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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国时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失败与中国经济的出路
这篇时评主要从技术层面、政策层面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政治方面的分析在其它的场合再谈。 中国经济正在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这是各方面正在形成的共识。从内部来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开始破裂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据初步统计，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到了15.4万亿元，与2014年的16.5万亿元相比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与现在不到7%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比，意味着非金融部门的长期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达到300%以上，大大超过美国2008年危机之前的水平。这是不可持续的。 从外部来说，去年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去年一年减少了约5100亿美元，与2014年最高峰时的近4万亿美元相比，则减少了约7000亿美元。这种外汇储备的大规模流失，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股市、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内外投机资本在预期投资利益下降、规避风险的情况下，纷纷向境外转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资本外逃、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国内外投机资本预期人民币将不得不大幅度贬值，为了避免贬值引起的资本损失以及在贬值之前获得投机套利，纷纷撤逃，从而反过来加重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这种局面，如果再持续几个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下降到比较危险的水平。比如，如果 外汇储备跌到2万亿美元以下，投资者信心就有可能全面动摇，迫使人民币大贬。 以上是当前经济困境的主要现象。从更根本的问题来说，中国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以出口制造业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根本改变在核心技术设备（计算机高端芯片、高端机床）以及关键能源（石油）等方面依赖进口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普遍增强，中国原有的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表现在整个经济范围，是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迅速下降，即将失去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表现在制造业部门，是中国制造业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开始失去竞争力。
楼继伟和“供给侧改革” 近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再次提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资刚性上涨 … 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仅从现象上来说，楼部长所分析的经济现象是存在的，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楼部长的建议是，深化“供给侧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合同法不仅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等等。 对此，已经有评论者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是过少而是过多”，至今仍有五分之三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六分之五的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更不必说在工人民主自愿基础上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等较为“规范”的劳资关系调节手段了（见破土网，“楼部长，搞清事实再讲话”，http://www.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6380.html） 确实，过去几年，各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但是，一方面，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工人的工资仍然是严重偏低的，中国仍然属于工资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现在工资增长速度较快，不过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工资长期停滞、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大幅度下降的一种补偿而已。 从经济学角度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眼界更加开阔、对国家政策和法律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上对“闲暇”的偏好大幅度上涨，工人实际工资水平理应大幅度提高。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由中外私营企业主导。私营企业既然号称产权明晰，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创新动力充沛，理应努力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加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适应工人工资上涨的实际情况。 楼部长也承认，我国大量的企业，之所以不适应劳动合同法等较为规范的劳动关系，就是因为它们是“代工制、外向型企业”，企业也不愿意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的职业技能。这说明，虽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国家大力推进私有化、“产权改革”，为中外私营企业创造了各种各样有利的发展条件，但是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企业仍然改变不了在国际上主要从事中低附加价值生产的尴尬局面，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够快，以至于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 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应该违背市场规律、人为地压低工资增长速度，让效率低下、已经丧失国际竞争力的私营“僵尸企业”继续存在，而应该采用近年来经常讲的“倒逼”机制，用工资的快速增长来“倒逼”私人资本家提高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上一个台阶。至于那些长期依靠低工资、代工制的低效私人企业，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允许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被自然淘汰。 从政治上说，“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绝大多数人富起来，实现“中国梦”。为了这个总的目的，工资增长速度在一个时期内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政治上是有利的，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反之，如果一看到工资增长快一些，就急急忙忙要人为地压低工资增长速度，甚至要逼迫数以亿计的基层工人长期生活在血汗工厂的残酷剥削之下，以至于他们看不到盼头、体会不到“改革开放”的甜头，这就为千千万万的群体性事件准备了群众基础，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进步的经济政策？ 抛开政治层面的约束暂时不谈，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具体条件下，能不能通过一些比较进步的经济政策来克服目前的困境、避免危机？为了与广大读者交流思想，也为了将来在政治条件适当的情况下提出一些经济上过渡的思路，下面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现在由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进步团队执政，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三个层面的。外部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持国际支付平衡、稳定外汇储备。内部来说，是避免债务危机爆发，同时在挤泡沫的过程中，避免大的经济衰退，保持必要的就业增长。长远来说，则是如何使得中国脱离依靠低工资、代工制血汗工厂在中低附加价值环节上低水平竞争的尴尬局面，摆脱对国外关键技术和能源的依赖。 先说眼前的外部问题。从技术上来说，要制止资本外流的局面，无非三个办法，即资本管制、人民币贬值、提高利率。后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利诱资本家，不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但是都有严重的副作用。