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中国与新自由主义”——快速回应李民骐和刘世鼎 ...

我與潘毅、盧映西有關“中國與新自由主義”的討論，好像在海內外引來相當廣泛的關注，當然這是因為話題本身具有重大意義的緣故；日前，李民騏和劉世鼎各自提供了很有份量的文章在《破土》網發表，繼續推進討論。我因為工作繁忙，加上討論中觀點紛紜、似相連又發散，各種認識框架彼此關係錯綜復雜，要系統回應必須留待長篇論述，這裏就只做幾點快速回應。

李民騏《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與階級鬥爭——與盧荻、潘毅、盧映西探討》

http://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6292.html

    觀點留待討論。有關數據來源的一點可以澄清：關於國企，我所引的是公開數據，並非內部數據。

    簡要地說，《統計年鑒》直至近年有全部國企以及全部規模以上企業的工業增加值，《統計摘要》則一直有它們的工業增加值的實際增長率，以工業產品出廠價格指數平減，就可以估算出一致的工業增加值數據系列。

    另一方面，國內生產總值是增加值概念，其中的工業部分，概念上就等於（包括規模以下企業）的全國工業增加值，由此可以估算出國企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份額。

    再另一方面，關於固定資產凈值，假定規模以下企業的產出與資本比率與規模以上非國企相等（這應該是高估了規模以下非國企的資產存量了），從同樣的數據來源中，就可以估算出國企佔全國工業企業的資產份額。

劉世鼎《誰的屈從，誰的頑抗？——與盧荻、李民騏、盧映西和潘毅商榷》

http://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6330.html

    爭論擴展到新的層面。

    毫無疑問，劉世鼎這篇文章充滿誠意，也自有其理論和現實洞察力；當然是在特定的認識框架內的洞察力，是否足以支撐其宣稱的立場或結論，這得留待系統和深入討論。

    系統回應留待另文，尤其是關乎不同的認識框架如何對應現實，這裏只有三點快速回應。

    一，我理解，政治經濟學不能替代政治理論，但是前者為後者的邊界劃定所不可或缺，也就意味著後者不可能顛覆或消解前者：沒有認定系統性的資本積累邏輯，以及在難以逾越的歷史條件中對這個邏輯的抵抗與屈從，就不可能認定階級關係以及政治的可能邊界。換一個具體說法，說“（製造）貧窮是最大的罪惡”與說“發展主義就是不顧人的尊嚴而只談豬的權利”，這兩者不只是道德選擇，而是反映了對現實的不同認識，以及認識背後的政治-階級利益。

    二，政治經濟學作為政治理論的前提，要義之一是，前者有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概念，由此引伸到（世界範圍的）國家體系，而政治的最根本最強大的決定因素正在於此。然後是體系的特定歷史體現：既然，世界範圍的超越資本主義的革命並沒有實現，在可見將來也是難以實現，那麽，“一國社會主義”也只能策略性地融入資本主義，在屈從中抵抗，由是就帶上世界資本主義在現階段的主導運作邏輯的種種弊端以至罪惡——縱使已經有（儘管遠為不足但仍是實實在在的）抵抗。

    三，關於港台的土/獨左翼，我在之前的《開始了…》和《你無法逃避民主回歸》兩篇文章，應該算是系統回應了，從上面概括的政治經濟學出發，以及從歷史出發——須知港台一直是冷戰的最前線，是整個20世紀直至今天世界資本主義圍堵革命中國的主戰場。至於說那些“冒名普世價值、攀附世界霸權的大鄉裏沙文主義的反中運動”是反新自由主義，這太抬舉它們了吧。

    以上種種，始終是我一直所強調的：在現實面前，必須辨析大道理與小道理，必須強調小道理不能蓋過大道理。從而，我的結論始終是：我們，批判應該批判的，珍惜應該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