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九年冬以后急躁冒进再次抬头，重新刮起“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冬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纠正不彻底，一九五九年冬以后又重新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区则一直没有认真纠正。破坏和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放松或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农业集体所有制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才能与当前阶段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道仍在作艰苦的探索。

此外，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浮夸风也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加之，一九六0年提出几个大办，更助长了这种风气。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讲话中，就提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又批评有些地方变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在保持基本队有制的情况下，把收入的50%──60%以上归生产小队分配。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说： 

　　一九六0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等问题，会议同意以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作为由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条件。据此，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大约要三到五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更长的时间。会议认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生产大队的经济同样要积极发展，保留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也是必要的，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 

这次会议以后，急于由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苗头又有所滋长。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

1959年的12月上旬，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坚道，打记号。从头到尾，都这样划。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

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讨论时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了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

1960年1月17日上海会议结束后，至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在广州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召开的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二、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批转广东、山东报告再次强调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又指出：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加快过渡、想赶先的苗头；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问题上，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一、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二、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

    三、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釆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比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一个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

三、一九六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一九六0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

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

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他说， 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一九六0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6月18日，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 。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中共中央举行北戴河工作会议。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满意，满意的只是社干部。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人家没有不同意见，回去就照着这个意见作，不要忘记，不要面从心违。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信中指出：（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代中央央草拟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办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全国大好形势，占2/3的地区；又有不大好形势，占1/3地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1/3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经过5个月的工作，把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使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争1962年的农业大丰收。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批示

甘肃省委在报告中检查说：人民公社化后，全省的“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第八个五年计划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70%—80%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重、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估产偏高，谴责 以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批示指出：

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是在北戴河决议中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现在更正了。

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改变农村面貌。

四、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说：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讲话

“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O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一九六O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

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

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

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