地下党，袁老也有记忆。“地下党，我们公司里有一个人叫俞庆棠，她是美国留学生，她的丈夫是交通大 学校长唐文治。那时，荣老板因为要和文化界搞关系，把她请到我们公司里面来办一些活动。”俞庆棠就在申新公司办工人夜校。夜校的学生都是养成工——养成工住在工厂里面，也没有家务负担，晚上有时间，就会去读书和参与活动。他们的住处和学校，就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
另一个地下党员叫蒋华，她毕业于沪江大学化学系，到夜校来做老师。蒋华在养成工当中发展了很多党员，解放后，她到杨浦区区委做宣传部部长。
袁老当时也在这个夜校兼职教书，教英语，但不知道蒋是地下党。当时，厂里有两条线。一条是蒋华，发展女工比较多。另外一条线是陈银根，他从上海工专毕业，比袁老进厂晚半年。对他，袁老的回忆是：陈银根白天搞工作，晚上做工要打瞌睡。他发展男工，多为细纱间的加油检修工。
袁老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这个时候，地下党搞了一次罢工，大概持续了三天两夜，所有养成工全部停工了。事实上，从1947年到1949年，申新五厂一直罢工不断。那时候生活不稳定，工资经常发不出来，要用布匹抵扣工资，或是发本票。本票就是钱庄里面的支票，不是直接能用的现金，所以劳资矛盾挺严重。
我问袁老，那时候，地下党有没有发展你做党员呢？
袁老调侃道：“没有，我当时还犯错误呢。罢工后，我们公司总工程师来车间来镇压这些工人。他一来，就被工人围住了。我们这里有一个职员休息室，休息室有一个后门，有楼梯通向厂外。当时是在我的车间里面，我就和总工程师说，从休息室后面的楼梯跑掉吧。这件事情就犯错误了。到了1952年，我自觉交代，就被停止团籍6个月。”袁老是1950年进的共青团。
申五的地下党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1951年1月，国家号召青年去参加军事干校支援抗美援朝，别的厂一般只有十几二十个人报名，申新五厂却有87人报名。袁老认为，主要是因为申五之前有50多个地下党员，发动起来比较快。可见地下党的力量是很大的。
有趣的是，袁老坦承，他年轻的时候胆子小，经常跑到书店去看看书，但不敢参加革命这种事情。他对三民主义青年团也没有兴趣。然而，他的两个弟弟都是地下党员。袁老是大哥。他的二弟叫袁先禄，原先在燕京大学读新闻。不过，二弟只读了两年半大学，就去人民日报工作了，后来成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总编辑。三弟叫袁先寿，也是地下党，之前在铁路局工作，后来离休了。
一个普通职员眼中的解放
小黑，袁老并不是地下党，也没有参与地下活动。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不积极的普通职员，面对解放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呢？
袁老回答说：“一解放，大家都很开心的。第一个是因为不用抄身了。本来工厂二门口有一个铁栏杆，和现在去参观一样要排队，有年纪大的抄身婆，出来的人都身上摸一摸，有什么东西带走。第二个就是工人有托儿服务和劳保了。以前女工养了小孩要吃奶，规定每班可以抱两次奶，每次半个小时，就在厂门房旁边一个小间，家属把小孩带来，母亲喂奶。一解放，市纱厂工会就派保育员来办托儿所了。接着上海市总工会推行劳动保险条例，老百姓当然都说好。”
袁老并不讳言这是一种现实利益，但要看谁是得益者：“所以要听党的话，这里面也有功利主义，你听了他的话，你照着他做了，你就得到好处了，名利什么都上去了，就是这样一种奖励的办法，这种管理方法都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生产小组里面有五大员——宣传员，劳动员，生活员等等。这个生活员是关心人家生活，比如你家里有困难，想法补助。我们后来有三句话，想看工人开心还是不开心，就是‘上班看脸色，吃饭看胃口，工作看劲头’，思想工作就是这样做到这样深的。”
另外，袁老说，解放后，因为大家觉得三班很好，本来要做10个小时，中间半个小时吃饭；现在只要8个小时，做7个半小时，半个小时吃饭，大家都喜欢，就推广下去了。这时的袁老又回到车间里去做领班，管300多个工人。