提高利率，可能导致国内投资下降、经济衰退。人民币贬值，可能引起更大的贬值预期，诱发大规模资本外逃，并通过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引起世界范围经济动荡。 要制止资本外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制止或严格限制一切私人资本输出。但是，这些措施都严重违背中外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也意味着当局必须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特别是已经向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资本所承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决裂。 如果是一个进步政府，面对同样的局面，可以采取如下几个步骤。总的来说，是资本管制为主，辅以一次性的、较大幅度的本币贬值以及国内利率的逐步提高。资本管制方面，首先是撤废各项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措施，封堵漏洞，比如撤废上海自由贸易区、取缔“沪港通”；其次是对私人资本的各项长、短期投资一律实行审批制度；最后，可以逐步减少国有部门的对外投资。 国内经济方面，在债务泡沫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在私人资本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无非是两种前途：或者，债务大到其自身无法承受的程度而自然破裂；或者，主动收缩货币供给，迫使债务泡沫提前破裂。 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动促使泡沫破裂的办法相对好一些。问题是，如何将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的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可以采取“紧货币、宽财政”的方法。紧货币，就是逐步收紧货币供给、提高利率，挤破泡沫，哪怕房市大跌、股市崩溃，也在所不惜。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行业的私人企业大批破产，也会有几千万人至少暂时失业。 这时，为了减少整个经济的震荡、稳定就业局势，就要积极地、大胆地、乃至不计代价地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中央财政要敢于每年增加三万亿元、四万亿元的赤字开支（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只要这些赤字开支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形成有效资产，就不必担心中央财政资不抵债的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温家宝政府曾经实行了“四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作用。温家宝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原则上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由于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不相信公有制、不相信国有企业，将大部分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可以带来未来回报的生产性企业。此外，当时的“四万亿元”，中央财政实际上只出了一小部分，其余都由地方政府和企业自筹，从而为后来的地方债务泡沫埋下了伏笔。 未来进步政府的赤字财政开支，应主要用于生产性企业的公共投资。如果按照每十万元投资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匡算，三、四万亿的总投资就可以每年创造三、四千万个就业岗位，足以抵消紧缩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消极影响，确保整个社会就业水平的稳定和增长。 这些投资，可以与国家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比如，可以拿出几千亿元，收购各地农村闲置土地，改造为国营生态农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可以用一、两万亿元主要用于电力生产部门的去碳化（大力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交通部门的电气化（可以首先争取实现全部公共交通、市内出租车、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用车的电气化），改善环境，并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再用一部分投资来发展煤制油、煤制气，就可以争取实现石油自给（理论上，10亿吨煤炭制成液体燃料，相当于2.5亿吨原油，基本可以代替中国目前的石油进口）。 除了生产性投资以外，在积极财政政策中，也可以安排一些福利开支。但是，首先，要取缔现有的一些打着“供给侧改革”旗号、危害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比如，应当废止延迟退休的政策（除了将女职工退休年龄提高到与男职工一样的60岁，或许可以逐步实行以外），社会保险方面的缺口应当由财政统一补足。为了社会保险的长远发展，应当取消各地区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改由中央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再有，可以借着股市、房市暴跌的机会，由国家从财政支出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收购低价股票、扩大公有制经济基础，再收购一批低价住房，改造为利民公租房。 在中长期，进步政府可以进一步实行较为长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选择若干个战略发展方向，如计算机硬软件的关键部门、关键的机床和机器设备、新能源方面的核心技术等，采用“两弹一星”式的攻关方法，动员全国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实行重点进口替代，争取在不长的时间里，形成一套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雄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样，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回到十三大的经济改革路线？ 近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线、方针是错误的，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恶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是不科学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已经为多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否定。 由于迷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面对现实的经济困难，政府在决策和举措方面自缚手脚，虽然有一些稳定经济的步骤，但是由于缺乏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没有自信、不果断、不彻底，而且常常自相矛盾。一方面想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另一方面还要搞金融自由化、并且反复宣称不会背弃对国际资本的承诺。一方面，不得已采取了一些稳增长的财政刺激措施，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取扩大公有制、增加社会福利等直接有利于人民的措施，而是寄希望于给资本家减税等实际上劫贫济富的办法。 可见，如果不彻底反思、否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线，则中国经济摆脱困境无望，并且经济形势有逐步恶化的危险。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在赵紫阳主持下、小平同志所认可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关于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则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表述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承认“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把市场的作用绝对化、神秘化，在理论上仍然承认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危险性，承认“计划调节”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十三大报告主张“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认为只有在国家的“调节”下，才能“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与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路线相比，十三大改革路线可以算是比较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如果中国要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避免大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恢复十三大改革路线或许是一个能够为社会绝大多数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所接受的过渡性办法。
（责任编辑和撰稿人：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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