天津小白楼和礼堂的灯泡
解放以后，袁老对工会的印象尤其深刻。袁老说：“解放后，工会就公开化组织起来了。工会权力很大，我们私营厂，厂长有很多事情都要听工会的。工会里面有文化的人不多的，我当文教委员，专门管宣传和扫盲，编扫盲教材和管小先生（老师）。”不少像袁老这样的大专毕业生、知识分子、工厂骨干，都投身到了新中国的工会工作：“拿上海来说，我是我们学校第四届毕业生。从第二届到第五届毕业生，我们学校很多毕业生在解放以后参加工会工作。我们这批人都去搞工会工作了。”
袁老当时并没有脱产，而是兼职文教委员。由于他的文化水平高，成绩又好，所以经常被派去全国总工会参与学习和交流。1951年春节后，工厂送他到全总的天津干部学校学习了一个半月。袁老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兴奋难捺。当时上海纺织系统只去了两位代表，袁老是其中之一。由于当时申新五厂还是私营厂，所以袁老学习交流期间的工资由全总发放。他说：“在天津小白楼，以前是一个美国军营。来做报告的人有文化部长周巍峙，还有一些中央委员。”
同样难忘的，还有一年前在上海市总工会的经历。1950年2月，上海成立上海市总工会，袁老作为工人代表，到河南路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开会。“谁来做报告呢，就是陈毅（时任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来做报告，在杏花楼（粤菜馆）、会宾楼（京菜馆）公宴全体代表，各约70桌。我参加会宾楼的晚宴，陈毅也来吃饭的，我有一本纪念册还让陈毅签字了。看，还滴了几滴烤鸭的酱汁。”袁老把他的宝贝拿出来了——一本发黄的小册子，里面夹着当时参会拍下的照片：“这个是陈毅。这是我的代表证。这是我们厂里6个代表。这个是马飞海，还有袁雪芬。还有这个，这个雷炳林是永安公司的老工程师，这个汤桂芬是市纺织工业主席，后来是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长，张妙根也是的老地下党员……”袁老神采飞扬，难掩激动之情。“这个会议可隆重了。当时袁雪芬坐在我前几排，她是上海越剧界的代表，上海越剧院院长。她梳条大辫子，穿了一件呢子的中山装。电影《舞台姐妹》就是以她为原型的。”
1950年，国民党政权虽已败逃台湾，但他们仍以武力对华东沿海实施封锁和轰炸，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沉重打击。其中，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是最严重的一次，史称“二·六轰炸”。没想到，袁老见证了这个艰难时刻。“1950年2月6号，二六轰炸，杨树浦发电厂受到轰炸。当时是下午1点多，我在四川路的桥上看到炸弹落下来。结果晚上河南路大礼堂照样开大会。大会开的时候电灯一亮，大家‘哄’了起来。陈毅来做报告，说一定要克服困难。但那么快灯泡就亮起来，大家还是蛮吃惊的！”
从这个日子开始，申新五厂就有每周放一天的例假了。因为当时的上海供电能力有限，棉纺织厂是用电大户，所以就实行轮休了。比如说，这个厂是星期一休息，另个厂就是星期二休息。
小黑，历史有时候并不像你想象中的沉重和无趣。当有些精英，他们是新阶级的佼佼者，在戏弄了理想和承诺后，却依附和利用着一个官僚机器过着人格分裂的丰盛生活，他们看来像小丑，一边高喊爱国主义，一边却把老婆孩子都送走了。可笑的是，给送走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受惯保护的“弱小心灵”在国外受到白眼和歧视，也都摇身一变反过来成为爱国人士了。对于这些荒诞的事情，我相信你在外面，一定碰到不少了。今天在上海，我碰到这位留下来生活的老人家，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希望，那一份对生活扎扎实实的磨难。他的故事，可长呢，如果你愿意听下去。我再说。
想念你的
小红
2016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